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该主动疏远哪两类学者？

更新时间：2016-10-10 17:38:03  |  来源： 国关前沿通讯

解构西方社会科学：10个学术案例

之前的第一篇文章归纳了中国社会科学界中支持“中国学派”与质疑“中国学派”两派学者的观点，以及支持“中国模式”与质疑“中国模式”两派学者的观点。同时认为，两派学者之间的共识远远大于分歧，存在对话和弥合的基础。就“中国学派”而言，中国国内有四个代表性的机构一直在推动其发展，取得了很多成果：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研究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刚刚出现不到20年时间，在理论基础、方法技术、研究成果方面均无法和西方相比。但处于年幼阶段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却已经意识到，照搬西方的范式并非未来发展的正途。从学术上，完全接受西方范式，并不利于中国学者有更多的创新成果，目前中国学者取得的一点点新成果恰恰是在一定程度上质疑西方理论和范式的基础上才做出的，中国学者在国际知名杂志上发表的数量极其有限的文章也往往具有一定的中国学术特色，并非循规蹈矩地模仿美国的方法路径。在成果的转化上，只有先以中国的具体问题为基础，解构西方社会科学，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以下列举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10个学术案例，供参考。

1. 民主的衡量

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如何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民主程度，是一直困扰政治学学术界的话题。例如，很多英文杂志上的国际关系学术论文中，都将“民主程度”作为自变量之一，以此提出假设，检验民主程度对某一个因变量是否有影响，似乎成为西方学者写学术论文的习惯。不同的数据库又给出了不同的衡量民主的标准。正如前面所说，概念转化为次级概念，再转化为指标的过程，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过程，很难比较哪一种转换方式更好。这就如同大学的排名一样，每一家的排名方式，都是基于量化的，形式上都是很科学的。但哪一个指标最重要，以及各种指标之间如何划分权重，则是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因此这就导致各家排名的结果大相径庭。类似地，对民主的界定毫无疑问受到各种主观价值、历史背景、文化因素的影响。欧美现代社会科学对民主进行测量起始于二战结束后时期，在 1954 年到 1965 年期间，总共有 2080 项不同的民主指数问世。民主测量表现为不同的类型，主要原因在于定义不同，不同的民主概念决定了民主测量方式的不同，政治文化也会影响测量方式。测量的指标越多，就越容易引发争议，有的民主测量甚至将环境问题也列为测量指标。此外，民主测量除了意识形态因素之外，还存在数据来源、涵盖范围、编码、聚合、信度方面的问题。例如，著名的经济学人民主指数，就存在信度的严重问题，他们所谓的“专家评估”没有清楚地告诉大家是什么样的专家，实际上很多人根本不算专家。而且经济学人民主指数过于倚重民意调查数据，但各国之间的民意没有可比性和规律性，而且统计程序不对外公布，而且很多国家根本没有做公民态度的调查的条件。

西方多数学者将选举和竞争性政党看作衡量民主程度的最关键指标，有选举和多党制就是民主，没有就是不民主。可是，由于按照西方价值观，他们普遍不喜欢普京、内贾德和查韦斯，因此西方媒体就把这些完全是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说成是“独裁者”、“流氓国家”，这显然自我矛盾。在中国学者的文献中，更重视的不是民主制度运行的过程，而是结果，即制度绩效。衡量制度运行结果的标准可以分为三个：第一个是民主制度是否能够保证社会的秩序稳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民众基本需要；第二个是能够让民众参与政治，第三个是制度能否自我调整和自我纠错。从时间维度上讲，对于民主的测量不能只聚焦于民主现状，历史维度无疑是必须考量的因素，历史维度也应该作为指标之一。现在中国学者为了打破西方话语霸权，也在制作自己的数据库，而且取得了成果，例如华东政法大学推出了一个“国家治理指数”年度报告。而且，在任何国家，民主都表现为一定的规则，而规则是由人来制定的，制定者可以以任何方式来宣布自己是遵守民主原则的。美国大选的选举人票制度是为了保护边缘地区和人口稀少的州的利益，同时防止极端性的小政党上台。党内初选过程中的一系列限制性条款，是为了保护职业政治家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当时总谩骂美国共和党的党内初选制度。美国修宪的三分之二原则提高了门槛，也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利益。长期积累的结果是，美国民众不再相信职业政治家，而宁愿支持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疯子来当总统。

2. 民族主义

康奈尔大学副教授Jessica Chen Weiss的新著Powerful Patriots主要研究的是中国政府如何“管理”与“利用”（而非“操纵”）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如何控制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何威权国家政府在不同时期对民族主义运动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与政策——有时是支持，有时是默许，有时是压制，有时则是明确取缔。在1999年“炸馆”事件中，中国政府允许民众进行反美示威；但是在2001年的“撞机”事件中，政府则禁止了类似的活动。同样，对于反日示威而言，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对于台湾问题，中国大陆也有少数民众也要求举行示威游行，以警告台独分子，但中国大陆政府从来没有批准。

作者建立了一套威权国家如何“管理”和“利用”（而非“操纵”）民族主义示威活动的理论，这一理论包含国内国外两个因素。在国内层面，领导人必须维护国内的稳定，有必要对这种活动进行限制。但限制民族主义活动也是有代价的，反过来也可能会破坏国内的稳定，因此领导人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审慎的选择。在国际层面，威权国家的决策者可以利用民族主义，以此作为外交谈判的砝码，提高讨价还价的空间。如果威权国家政府允许民众示威，那么就是在向谈判对手传递信号，表示自己的强硬决心，逼迫对方让步；如果威权国家的政府对民族主义示威采取压制态度，也是在传递信号，即表明妥协的意愿，或者展示灵活性。作者认为，大众民族主义既是一个外交累赘，也是一个潜在的优势。对中国政府来说，民族主义既是一个弱点，又是力量的来源之一。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抵御外来侮辱和挑衅，那么民众就会认为政府软弱无能，就会损害政府的合法性；反之，如果民众将政府看作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就会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当中国领导层发出信号，表示捍卫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决心时，中国政府就可以利用民族主义示威，以此作为谈判筹码。当街头抗议可能损害政府提升外交关系的努力时，中国政府就倾向于约束民族主义。但约束民族主义情绪和排外示威是有代价的，会经常被指责为不爱国或者不民主，不利于政府的合法性。不过，政府不会一味放纵这种示威游行，不会任凭这种示威活动阻碍政府在外交中的灵活性。

不过，白洁曦的论述缺乏足够的资料作为支持，有一些关键的证据她无法拿到。政府是否真的能够精明到可以自由控制民众民族主义活动的程度，他们本身有那种想法吗？是否有那个想法和能力，恐怕作者对此有所高估。而且，管理民族主义活动，本身就是充满风险的行为，弄不好会起到反作用，不利于政府的合法性，政府有必要冒风险去提高自己与外国博弈的价码吗？此外，作者某些逻辑是自我矛盾的。目前很多中国学者正在Weiss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批判性的研究，近一段会出现很多成果。 

3. 修昔底德陷阱

2012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Graham T. Allison首次使用了“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一词，描述当今的中美关系现状。很快，这个词变得流行起来，为学界、政界所关注。之后，很多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历史学者进行了大讨论。

有的老师认为，我们要认真挖掘经典中修昔底德的真意，不能进行简单的历史类比。陈玉聃认为，从实力对比而言，斯巴达当时并不算霸权国，雅典也并非崛起国，他们都无意争夺希腊世界的统治权，这一情境无法被扭曲和简化为崛起国和挑战国之间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因此，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与中美关系没有可比之处。熊文驰认为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是由于不明智战略的恶果导致的，而不是由于霸权转移导致的。可以这样说：研究者用预设的范式和熟悉的标准来研究经典文本是危险的，正确的方法必须是从经典作者自己的情境中去理解他们，不能忽视某个思想的历史背景。张锋认为，我们不一定需要这样一位时空间隔离我们如此之远的古希腊人帮助我们理解中美关系。有人拿这个概念来表达对中美关系的担忧，不一定符合修昔底德本人的初衷，这会误导我们对中美关系的讨论。他认为，如果崛起国实力的上升是与霸权国爆发战争的根本诱因，那么中国就会被锁定在中美关系恶化的被告席上，因为美国永远都能辩解说自己冲突性的对华政策只是源于对中国崛起的正常安全忧虑。如此，改善中美关系的责任将被推到中国身上，因此这个概念对中国处理对美关系是多么的不利和被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可以使用自己的概念，如“荀子突破”。因为荀子认为，虽然原始状态下人们的私欲能导致纷争，人们却能制定出礼义来限制纷争并促成合作。不仅西方人能听得懂，而且有利于中国的利益。毛维准认为，相对于“国强必霸”，人们对“霸衰则战”的政策关注力与话语建构能力明显不足。我们可以进一步剖析，避免将“修昔底德陷阱”的责任全部归结到作为崛起国的中国身上。片面强调“国强必霸”一方面可能源于西方政策界之“傲慢的偏见”，因此中国学者应该对此给以正面的回击。历史学家钱乘旦的分析更加高屋建瓴。他认为，在西方思维模式中，斯巴达一向是强权、专制、军国主义、蛮横无理的象征，雅典则代表着民主、自由、理性、智慧等等，是西方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一定是正确的，斯巴达必定是邪恶的。西方的逻辑，中美是价值观完全相反的两个国家，拿“陷阱”的思维去定位，它想说什么其实已经昭然若揭了！因此，这个理论受到西方的欢迎是不足为怪的。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是不公正的，两个集团都应该承担责任。

关于这个词的辩论，更多的反映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以及整个社会科学界的话语权的问题。如果与西方人进行争论，才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争论不应只是中国人内部的争论。

4. 中国崩溃论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前年突然来了一个观点上的180度大转弯，加入“中国崩溃论”支持者的队伍。过去发出此类言论的往往是记者、律师以及像Minxin Pei和Gordon Chang这样的善于哗众取宠并且不是很严肃、学术成就和同行评价并不高的学者。而沈大伟与他们不同，他被认为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后来沈大伟又多次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澄清，说“要告诉中国朋友，我没有说过中国崩溃，我并不希望中国崩溃”、“不是我的观点变了，是中国变了”。

关于沈大伟算不算“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很多人的看法完全相反。就在沈大伟发表言论的不到两个月之前，国内学校曾经发表了一个“美国知华派专家评估项目组初步报告”，列举了排名居前20位的美国知华派专家，其中沈大伟排名第二位。不过，据笔者向一些美国教授了解，沈大伟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在学术圈内的名声都并不好。就学术贡献而言，美国汉学家比沈大伟功底深的人有很多。像贝淡宁（Daniel A. Bell）这样的学者，尽管在美国学界不是主流观点，但是人品没有什么问题，功底很深，同行评价非常高。沈大伟的著作（包括之前一些在中国很受欢迎的著作）只能勉强算是学术作品，介于学术著作和大众读物之间，当然比Minxin Pei和Gordon Chang这样的善于哗众取宠和靠学术来谋利的学者水平要高不少。但汉学界里面很多人不知道比他水平要高到哪里去了。听过沈大伟讲座的人都知道，尽管他善于秀中文，但中文并不好，说得很慢、发音很不标准。而很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的中文都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平。有的美国学者和在美国工作的华裔学者甚至感到很奇怪，觉得为什么中国那边把沈大伟的话这么当回事呢？美国人都没有太看重过他，没把他的话当回事。沈大伟的立论，显示出专业水准的欠缺。他自称对很多中国高官进行了采访，把这些官员的抱怨性质的话作为自己分析的依据，但这是一种极其不认真的学术态度，让人怀疑究竟会不会做学术。

沈大伟改变自己观点的动机是什么？他自己并没有掩饰。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他明确提到自己多么多么怀念2009年之前的中国，以此作为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他认为，2009年之前，中国是由“开明派”执政，对他这样的美国学者非常欢迎和重视，总是给以很高的待遇。但2009年这位“开明派”退休之后，不仅中国走向了保守，而且他本人也逐渐受到了冷落，三年之后在中国影响力变得很低。显然，他是以自己在中国的待遇作为分析判断中国的好坏标准。据他的美国同行介绍，他以和中国一些副国级高官有所往来，因此自以为比他的美国同行有更多的资本，因此非常看不起不少美国同行，往来不多，因此在美国其他汉学家同行的眼中，他的形象并不好，不愿意和他有学术交往。但他在中国被冷落之后，要想在如此杂乱的声音中“被听到”，维持其影响力，恐怕只能用过激的言论制造点标新立异的“观点”来。沈的言论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美国学界中少数人的机会主义，为了维持学术影响力不惜使用各种办法。这也为中国学术界提了一个醒：我们以后是应该更重视美国学术圈中那些学术功底扎实但是观点可能会与中国保持某种距离的学者，还是重视那些学术功底很差而且同行评价不高但善于阿谀奉承中国人同时又善于变化的美国学者？与某个美国学者打交道之前是否应该多了解一下他在学术圈内部的同行评价？

5. 战略文化

战略文化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真正对这个概念进行比较精致定义的是江忆恩（Alastair Johnston）。战略文化是一个具有国别性的概念，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战略文化，有长期的稳定性，并且假定这种文化一定会影响到外交决策者的行为，同时假定战略环境以及对其做出的反应都是历史建构和社会学习的结果。战略文化意味着否定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因为结构现实主义不承认国家行为受到文化的影响，只认为国家行为受到权力对比的影响。战略文化理论应该算是建构主义的一种，建构主义都坚持认为国家体系具有历史性。战略文化理论的研究目的就是要证明战略文化作为国家行为的一种思想性来源。

江忆恩通过对中国古代兵书经典《武经七书 》以及明朝 10位大臣的奏议进行文献分析，并绘制了综合认知图，江忆恩认为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占支配地位的中国战略传统与西方的现实政治传统中的关键成分并没有太大不同。事实上，中国的战略文化属于强现实政治类型，孔孟儒家和平思想并没有真正影响到中国的行为。并且江认为，这些强现实政治假定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的国家体制之间一直存在——从无政府状态的战国时期到等级制帝国，再到后冷战时期。为了控制结构这个变量，江在中国历史上寻找这样的时期，认为只要控制结构的变化，就可以确认战略文化的作用。他认为，中国明朝非常合适。同时作者考察随着结构的变化，中国战略文化的内容是否在不同的时期保持相对稳定。江发现，强现实主义的存续与特定的权力分配无关，而与一种特定战略文化的传播有关。

江的著作在90年代末发表出来之后，据说在美国学界推动了“中国威胁论”的浪潮。这本书显然是给“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更多的学理上的支持。据传，江曾经把这本书赠送给自己的老师亨廷顿。亨廷顿看了以后，说“这本书改变了我对中国的看法，原来中国的文化是如此具有进攻性的”。江忆恩对中国战略的研究，比较注重科学化，因此受到同行的承认。学者认为他的研究有严格的概念定义，而且有严格的检验步骤，给出了检验和操作战略文化这个概念的办法。当然这种观点受到了很多同行进行了批评。大致来说，批评有如下几类。第一种认为，江忆恩选取了太多的兵书文献，而兵书中的思想并不代表中国主流的文化，而且他研究的只是武将的战略偏好，而没有研究最高统治者即皇帝的战略偏好。并且，有学者用同样的“认知图”的方法，检验了中国明朝皇帝已经深刻地内化了儒家文化。还有批评者认为，江忆恩仅仅选择明朝作为案例分析，尤其是选择明朝—蒙古关系进行分析，过于偏颇，因为明朝—蒙古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不能代表整个古代中国的战略行为，因此应该扩大时间范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认为，真正决定中国战略行为的，是中国所处的规范结构，而不是中国内部的战略文化，中国处于什么样的规范结构之中，就会具有什么样的行为，规范发生变化之后行为也会发生变化。明朝与蒙古所处的规范结构，与明朝与高丽之间的规范结构不同，也与汉朝—匈奴之间的规范结构不同。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很多学者指出了江忆恩著作中的严重问题，但却鲜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替代性的系统解释。这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学界似乎逐渐接受了他的解释，无人能挑战。有些学者做过这样的尝试，但效果不佳。王元康博士的著作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否定了文化对于战略行为的作用，重新回到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中。但他的研究又导致了新的严重问题，依然备受争议批评，似乎他对中国的解释要比江忆恩还具有“进攻性”或“侵略性”。最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讲师张锋的新著Chinese Hegemony: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ast Asian History基本代表了相关领域目前取得的最高成就。张锋将“关系主义”发扬光大，他同样研究的是明朝中国的对外关系（比较明与朝鲜关系、明日关系、明蒙关系），对江忆恩、王元康的观点进行了系统性的超越。张锋不仅研究了中国对邻国的战略行为，还分析了中国维持国际制度的方式，他认为等级制是有不同程度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中国的儒家文化战略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张锋的解释真正超越了江忆恩的理解。

6. 协商民主在中国究竟有没有作用？

传统观点认为：威权政体缺乏政治合法性，而且过多地依赖于高压政治才能维系，所以极其不稳定。的确，中亚地区和北非的政治暴乱层出不穷。但反观中国，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挺过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危机，并且在之后继续茁壮强大。许多学者认为，正因为中国有一个涵盖各行各业、吸纳性极强的政治机构——特指人民政协，所以中国共产党政权才有如此韧性。这里“吸纳性强”指的是领导人试图将国家的政治、生产、决策系统与社会其他领域相融合，而不是完全孤立出来，这样政府的权力才能够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

香港大学副教授阎小骏研究了作为一种吸纳性政治制度的人民政协制度。很多西方学者将政协看作是“花瓶机构”，没有任何价值和作用。但事实上，这个机构对于维系中国政权稳定有很大贡献。阎进行了一个长期的实证调查，从河北省Z县档案馆中选取了2009年之前20年间的内部工作文件，整理了大量数据，进行补充性访谈，采访了多位政府官员、曾经担任政协委员的人，以及曾经在政协工作的人。数据表明，人民政协制度对中国政权的影响力极大。

1984年，Z县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发表了14号文件，提出地方政协的四大具体工作：吸收所有积极因素、完善共产主义制度；发挥“老同志”的政治作用；与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党外精英建立友谊；与社会各界人士形成合作。自那时起，Z县每年都会定期召开人民政协会议，每五年进行委员推选。作为中国涵盖领域最全的政治机构，人民政协在选择成员方面有极其严格的标准，只有以下九类群体才有资格成为人民政协委员：党外精英、私企企业家、少数民族、爱国宗教神职人员、1949年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成员家属及朋友、归国华人及家属、投诚共产党的前国民党军官、八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具有党内关系的社会领袖或台湾同胞。所有成员根据职业分成以下界别：政府及军队组织，科技、医疗、工业建设运输、金融、农业、商业团体，少数民族，港澳台居民家属，乡镇企业，以及特殊成员（不属于任何界别）。此外，在选择委员过程中还格外注重教育水平，因此，人民政协成员整体教育水平一直在提高。

作者考察发现，Z县政协委员的遴选、物色由四步组成：基层提名、县委统战部考察、提交县委常委确定人选、县政协通过最终名单并对外公布。党员和非党员的比例被控制在4比6。Z县的人民政协有四项职责：政治学习、委员联络工作、视察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政治学习和联络工作是地方政协的重要任务，党委和政府通过组织政治学习，向政协委员传达最新精神和政策，加强党与民众的关系。此外，政协委员还肩负着视察的责任，甚至有权对当地党政干部的表现做出评价。政协还通过提案工作和民意采集，搜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意见，Z县政协的提案必须得到党政部门的回答，同时政协还有助于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时防患于未然，并且监控法律之外的宗教活动。

通过选择各行各业各类人士，人民政协为共产党和政府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平台，对某些存在潜在威胁的社会群体进行严密监督，同时关注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从而稳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提高社会服务的质量，加强政权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其次，人民政协会议还可以作为政治协商的论坛，委员可以针对政策进行探讨，为政府提出意见。另外，政府可以从人民政协获取各行各业人士对政府管理方式的反馈，参考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调整公共政策，以维护政治稳定。人民政协来自各行各业，且大部分都跟执政党没有直接的归属关系，所以发表言论时也无需顾及到会影响官职或军衔，因此他们的反馈更为真实客观。人民政协是中国的党—国体制与社会精英建立庇护关系网络的制度基础，是汲取可靠的社会反馈以改进治理的重要机制，是政策博弈和有限度的政治参与的平台。相比于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共产党更容易进行控制。人民政协是保证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奥秘。

7. 朝贡体系意味着中国的霸权？

正在美国任教的台湾学者王元康曾出版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名叫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这本书以中国宋朝、明朝为案例，分析中国战略行为的规律。作者的观点很简单，通过对历史的严格检验，发现两个朝代的行为与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预测是一致的，儒家文化和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都无法解释中国的行为，只有结构现实主义可以解释。这本书在中西方学界产生了很大争议。可能又一次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证据。尽管王元康的理论检验过程很完美，似乎无懈可击。但他犯了一个很简单的错误，即对“中国”这个概念的理解。历史上讲，宋朝、明朝都是中国历史上特殊时期，并没有完全统一中国，将两个朝代看作中国可能并不恰当。宋朝与辽、宋朝与金的关系，以及明朝与蒙古的关系，也不一定是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中国，存在问题。具体可以参见葛兆光、李扬帆老师最新的文章和著作。这其实是一个照搬西方概念解释中国的典型例子。西方社会科学，主要培训的是学生的检验过程。从检验上看，王元康似乎找不到什么漏洞。但“中国”这个简单的概念要从深读历史来进行理解。

此外，近一段时间，西方学界经常有这样的观点，说“崛起的中国可能会恢复朝贡体系”。在这里，“朝贡体系”显然没有被看作是一个正面的词汇。西方学界将古代中国万邦来朝的情景，看作是中国的霸权，并掺杂着一种对中国的恐惧心理。但问题是，我们在使用类似的词汇时，应该首先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朝贡体系的本质就是联盟体系，这与当今美国的联盟体系并无本质区别。历史上，当中国能够为盟友提供安全保护的时候，它就愿意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当中国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提供安全保护的时候，它就会脱离中国主导的秩序，转而向其他国家求助，希望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护。亚裔学者邝云峰曾经认真比较了二者的异同。他认为，美国及其盟国体系，其实就是朝贡体系。他比较了中美朝贡体系的异同，有些地方做法不同，但实质类似。比如中国的叫朝拜，现在叫访问或峰会；中国的叫天子，现在叫自由世界的领导。美国的朝贡体系的核心要素是：美国例外论、霸权、领导、政治意识形态的类似性、善意霸权、公共物品、外交仪式。既然本质上是一样的，美国为什么只允许它自己的联盟体系，而不允许中国有联盟体系呢？这个案例很有趣，是美国人用中国自己的术语建构了“中国威胁论”的形象。中国学者如何进行回击，需要更高的技巧。

8. 反腐到底有没有效果？

这个问题要看从什么角度来进行研究。既有的文献，主要关注反腐的如下方面。第一，认为反腐只不过是高层之间的政治斗争与派别清算；第二，认为纪检部门依靠的是党纪而不是国法，无法建立有效的机制；第三，认为现存的规章制度更多只适用于对省部级干部或以下官员的检查，而对更高级别干部的监督依然不明确，副国级以上干部基本上不受党纪的影响，除非触犯政治底线才会以腐败的名义清除之；第四，反腐对民生并无直接影响，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百姓漠然。但是，如果从别的角度进行一下研究，或许还是有益的。例如，第一，反腐对于奢侈品和名贵酒类的销售是存在一定影响的，有人做过研究。第二，反腐对于增强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支持度以及提高合法性还是存在积极作用的，当然需要比较严格的分析。第三，反腐对于官员占用社会财产的行为还是存在明显影响的，十八大以前很多官员有分房的好处，十八大以后受到遏制。第四，反腐促进紧急增长，还需要长期跟踪研究。目前来看，效果不明显，但也许未来会有效果。整体而言，中文文献中，基本上没有对这个问题像样的研究。大多是出于宣传目的，缺乏社会科学研究。但这个领域，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可以做，有利于纠正某些既有的误解。

9. 安全困境与南海问题

安全困境（安全两难）是西方国家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西方学者从欧洲中世纪和近代历史中总结出来的。这个概念是否能够用于分析南海问题以及中日钓鱼岛冲突，很值得怀疑。很多媒体分析人士，在电视和报纸上滥用这个概念。事实上，南海问题以及中日钓鱼岛问题，更多指向的是不可分割的领土问题。这个问题只能从临时上有所缓解，但从根本上，只要双方都不放弃主权，就无法得到解决。而安全困境是指那些通过一定的合作可以得以缓解的问题，或者说，凡是安全困境都本来不应该成为对安全的威胁，而是主观上的误解不不信任导致出来的。两个问题有很大区别。如果认为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是安全困境，也就意味着中国有一定的责任去减缓这种安全困境，不应该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但事实上，领土问题是核心利益，不是一种主观上的不安全感造成的困境。

2010年之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确变得“强势”、“进取”(assertiveness)。但这个概念比较复杂。陈定定、蒲晓宇认为，“进取”不能仅等同于侵略，有三层含义：1. 进攻性的进取，一国扩大其利益和影响力而不激怒他国；2. 防御性的进取，保护自己的现有利益，但不扩大利益诉求；3. 建设性的进取，在解决地区与全球问题过程中树立其领导力。目前，中国主要表现为更加防御性的进取。即中国更加强硬地保卫钓鱼岛及南海利益。中国开始使用军事手段，也开始使用经济手段。此外，中国也开始更加建设性的进取。如保护其全球利益，看到了不干涉的局限性，因此也开始有介入政策，务实地保卫自己的利益。未来趋势是，随着实力上升，中国变得更加进取是不可避免的。领导人的政策在调整，国内的民族主义也在上升，都促使中国更为进取。不过，中国的进取，对世界并非坏事。因为中国的进取，不是进攻性的进取，中国应该发挥更加建设性的作用。 

10. 排华反华

近些年来经常发生外国某些城市的警方与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有人指责华侨商人“抢占其生意”“威胁其生存”，甚至中国在非洲的友好国家津巴布韦也出现了这种排华抗议。有些外国媒体对中国进行指责，有一些中国网民也认为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失败。但这实际上是对一些个别事件进行了过度放大。长期在国外有生活经验的旅美学者寒竹认为，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些，会发现这种外来人员或新移民跟本土居民的摩擦和冲突每天都在世界各地发生，例如欧洲和北美等地的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本地居民与新移民的不融洽或摩擦，中东、非洲和中南美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也经常出现对发达国家在本地商业行为的不满。因此不宜把这些个别事件上升到政治层面或国家外交层面。寒竹认为，总体说来，中国目前的国际环境还是基本良好，华人在世界各国的处境和遭遇与其他外国人在当地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这些事件与当年的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完全是不同的。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科学，政府、大学、学者具体应该怎么做？ 

发展社会科学研究：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关键途径

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关键途径，不仅需要正确的政治宣传和舆论引导，更需要以社会科学的研究作为基础，否则难以长期维系。国家应重视社会科学的发展，为社会科学探究投入更多的经费支持。社会科学者能够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最有价值的建议，同时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很多复杂问题，只有通过社会科学研究才能得到解决。优秀的社会科学者一般都深耕某一个小的领域，做过扎实的研究，他们保持低调，与媒体保持一定关系但又保持一定界限，不会轻易公开发表对政策的看法。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基于自己长期以来的基础性研究，有很深的学理基础，不会发表不负责任的观点。即使某一个学者不是做某一个具体领域的，他也已经看了关于这个领域的大量文献，否则不会轻易评论。

不同的社会科学者，会与政府保持不同的距离。有的与政府的立场接近，有的疏远。有的支持“中国模式”，有的怀疑“中国模式”。但政府都应该努力吸纳这些人，为国家发展服务。很多社会科学者会对政策有所批评，但他们所有的批评都是在一定的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不会妄加评论，都是“小骂大帮忙”。这样的批评一定对政府有好处，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的批评不会损害政府的权威，反而会提高政府的合法性。

这意味着，政府既要反对没有实证根据的歌功颂德，也要反对没有实证根据的妄议攻击。政府应该自觉疏远两种人：一种是“跪舔式学者”，另一种是“公知”。只会发表歌功颂德言论的学者是极其有害的，他用个人的前途牺牲了政府和公众的利益，长期会导致蒙蔽政府官员，对政府造成巨大危害。政府应该自觉与这样的人保持距离，不能给予其过高的待遇，否则会影响国家发展，打击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信心。对于“公知”，政府则应该限制其发表言论的空间。左、右两种“公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己不做研究，却整天不负责任地发表妄议性的文字。他们有些人在网上有很多愤青粉丝，为其激进的言论叫好，这对政府的利益会产生巨大损害。尤其是，大学需要的是会做学术研究的人，不需要“公知”，政府应该限制“公知”进入大学，防止其浪费学校的资源、影响学术风气。此外，国家应该提升政治宣传的水平和技巧，单纯的灌输思想意识效率很低、效果很差，甚至起到反作用。有的少数马列研究者完全是在骗国家的经费，他们的研究完全不符合科学研究的最起码要求，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国家应该重新制定规定，节省和削减相应经费，把钱用在刀刃上。

国家要拿出足够的钱，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国家应该支持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无论是倡导“中国学派”的学者，还是不倡导“中国学派”的学者。很多学者即使不明确表态支持中国的政治体制，但它们也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其宗旨是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在为国家做贡献。我们应该鼓励学者从自发的努力，转变为自觉的努力。

西方学术界中，不少人对中国某些问题存在误解，价值观偏见过于浓厚。中国知识分子要想和他们对话，指出他们的错误，就必须有扎实的研究才能有资格去对话。而研究是需要有足够的资金的，没有资金不行。如果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资金，或者钱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就会影响中国学术的发展，不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与利益。

英文科研论文产出是衡量中国社会科学进步的最终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进步，必须要逐渐摆脱喊口号的阶段，有足够高质量的科研产出。西方学术存在各种不足，中国在引进西方学术的过程中也有不足，这些都值得提出批评，而且口号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但如果没有足够的科研产出，就无法证明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比西方更加优越。学者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先写好自己的学术论文，然后在此基础上科学地批评政治。不好好做学术，只想着启蒙民众和批评政治，是学者的自我贬低与降格。

这意味着，学校要制定比较完善的奖励政策和标准，鼓励年轻学者在中外权威杂志发表文章。尤其是，年轻学者要提高英文发表水平，要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只有在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这道菜才能最终做出来，才能拿出像样的一道菜。尽管国际杂志的水平参差不齐，但大多数具有比较严格的评审程序，发表的文章在质量上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比较而言，中国的国内政治学、比较政治学，缺乏像样的学术期刊，有的期刊因收费刊文而名誉扫地，国际关系学领域要好很多。

有些人认为发表英文文章没有意义，这种观点缺乏依据。如果中国社会科学者不在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就无法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也无法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他们会质疑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意义。刻意贬低SSCI的价值是不负责任的。发表国际文章，不仅不会丧失学术话语权和主导权，而且还会提升。在英语国家，学者一般认可SSCI收录的期刊在本领域内是质量相对较高的期刊，整体而言，SSCI收录的期刊能够代表其学术水平。而且，中英文发表能力的水平是互补的，中文发表能力提高了，英文也就提高了；英文发表能力提高了，中文也就提高了。西方学术界中，不少人对中国某些问题存在误解，价值观偏见过于浓厚。中国知识分子要想和他们对话，指出他们的错误，就只能使用英文，不能使用中文。中国社会科学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概念，不是中国人自己交流可以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发表英文文章是“做菜”，那么中国人自己办SSCI杂志则是一道“盛宴”。当中国有了自己的SSCI杂志后，就可以大大提升学术话语权。我们要反对刻意贬低SSCI的价值，应该先以SSCI期刊为标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等到自己的学术水平提高后，再办自己的SSCI杂志。国家应该提供大量的资金来支持中国学者发表英文文章，鼓励中国自己办国际杂志。发表过英文文章的人往往知道，撰写一篇文章的研究成本是很高的，需要很多经费。

必要条件：形成老、中、青合理协调的学术团队

中国特色社会科学之所以产出比较少，受到的质疑比较多，很大程度上在于学术团队不够强大。一些资深的学者，指出了西方学术的各种问题，很有前瞻性。但毕竟由于时代因素，他们接受的教育不足以应对今天的学术问题，已经不能掌握新的研究技术手段。而一些年轻的学者，可能受到欧美学术体系（尤其是美国）的影响较深，存在一定的迷信，在思想上不成熟。所以必须建立一个合理的团队结构：资深学者提供思想、年轻学者提供技术手段。一个学术机构只有一两个核心人物，而缺乏年轻人，肯定是不行的。

笔者发现，有的教授由于具备良好的社会科学方法训练，并且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过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因此很多年轻博士生愿意投到其麾下。这些年轻的博士生也很优秀，他们与教授合作发表高质量的文章，进而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成为其门徒，这就是滚雪球效应。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派。相比而言，有的教授只能喊口号，而无法拿出像样的学术成果，不能在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们往往难以吸收优秀的年轻人加盟，因此其门派显得冷落，无人关心过问。

这就意味着，国家和学术机构，要想方设法吸纳更多的接受过欧美学术体系训练的年轻学者，加入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队伍中。同时，也不应该盲目迷信海外学历。具体应该以发表能力和学术潜力作为衡量学者水平的标准。至于说有的学者没有在美国上过学，可以让他们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到美国学习两年。在美国上过学的人知道，哈佛毕业的博士，能去美国一流、二流大学任教的也是少数，很多只能去美国的三流、四流学校任教。完全迷信学历并不是好事，制定学术鼓励政策和最低要求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