阎小骏：徘徊与摇摆 ——香港人国家认同的集体困境
更新时间：2016-08-17 15:18:00 | 来源： 爱思想
20世纪政治科学的最重要发现之一，就是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y）对国家、社会以至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所起到的极为重要的作用。政治认同往往包含人们对三个问题的回答：我是谁？我属于哪类人？我同其他人存在怎样的关系？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关乎人对自身身份属性和社群关系的定义、感知与认可。从“9• 11”事件中冲进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民航客机到法国巴黎街头捍卫自己配戴面巾权利的穆斯林妇女，从曼谷市公共场所每天定时响起的国歌到莫斯科红场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礼炮，政治认同已经是塑造21世纪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政治认同不但决定了我们对政治社群的归属感，而且影响我们对权利、义务、荣誉、正义、是非原则等重要事项的判断，同时也涉及其他人对我们的观念以及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
政治认同问题对香港人而言从来都是非常纠结的问题，也成为2003年以来香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引起北京高度关注的因素之一。而纠结的核心就是香港和中国内地在政治认同上的相互关系。如两位本地学者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里论述过的那样，香港华人社会与中国政治、文化母体之间的关系自开埠以来始终“困扰着大部分香港华人”。他们写道：
每当遇上国家大事，如“钓鱼台事件”、1980年代事件、北京申办奥运等时刻，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华人自然是中国人；但当涉及到另外一些情况，如香港推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民主人权等，他们又自觉和大陆有别，认为自己是香港人。
两位作者认为，“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左摇右摆，心理和认知上的模棱两可，恰好反映香港华人所处之境地、所经历的历史?”
的确，自19世纪中叶香港成为英国殖民统治以来，香港人的政治认同一直都是香江的不解之惑。早期，香港华人社会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同广东省密不可分、混为一体。在1925年爆发的省港大罢工运动中，在罢工组织的号召下，短短三四个月间就有13万、14万香港工人离开工作岗位返回广东各地，造成了香港一次不小的经济危机，迫使殖民地政府须得向伦敦借债才暂时渡过财政危机。香港人身份与中国内地身份的真正区隔，逐渐萌芽于1949年之后。由于两地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差异，特别是目睹“左”的政治路线下发动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对内地经济和社会秩序所造成的破坏，使得香港人逐渐开始形成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最初感知。这种最初的感知，在20世纪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腾飞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于香港前途的大讨论和1980年代末北京的政治风波，对不断形成中的香港人政治认同也产生了较大的塑造性影响。但总体而言，直到21世纪的今天，香港华人的政治身份认同始终未能从摇摆和徘徊中稳定下来。这种不确定的政治认同，成为香港政治困局的基本背景。
根据香港大学的调查，从1997年香港回归到2014年中，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在近些年始终处于严重下滑状态。受访香港市民中选择“中国人”或者“香港的中国人”两项人数占总受访人数的比例。在所有年龄组，这一下滑趋势都是十分显著的。香港人在政治认同问题上的摇摆和困境，本来是长期遭受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特殊历史后果，是历史的偶然；但回归后，一些人仍然运用各种手段和途径希望将由历史造成的、香港人在政治认同问题上的迷茫借“一国两制”的特殊制度安排予以保留甚至永远传承下去，意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之内建构起一个政治上的“异邦”。若予以认真辨析，可以发现香港社会在政治认同上的模糊和分歧大致存在三方面的显著影响。
第一，香港人国家认同的长期缺失可能使中国对香港的管治本身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认同本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常态组成部分；但香港独特的殖民地历史造成了香港社会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真空”现象。一方面，多年殖民管治的浸染，使得香港人与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国──产生了相当的区隔感，并导致回归后香港社会的不少成员对于认同中国这个现代国家存在心理和认知上的障碍。但是，身为殖民地居民和血统意义上的华人，香港人既不能拥有、也不被港英政府要求拥有对于英国的认同。英国在香港建立的是殖民地统治秩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甚至空间聚落上把殖民地的英国精英与普通华人社会几乎隔绝开来，令本地华人社会亦无法建立起对英国的认同。因此在中国和英国“两不管”状态下，除少数获得英国公民身份的华人外，香港人的国家认同长期以非常独特的形式出现了缺失状态。国家认同的空白不能不说是香港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
第二，与国家认同的缺失相连的，是香港社会在回归后如何看待内地及如何处理与内地关系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无法形成共识。由于在国家认同观念上的混沌状态，使得香港社会在回归后不但不能在如何处理与内地的关系上形成共识，而且在几乎所有的“跨境问题”都引发严重的社会争论。但无论是高铁计划还是双非儿童，这些争端的核心都在于两个问题，即：回归中国后的香港应该同内地建立起怎样的关系？以及香港在与内地的关系中应该处于什么位置？融合论者认为香港应该积极加入到内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并藉此继续发挥香港的优势和独特作用；而隔离论者则认为香港应该与内地继续保持甚至巩固相互之间的区隔，并藉此完整保持香港的独特性和自主性。而即便在已经开展的与内地交流和交往过程中，香港人应该如何定义自身的位置的问题也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第三，国家认同的缺失，还严重影响香港人的国际观。国家认同的缺失，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香港社会无法清晰定义自己在国际上的位置以及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香港究竟是中国最繁荣的经济城市？还是亚洲的国际都市？还是不代表任何国家的全球自由港？香港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究竟是代表中国最现代化的一面，还是仅仅代表自身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西方殖民统治后，香港社会如何能够在回归后以平等、自然、不卑不亢的眼光看待往昔的殖民者，仍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学习过程。在这一点上，香港的某些老一辈政治人物热衷于到西方国家的政府和议会就“一国两制”和香港问题反映情况、争取国际支持的做法实在有待商榷。实际上英美等西方国家秉承现实主义的对华外交战略，极少对香港政治人物的类似行为作出官方的积极响应，常常也是敷衍了事；但这仍然没有减低个别香港政治人物不断重复这些行为的乐趣。香港的回归，由于没有经过“去殖民化”的过程，香港与西方阵营的相互关系始终未能得到厘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对于特区管治和国家整体安全的潜在威胁。香港有识之士自然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2013年初，哈佛大学教授、曾荣获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及“沃尔夫数学奖”的香港学者丘成桐在明报月刊专门撰文指出：
九七年回归时看着英国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上时，真是感动不已。两百年来国家民族的耻辱终于去除了，这是我曾祖父、祖父以至父亲都期望着的一天。我想中国人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作主，可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殖民主义者再不能假借自由为名来欺负香港老百姓了。
香港回归时，电台访问我，问我期望甚么，我说香港有一个独特的位置，有一流的大学，有很好的人才，可以成为一个引领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大城市。但是曾几何时，我在媒体上看见的大都是抱怨和灰色的事情，实在令人失望。在民间，老百姓示威游行，抱怨中央干涉太多。我发觉我在港的很多朋友并不赞成游行的口号，我也觉得奇怪，难道中央参与香港的事务比当年殖民政府还要多吗？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起港英旗，忘记我们祖宗曾受英国凌辱，也忘记了先烈们为国家流的血。
香港社会在政治认同──特别是国家认同问题──上的摇摆和不确定性成为回归后特区管治的一个重要障碍，也是中央政府与香港社会之间建立政治信任的重要障碍。巩固的国家认同的缺失，不但影响到香港人对自身政治身份的定义，而且阻滞了回归后的香港特区与祖国内地建立起和谐、健康的相互关系，同样影响了香港在后殖民时期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平等交往。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央政府把香港作为完全可以信赖的国家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实在太低──因为金融安全首先需要有政治安全的保障。2014年北京临时取消亚太经济贸易合作组织（APEC）财长会议在香港召开的安排，是中国外交史上非常罕见的做法；但直接反映了在当前的政治状况下，中央政府对以香港为场所开展国家级经济外交活动存在的安全顾虑。这仅只是京港之间的政治信任关系被摧毁所造成的后果之一。
香港的心结
毋庸讳言，香港社会和中国内地在20世纪都曾经历过十分复杂而特殊的历史过程。香港社会在国家认同上的迷失，与这些历史进程所造就出的极为复杂的心理图景是分不开的。就北京而言，要了解香港政治的困局以及寻找帮助香港走出困局的道路，就需要了解香港社会真正的心结所在。
在香港社会色彩斑斓的集体心理图景里，首先映入眼帘的必然是香港社会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缘而形成并传承下来的避难者心理。由于20世纪中国内地频仍的战争和政治动荡，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与内地得以隔离开来的香港，成为很多战争和政乱受害者逃避厄运的避风港。香港人口的基石就是由这些“逃港者”所奠定；无论循正常还是非正常的途径来港、无论是因为躲避国共内战还是逃避“文革”，无论是由于个人的政治抑或经济动因，这些在不同时期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江谋生的南下移民都有或多或少的逃难者的形象和心态。而香港当代社会的构成，从源头讲，除原居民外，就是由这样不同的逃难者组成的环环相扣的小区所构建的。这种集体的难民心态首先是基于对中国内地的恐惧心理，希望与中国内地保持安全距离，并永远保持香港作为政治经济避风港的地位。由于逃难者生活的不安定和艰辛，也是他们之间的组织网络更加依靠熟人之间的信任、而排斥陌生人（特别是新到的陌生人）的加入。内部团结而对外排斥几乎是任何型态的避难者小区所拥有的集体心理，香港自不能外。同时，由于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也使得香港社会的集体心理在传统上比较乐于见到内地不好的、落后的一面，而有意忽略内地的发展和变化，以利于自身心理上的安慰和修复。但这种集体心理传承到年轻一代，便造就了香港社会对中国母体实际上总是或明或暗持有一定的恐惧和厌恶心理；经过家庭和同侪教育代代相传，最终在21世纪形成香港社会极难建立起与中国内地良性关系的重要障碍。
其次，20世纪特殊的历史进程也造就了深藏在香港社会集体记忆之中的受害者心理。香港的华人移民，很多是中国内地历次政治动荡、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而受害者心理主要表现在持续的不安全感以及对政治权力的高度敏感。这种敏感也可以部分解释香港社会为何在不少时候会给外界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感觉，甚至香港社会有时会如同唐吉诃德（Don Quijote）般同自己制造的风车作战。正是因为这种对政治权力的敏感，使得香港社会的社群生活极度政治化──不少实际上并不特别涉及政治的社会问题、经济议题甚至民生议题都会被包装上对权力的恐惧幻想，从而被政治化。如京港高铁的建设计划、双非儿童问题、单程证移民问题等社会和经济问题，往往被认为是“殖民阴谋”、“政治操弄”、“中港融合阴谋”而受到非常政治化的攻击和指责。2012年1月，几位香港市民在尖沙咀海港城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零售店橱窗外摄影时，遭该店保安以保护橱窗设计知识产权为由予以阻止。涉事市民声称，D&G职员曾表示若果是中国大陆旅客，则可以摄影。此事被发布于本地网上讨论区后，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1月8日，近千名市民响应网上号召，于下午3时许到风波起源的D&G分店外聚集表示抗议。集会期间，不断有人高呼“可耻”、“道歉”等口号，亦有新人专程前往拍摄婚纱相、毕业生拍摄毕业相以示对示威活动的支持。事件持续数日，最终以D&G总部发布道歉声明而告一段落。D&G事件是香港社会自回归后集体心理中尚存的“受害者”一面的集中爆发。
伴随着受害者心理而来亦有“弱者”幻想；即便是在己方已处在绝对优势地位的领域，也会时刻感到有可能被攻击或消灭的危机。譬如，对于代表香港本地社会的文化标志广东话和繁体字，在“一国两制”架构下，北京实际上从未有过任何要做出更动的政策或措施；甚至广东省的粤语广播电视能够在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中得到例外优待，也正是以照顾港澳观众的理由而得到北京首肯的。但香港社会也会对明明处于极为强势地位的粤语和繁体字产生莫名恐慌，并在不少方面反应过激；连正常的、对香港中小学生个人前途有利的有限普通话教育也认为是来自北京的政治打压，更为极端的人士甚至指责访港数日的内地游客不能用粤语交流、是对本地文化甚至“高度自治”的践踏。这不能不说是受害者心理在日常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体现。
再次，与香港特殊的历史进程相联系的还有香港社会对深圳河以北的政治体系所长期抱有的政治帝国幻想。这种政治帝国幻想是多面的、复杂的。它既包括香港作为中国南端的一城对政治母体的依赖，又包括香港自我描画出的政治、文化上的弱者形象与庞大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母体之间在权力关系和相互影响上的不平等与不平衡。香港人的俚语中习惯于称呼中央政府为“阿爷”，成也阿爷，败也阿爷。举凡股市、楼市、汇市甚至经济景气的涨涨跌跌，无不被香港社会用阿爷来作解释。这种市井的逻辑却真实反映了体积庞大的中国本土在香港人的集体心理中所投射下的倒影。香港人集体心理中的帝国幻象激发出其作为想象中的、受到权力欺凌和威胁的“弱者”的高度自我防护意识。因此，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香港人的思维方式、处事办法以及行为结果无不与面对庞大的中国本土时内心的恐惧和无力感紧密相关。在中央商讨香港回归事宜时，香港中产阶级曾爆发的“移民潮”即是明显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一两年在香港兴起的“城邦自治”、“自主修宪”甚至“独立建国”等思潮，无不是由这一政治帝国幻想所带来的恐惧感在本地政治思潮层面的展现。
最后，深藏在香港社会独特的集体心理背后的还有历史形成的优越感和代际相传的对于中国内地政权的负面情绪。中国内地和香港在19?20世纪的一百多年间所经历的迥异的历史过程，使得两地之间无论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还是管治质素、司法保障方面都曾存在鸿沟。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香港经济在国际冷战的大环境下趁机得以飞速发展，成为了国际知名的自由港、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更是让这座城市在整个大中华文化圈内散发出炫目的光彩。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差距，使得香港社会对于中国母体往往抱有强烈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由于历史的惯性，被传承到回归之后，令香港社会往往以固有和静止的心理和观念模式看待正在以惊人速度经历发展变化的中国内地，由此形成观念上落伍于时代的落差。
另外，香港在历史上作为主要接纳来自内地的避难者的自由港，人口的来源和组成结构亦决定了香港的第一代移民多数对中国内地的政治权力抱有天然的、程度不一的负面情绪──从厌恶、恐惧到抗拒、反对──并且通过家庭和社会教育将这种情绪传递到年轻一代。香港社会在看待和处理与中国内地关系的集体社会心理背后，深藏着这种优越感惯性和获得性仇恨互相纠结浸染而产生的复杂情绪。这种基础性的社会心理往往是不论意识形态分野，为政治意识形态光谱上处于左、中、右不同位置的香港社会群体所共同拥有。
回归以来香港人的集体经历同样不断往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里增加新的内容和凝聚力。2003年香港全城在传染性疫症的威胁之下，同心协力、众志成城对抗疫魔并取得胜利，这使得香港人在回归后第一次通过共同经历加深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在中国文化里，“共患难”从来都是建设共同体认知的最有效途径。另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则是2010年8月23日突然发生的马尼拉人质事件。当日上午九时半（马尼拉时间），被革职的菲律宾国家警察前高级督察罗兰多• 门多萨（Rolando Mendoza）持枪劫持了一辆载有香港旅行团的旅游巴士，车上共有25名人质，大多数为持有不同旅行证件的香港人。香港媒体对事件进行了持续报导，特别是晚间该事件进入最后关头时，香港各主要电视台都进行了现场直播。无数香港人聚集在电视机前，当看到枪手行刑式射杀人质时，香港社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共同的愤怒和无助。事件共造成香港居民九死七伤。在随后的外交交涉过程中，香港社会展现出从未有过的同仇敌忾，向两任特首（曾荫权和梁振英）领导下的港府施加了巨大民间压力。这种创伤性的共同经历和记忆，大大加速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在21世纪的构建和深化。
香港社会的独特的集体社会心理是同这个城市在上一世纪及本世纪所经历的独特历程无法分开的；它来源于香港社会的共同记忆，也是构成香港社会集体身份的认知基础。不能不说，在21世纪的今天，香港社会的集体心理的不少构成要素对于未深入了解这座城市历史的人来说已经过时甚至可笑；然而，作为社会共同体所分享的记忆和情绪，改变起来是非常缓慢的，不可能随着政治情势的变化而发生暴风骤雨式的剧变。在理解和处理香港政治困局的过程中，如果不承认甚至无视香港社会现实的集体心理和共同记忆的存在，将会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实际上，1997年以来香港政治中曾引发社会争论和分裂的主要议题，无不与香港社会复杂的集体心理图景之间存在着重要关联，为政者不能不察。
深圳河的两边
发源于梧桐山的深圳河，古称“明溪”，自1898年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后更名为深圳河，成为香港新界与中国腹地的界河。这条长37公里的河流，流经深港约312.5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把港英辖下的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辖下的中国内地区隔开来。但深圳河不仅仅是地理的分界标识，它更是社会及文化意义上区分两种制度、两种生活方式和两种身份认同的分隔线。长期以来，生活居住在深圳河以南的香港居民已经习惯了使用复杂的眼光看待界河的另一边，并以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这是北京需要尊重的历史和政治现实。
但是，身份认同的独特性并不应妨碍香港社会在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大家庭后重建国家认同。1997年以来，香港社会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缺失，已经成为明显阻碍中央政府建立对香港社会政治信任的主要因素之一。实际上，中国各个主要文化区和主要都市--从京派文化到海派文化--都存在各自不同的地方文化认同。这些地域性的文化认同并未妨碍中国各地区民众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框架下建立起对政治主权国家的共有认同。显然，也只有在对政治国家认同得以确立和保证的情况下，不同地方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才能得到保障。
香港社会在回归后尚待解开的第一个心结，就是如何摆正香港的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业已全面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8年的情况下，不应该也不允许存在把香港的身份认同和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对立起来的政策和做法，更不应该存在否定中国认同甚至侮辱中国国家认同的行为发生。显然，在国家认同淡漠甚至受到敌视的地区，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务必然是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领土统一和政权安全。只有在国家政治认同得到充分确立、国家政治秩序得到充分认可、国家政治标识得到充分尊崇的地方，中央权力才可能赋予地方社会以更大空间来繁荣属于本地区的文化图景和小区意识。
在政治认同这个根本性和原则性的问题上，香港特区政府、香港精英阶层不应对民意采取迁就的态度；相反，特区政府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与社会的沟通；通过卓有成效的政策引导，有针对性的改变历史形成的香港社会对内地存在的疏离、敌对和恐惧的心理状态，改善香港居民对内地的态度，以开放的态度处理香港与内地的关系。特别是在处理国旗、国徽、国歌等国家标志以及国家的统一语言、文字等问题时，要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带头使用和尊崇国家的统一标识，以具体而微的形式促进国家认同的建立和巩固。驻港中资机构亦应以此作为自己的重要社会责任，积极帮助香港社会建立其对国家的基础性政治认同。
另外，就中央政府而言，在处理香港的政治认同问题时，似宜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首先要尊重和承认香港历史的特殊性和香港社会在集体心理和身份认同两方面的独特性。在建立国家政治认同的过程中，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揠苗助长。中央媒体也有责任引导内地社会对于香港的看法和观念。 对于中央惠港措施的宣传要适当得体，不能走向极端和偏颇。无论是“自由行”还是“东江水”、无论是“沪港通”还是农副产品供港，就中央政府而言应看作是自己对香港特区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正常的双边贸易和经济活动，不应在宣传上进行过分渲染，以致造成反效果。实际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央政府对港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回归后都无不呈现在港人高度关注的目光之下。恩怨是非，应该留给香港社会和香港舆论来进行适当评判，而不宜自我评判、自我宣扬。相信香港市民的眼光是公正也是理智的。
要解开香港社会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境，钥匙还在香港。在21世纪，香港社会有责任以发展的目光看待自身的身份认同、国家政治认同和两地关系等重大问题。而国民身份的教育是每个现代国家都必须进行的工作，也是在政治上建立互信的必由之路。香港社会可以也有权参加到国民教育的内容大讨论中，适时监督国民教育的开展情况，纠正国民教育开展过程中不适当的做法，但抗拒、排斥乃至丑化国民教育则绝非香港社会与北京建立政治信任的适切做法。如果国民教育在香港社会不能有效展开、国家政治认同在香港无法确立，香港政治将很难走出困局；而在那样的状况下，国家政治认同这个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将不得不成为政治上区分敌、我、友的标准，甚至成为政治忠诚度的量度标尺。如果真的发展到那一天，不但整个香港政坛会被形形色色的政治投机分子充斥，真的问题和真的人才也会被遮蔽和湮没，甚至连香港自身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也可能在此过程中遭受到毁灭性打击。那一定是所有爱护香港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6年8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