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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稳定:中国的另一个奇迹

更新时间:2019-03-29 15:57:21  |  来源: IPP评论

经济腾飞与政治稳定互为因果
 

国内外的学者、观察者等等,在讨论过往40年中国发生了什么时,经常把中国经历的变革叫做中国故事。大家把在聚光灯下讲述的中国故事叫做“中国奇迹”。他们更多的是关注到这个奇迹里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但是往往忽略了奇迹的另外一个面向——政治稳定。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的腾飞,当然政治稳定本身也是经济腾飞的一个结果,所以经济腾飞和政治稳定是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两方面。
 

经济腾飞与政治稳定之间关系复杂,总结起来可以简单概括为“互为因果”。经济的发和转型一方面为政治稳定提供了资源和手段,另一方面也为政治稳定带来了很多新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40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和挑战
 

从1978年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启动了总体的经济转轨。通过40年的努力,国家实现了三个方面的巨大成就,同时每一方面的成就也伴随着相应的挑战:
 

第一,中国经济体量跃升,继而从世界经济和政治版图的边缘走到了中心。中国曾是所谓“一穷二白”的极不发达经济体,后来在较短时间内发展成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在外交和国际关系层面,中国也从在大国角力的夹缝中生存的状态逐渐走向世界政治和外交舞台的中心位置。
 

这些成就都为政治稳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随着经济体量的迅猛增长,进入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也开始面临新的挑战,比如改革可能失去动力,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放缓,贫困人口有可能会出现世代固化,部分产业面临升级换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有陷入所谓“拉美陷阱”的可能。所以说,中国经济发展既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也对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治国理政提出了很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第二,体制转轨,中央计划体制已经循序渐进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一转变涉及全社会资源的分配和整体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国曾经模仿苏联建立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经过改革开放的40年,如今以法治体系规管的市场已经基本取代了旧式的国家计划体制,成为中国经济活动的主要调控机制。而且新的、更深入的转型探索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当中。
 

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为中国经济开辟了全新空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减低了交易成本,优化了资源配置,史无前例地促进了中国的创新爆发。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党国体制掌握的份额之外,市场实现了很多社会资源的分配,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环境造就了更为复杂多元的利益格局。在新的利益格局下,政府对经济资源不再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公民社会不断成熟,人民的私有权利意识不断增长,这就伴随着越发复杂和高频的各种维权。计划经济时代党和政府那一套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方法方式已经不能完全应对新形势,新的冲突爆发点不断出现,这就涉及党和政府在维护稳定时工具箱更新的问题。
 

第三,人民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现代化转型,这是比经济转型更高层次的转型,或者说是更根本的转型。过往40年,中国由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变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以城镇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而且这种转型目前还处在继续加速推进中。如此深刻的转型必然不断地重新定义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成长和人民生活的日益现代化,中国社会原有的分层结构也在不断迅速地演化。今天的社会利益分层与改革开放之前、初期,甚至改革开放中期都已大不同。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中产阶级开始壮大,专业技术人员细分的新阶层不但涌现,而这些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的人民开始产生新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权利诉求。应对社会组织形态和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变化,也对政府管制提出全新要求。
 

在经济转型中保证政治稳定颇为不易
 

以上三个层次的转型既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更好的物质基础,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西方的政治学理论认为,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快速社会转型的,往往是政治动荡、社会撕裂、国家失能和革命浪潮。经济腾飞和政治稳定似乎永远不可兼顾。西方在整个20世纪的实践都没有树立一个成功案例。世界历史表明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现代化对于既有政治秩序具有危险性,因为无论是经济腾飞,还是市场转型,这些重要的经济、社会变革都会带来社会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化和重新组合。
 

与此同时,社会组织方式在转型过程中也不断涌现出新的阶层利益团体,他们也有相应的政治诉求。社会上日趋复杂的政治诉求又会为新形式的群众运动创造空间和机会。此外,新的价值体系和政治论述也初见端倪。以上这些变化对于一个稳定政治秩序会构成很大的潜在威胁。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剧烈的经济、社会变革必然改变政权对社会和人口实行有效管治的内外环境。传统的政治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家能力上是存在短板的。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往往使得发展中国家政权在适应剧烈的经济、社会变化时的行动能力极为有限。这种国家能力的欠缺反映在日常政治层面,就表现为政府面对社会利益格局的快速变化时,往往措手不及,行动迟缓,最后造成矛盾激化,政权认受性受损,最终威胁到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我们从中东多国的案例中就可以看到,政府在大规模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来临时,应接不暇、进退失据,最终造成大规模混乱,甚至是政权更迭。
 

其次,世界历史表明,大规模的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转型,也必然导致国家内部既有的赖以实施管制的资源基础和控制手段发生变化。当政治国家不能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完全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政权也日益需要因应新的权力基础,对旧有的控制手段、管治方式和政治话语进行适时的调整和革新。与此同时,世界历史也表明,经济社会的全球化,包括发展中国家主动的对外开放,必然使得外部世界对发展中国家内部政治的干预和影响常态化、系统化。在主动的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应对的是外来价值观体系传播的挑战。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格局产生的新变化和新情况,都无可避免地对需维护的政治秩序带来巨大的威胁。政治不稳定会成为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命门,即政治不稳定通常是这些国家最终崩溃的最大因素。
 

21世纪初这二十年间,我们见到中亚、东欧、中东地区,颜色革命和以所谓民主化为名的反政府运动给有关各国的政权带来了巨大冲击。同时世界上逐渐高涨的激进的伊斯兰宗教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分离势力,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造成严重的日常威胁。从法国到伊拉克,从伦敦到新德里,恐怖主义阴影下的世界总体上很不平静。同时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洲政策以及特朗普民粹主义下高度不确定的美国外交策略进一步加深了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不稳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应当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在这种政治、经济、社会急速转型的背景下,保持政治稳定颇为不易。所以说,过去40年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在极为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保持其上层建筑的高度适应性和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性,这就成为了国际学术界想急切寻求答案的一个重要问题。
 

经济腾飞与政治稳定并举的奥秘
 

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大分化、大变动和大重组的时代,如何同时保持政权稳定和经济腾飞并驾齐驱?我认为,中国成功的奥秘主要是应对好了三重挑战:
 

一是维持和扩大群众基础。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权有既定的一个制式结构,但在市场经济所形成的社会阶层急速变化的局面下,中国的党和政府需要保持、扩大和更新其社会基础才能应对各种不稳定因素。
 

二是有序地扩大政治参与,将新的诉求有机融合进国家治理体系。如今不断活跃的社会力量和不断涌现的新的利益诉求,要求政权有序地扩大政治参与,将越来越多的新旧社会力量融合进国家的治理结构。
 

三是基层政权管控好潜在的反对力量和不稳定因素。新的社会结构利益关系中肯定存在一些潜在的反对力量、不稳定因素。实际上包括中东“阿拉伯之春”这些大规模颠覆运动,最初只是由一些很细微的不稳定因素触发的,最终引起大范围的颠覆性结果。
 

中国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将各个方面的力量汇合在一起,才实现了经济腾飞和政治稳定的兼顾。这一创举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在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内容丰富,既有顶层设计的政治理性,又有摸石头过河的实践智慧;既有政权自身利益应时代变化而自我革新的探索,也有针对潜在破坏因素的甄别与预防。
 

弹性策略与刚性策略有机结合

 

总体而言,在维护政治稳定这个维度,最重要的是通过两个途径做工作,这两个途径也是我国过去十年所培养出来的国家政权的两个基本特色。第一个途径叫做政权吸纳,属于国家的弹性手段;第二个途径叫做预防式管控,属于国家的刚性手段。
 

政权吸纳是不断更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扩大体制的边界;鼓励参与式和协商式的公共治理;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协调与交融;真正把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石打牢。在这个途径上,体制外的个人是允许进入党的基层执政结构核心的。这是因为某些人确实是基层社会中具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人,甚至是有感召力的人。我在基层调研时,经常发现一些致富能人被任命为村知书,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也比较好。这证明该村支书不仅是对整个村庄的经济发展,还对其治理结构有促进作用。吸收这样的人进入党在基层的执政核心,符合党和政府的目的,这反映出党的结构具有很大的弹性。
 

预防式管控是国家刚性手段,就是通过制度化的措施保证一些潜在的,或者是已经显现的威胁处于受控的水平。要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管制,除了充分发挥国家的弹性优势外,也离不开对国家刚性力量的合理运用,这是每个国家都需要的。比如法国“黄马甲”运动中,法国政府也采取了刚性手段。仅仅依靠柔性力量,国家是难以维持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不同场域中所面临的挑战形式各不相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大学校园,还是在县级维稳,又抑或是对于公民社会的管理,在社会经济大变动的时代,如何以预防式的管控机制维护社会政治基本秩序的稳定都是核心要义。所以要有效地识别、防控历史和现实所引致的各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这对于政治稳定至关重要。
 

那么,国家弹性手段和刚性手段如何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相对于很多苏东前共产主义国家,中国为什么能够把国家弹性和刚性手段协调得更好?爆发了所谓“阿拉伯之春”的也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什么可以比它们更能够合理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手段?我在我的研究著述里就此给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学习型政权。
 

在实地调研中我观察到,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关键就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权是否能足够有效、合理、平衡地运用国家可以动员到的力量来维护稳定。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执政党能够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通过不断的对内观察、分析和对外学习、吸收来进行自身的调整适应和自我革命。这种调整适应和自我革命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看能不能以高度灵活的自身充分发挥国家的弹性优势,不断扩大政权边界,吸纳各种新旧社会阶层进入体制。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体制扩展自身的执政基础和社会知识基础。第二个方面是能不能以高度果敢的决策胆识、专业有效的证据使用,来实现刚性手段。因为只有以预防式管控机制的刚性手段保持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监控、识别、防范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才能最终实现稳定。
 

在和国外学者的讨论中我明确指出,中国过去40年在发展中肯定做对了一些事情,也做错了一些事情。其中一件我们持续做对的事情就是坚持这种学习的行为姿态。这也是我们和苏联、东欧国家执政党之间非常显著的一个差别。通过学习来获得适应能力是很复杂的过程,需要从各种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中搜集整理对中国有价值的素材,进行学习,然后还要吸纳、分析和形成自己的方案。这种学习是中国过去取得成就和未来持续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


(阎小骏/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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