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对抗无助美国减少对华逆差

更新时间：2018-01-25 13:53:04  |  来源： 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20世纪80年代，中美延续了从70年代开始的战略合作关系，这导致的中美经贸合作出现了一个十年左右的“蜜月期”，美国不仅年年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而且积极鼓励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包括无障碍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构成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正面外部环境。
 

20世纪90年代，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因冷战结束而荡然无存，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要大幅下降，而双方在人权问题上龃龉不断，中美经贸关系开始波折丛生，美国在知识产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都给予中国极大的压力，同时在中国入世问题上也设置了很多障碍。尽管如此，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发现了巨大的市场机遇，成为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正面力量。在中美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仍然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完成了与美国的入世谈判，中美经贸关系在曲折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进入21世纪，小布什政府将战略重心放在全球反恐，中美又迎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入世释放了中国的市场潜力，中美经贸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而奥巴马的八年，虽然美国制定了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事实上，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美国仍然迫切需要中国帮助其实现美国领导下的全球治理议程，美国虽然试图通过TPP来在经贸问题上压制中国，但这一战略构想一直没有成为现实。中美仍然在各种压力与困难中攀升为全球最大的一对贸易伙伴。
 

特朗普上台之后，特别是经过2017年一系列的战略试探和战术博弈，中美的战略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正在全面影响中美经贸关系。近期，美国先后发表两份重要的政府文件，分别是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由美国国防部起草的《国防战略报告》。这两份文件都有大量涉及中国的内容，并且宣称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明确指责中国采取一系列“掠夺性”经济政策来谋求相对于美国的竞争优势。

尽管以反建制为特点的特朗普总统仍然在美国国内遭遇建制派精英的反对、抵制甚至羞辱，但从美国政府这两份报告以及美国国内精英舆论生态来看，无论是反建制派还是建制派，无论是政策界还是产业界，在对华战略问题上，美国已经形成了坚定的共识，那就是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利益攸关方”和合作伙伴，中国在政治、经济多个领域和全球、地区多个层次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面对这一战略共识的形成，尽管特朗普是一位缺乏原则和战略视野的交易型总统，但他也没有太大的理由不去迎合美国国内舆论生态的变化，何况他对中国也素来缺乏必要的理解和好感。这意味着，在特朗普时代，美国将逐渐彻底完成其国际大战略的转型，即将美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威胁由布什时代的反恐调整为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这意味着在冷战结束之后一度消弭的大国权力政治将全面回归。

在这一战略转型的大背景下，台湾问题和中美经贸关系势必首当其中遭遇严重冲击。2016年，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约5048亿美元，来自中国的逆差为2507亿美元，占比接近50%。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温和上涨，达到2758亿美元。这种巨额的贸易逆差必将成为2018年中美冲突的焦点。在过去40多年时间里，日本和中国先后在美国的贸易失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76年至1996年的二十年里，日本是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年均占比为40%，最高曾占美国当期贸易逆差的80%以上。但是，日本毕竟是美国盟友体系中的关键成员，日本从来没有在政治和安全上挑战过美国，不仅如此，日本还以多种方式包括支持美元等行为，给美国缴纳巨额“保护费”，以安抚美国的不满情绪。

而目前的中美战略关系和当年的日美战略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美国将中国视为要挑战美国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而不是追随美国的小伙伴，中美贸易失衡因此也绝不像日美贸易失衡那样，是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的“家务事”，可以凭借“技术性”的调整来加以改善或被“善意忽略”。在现在的美国战略精英看来，中美贸易失衡源自于作为一种“异质力量”的中国采取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截然不同的国家主义模式进行“不正当”竞争的结果，而这不是通过“技术性”调整所可以解决的。不仅如此，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中国所推行的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最近不断推出的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将从根本上危及美国的金融地位，从而使美国的收支失衡更加难以持续。而随着中国的实力不断逼近美国，这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经济高压政策的最后机会。

因此，可以想见，在2018年，美国针对中国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加大，尤其是涉及知识产权的调查，而且会进一步收紧中国企业收购美国科技公司的国家安全审查。但是，美国的这些行动除了对两国关系产生破坏性后果之外，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善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科技大国和金融大国，这决定了中美经贸关系的高度互补性。中国确实获得了制造业收益，而美国却获得了巨大的金融收益。不仅如此，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有将近一半是由美、日、韩等跨国公司贡献的。特朗普政府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改善中美贸易失衡现象，要么重建美国的制造业体系，大幅减少从中国的制造业产品进口；要么要求中国大幅开放服务业市场，通过扩大美中服务业贸易顺差，来弥补美国制造业的逆差。显然，这两者在短期内都难以实现，这也就必然意味着中美经贸关系告别近二十年的相对“平静期”，而是进入到一个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剧烈冲突期”，这将成为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新常态”。


（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尚道社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