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进：中美战略竞争尚未达到顶峰
更新时间：2020-01-18 11:00:58 | 来源： 民智国际研究院
一、大国战略竞争的终极目标
我认为，大国战略竞争终极目标是崛起国构建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这个长时段过程可以切分成两个步骤：
第一，崛起国在实力上赶超守成国。
第二，取得国际秩序的领导权。
如果从一个理想状态来说，它应该是时间先后的问题，先在实力上赶超，然后取得领导权。
这个问题和1945年之前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处于“大国无战争”时代。1945年是国际关系史上很重要的分水岭，1945年之前是无核时代，1945年之后是有核时代。
在无核时代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构建国际秩序的问题太简单了，打仗就完了，大国参与霸权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赢家构建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国际秩序，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就是这么干的。
但是1945年之后不行了，因为我们人类进入了核时代，核时代就使霸权战争不再可能，日后我们不可能再出现世界大战了。所以“大国无战争”是指大国之间不会再爆发战争，但是大国和小国，小国和小国之间依然会有战争，只是核国家之间不可能有战争了。
今后权力转移和秩序转型的时间会变得非常漫长。以二战和冷战对比为例，二战只打了几年，而冷战则有四十多年。
未来中美之间权力转移不知道会有多长时间，我感觉最起码要四五十年的时间。这个时间是非常漫长的。在这么漫长时间内国际秩序怎么转型，特别是崛起国怎么获得国际秩序领导权就变成一个问题了，就是在非战争条件下怎么取得领导权。
二、国际秩序的定义及构成要素
国内对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国际体系经常会有定义不是很严格，我采取了这样的定义：
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状态，构成要素三个：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安排、国际主流价值观。
国际规范是规则以集合的方式体现在国际制度安排当中，每个国际制度安排，比如联合国这种制度安排的核心是一系列的规则组合。
国际主流价值观又是固化在规则和制度安排当中，如果大家看联合国宪章的话， 国际主流价值观在里面都有反映。
国际制度安排是国际秩序最核心的外在表现。其实国内秩序也一样，国内秩序体现在什么制度安排中呢？我想主要应该体现在法律上面。
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什么呢？我想应该就是西方人常说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
这个秩序包括政治支柱、经济支柱、军事支柱和思想支柱。
三、以秩序转型为目标的大国战略竞争
如果未来大国战略竞争是以秩序转型为目标，大国战略竞争对象和领域，现在不能打仗，竞争对象和领域就是制度，目标就是制度领导权，取得国际制度领导权就取得国际秩序领导权。
要想取得制度领导权或者国际秩序领导权，就要有足够的实力，因为实力是制度竞争的基础。
制度又为实力竞争提供一个平台和帮助，大国是在制度框架内展开实力竞争。但是大国对于秩序或者制度领导权的竞争属于零和博弈，不能实现双赢。
现在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
1.在现有秩序下，崛起国能不能实力上赶超守成国？
2.现有秩序下，崛起国能不能实现国际秩序领导权的变更？
3.理念（意识形态/价值观）在战略竞争中的多少？
1.实力赶超问题
崛起国面临“崛起困境”，意思是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实力差距越小，崛起国受到来自守成国的压力越大。十年前，美国对中国施加什么压力，和今天美国对中国施加什么压力，一比就知道，两者差距非常大。
守成国利用现行秩序赋予它的更加优势，全力封堵崛起国的崛起。现行秩序是守成国构建的，在各种制度安排中占有权力优势，所以它会利用现有的优势封堵崛起国。
当然，崛起国也会利用守成国对部分国际制度控制力的下降来继续获益。最典型就是美国现在对WTO的控制力下降，而中国认为自己在WTO是能继续获益的，所以现在美国很不满，在WTO中不断搞破坏。
现在问题来了，中国一直说自己是现行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和改革者，那么改革的力度有多大？而且你一改革，就有人说你在搞“修正主义”，破坏国际规则。
2.国际秩序领导转换化问题
我根据国际制度内的权力分配结构把国际制度分成三类：
（1）权力分享型
指在该制度内，大国之间权力（投票权或话语权）基本上平均分配，没有一个国家的权力占明显优势。
联合国是比较典型的权力分享型制度。联合国安理会内5个常任理事国，每个常任理事国都有否决权，意味着没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内占据权力优势。
崛起国和守成国对权力分享型制度的改革动力都比较低，比如对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没有动力去改革，因为我们每个国家对这种权力分配格局都是满意的，满意就没有动力改革。
而且在这种格局下，谁也不可能在制度内获得更大的领导权，我获得不了，你也获得不了，你满意，我也满意，所以改革的事就算了。
（2）权力占优型
是指有一个或者少数国家权力在这个制度有明显优势。
IMF、世行是非常典型的权力占优型制度，因为在这些制度中，成员国按照份额多少来获取投票权，这类似于公司董事会管理制，在董事会中有人份额多，有人份额少，份额多的投票权就大。
崛起国对这种制度改革动力比较高的，崛起国一开始这种制度中份额和投票权比较小，随着实力增长，觉得自己应该在这种组织上具有更大的投票权和话语权。
守成国不愿意看到这点，会极力阻止崛起国在这类制度中领导权的增加。这样双方就会有博弈，博弈结果可能是两种：有限增加、无法增加。
现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IMF和世行中的投票权有有限增加。获得这一成果的难度是很大的。2010年这两个组织就通过改革决议，但一直到2017年美国人实在拖不下去了，国会才通过一个同意改革的决议。
崛起国也可以通过另起炉灶的办法，另建一个本国权力占优的制度来与旧制度竞争。比如，中国采取了平行策略，一方面要求在IMF、世行投票权增加，另一方面组建了亚投行，搞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3）权力独占型
就是守成国排斥崛起国，你不能参加这个制度，美国建立的双边军事同盟和当时的TPP都属于这类。
CPTPP中国也没有参加，你可以跟日本人谈，可能我们没有谈过。我们对这类制度很不满。守成国用来向崛起国施压的工具，军事同盟、TPP这类的，我们对这个持反对态度。
通常倡导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形成制度间的竞争，比如针对美国军事同盟，我们一直说你搞军事同盟就是冷战思维，不符合现在和平发展潮流，我们以前搞的亚太倡导多边合作制度，支持东盟搞多边安全，自己搞亚信会议这类会议安排，我们提倡的和美国完全不一样，会形成制度间的竞争。竞争最后的结果不好说，因为这是长期的过程。
四、中美竞争
1. 中美实力竞争
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综合性竞争，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全面封堵。
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美国试图“规锁”中国，即用一套新的国际规则来规范或限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进步，借此锁定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以保持中美间的科技差距，经济上的差距。
在军事方面是三管齐下：保持军费和装备的领先水平；强化同盟关系；利用国际法。现在强化同盟关系特朗普是不做的，因为它是非典型的总统，其他美国总统对盟国是比较重视，只有他对盟国不重视。但是不排除特朗普之后的总统去做，长期来看，不排除美国继续强化同盟关系。
利用国际法，比如美国总是指责中国的某些行为违反国际法。中国反驳就说我们没有违反国际法，你说的国际法不是国际法，是你认为的国际法。双方在这方面有不同见解。
日后也不排除美国利用军备竞赛来规锁中国。军备竞赛可是导致苏联解体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当年美国人就把苏联拖入了苏联最不擅长的军事领域，就是搞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结果苏联人撑不住了。今后，美国可以把中国拖到最不擅长的某个领域进行竞争。
2.中美制度竞争
中国无意挑起权力分享型制度内的领导权，比如联合国。
中国乐见本国在权力占优型制度内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例如IMF，世界银行。
问题是这种改革是有上限的，我们在权力占优型型制度内的话语权提升或者投票权提升，上限不能危及美国话语权优势，不可能中国以后的经济实力超过美国之后，美国说我把IMF中的实际上的一票否决权给你。放弃一票否决权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据说，IMF的份额和投票权是有计算公式的，理论上存在当一个国家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根据公式计算出的份额和投票权会超过美国。
但美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优势是固化在这个组织章程当中的，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哪个国家可以利用什么计算公式能突破的。你知道这是一个非中性的条款，但是你改变不了那个章程。
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占优型制度，名义上是非政府组织，由一个类似于公司董事会的委员会管理，美国和欧盟都对它具有较大的监督权力，因为SWIFT总部在布鲁塞尔，而SWIFT的数据中心在美国弗吉尼亚。
美国可以通过这个机构，暗中掌握全球金融交易信息。比如，美国反恐的时候要求SWIFT交出恐怖组织进行金融交易的数据，这次对伊朗制裁也是要求SWIFT提供伊朗的金融交易数据。SWIFT照它的意思办了之后，导致没有国家的公司敢和伊朗做生意了，因为所有数据都被美国人监控住了。这是非常特殊的权力占优型制度。
中国现在也开始另建国际制度形成中美制度间竞争。比如我们组建亚投行的时候美国是极力阻挠的，但是美国不是一概反对别国建立国际金融组织的。当年日本人建亚开行美国人不反对，欧洲国家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美国人不反对，伊斯兰开发银行美国也不反对，为什么极力反对亚投行？
因为那些国际金融组织对它不构成威胁，日本等国是不可能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但是中国人搞美国就担心。
中国反对美国权力独占型制度，比如同盟组织，中国倡导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现在搞各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这种方式与美国的同盟体系相抗衡。这两种制度安排各有优劣，中小国家在其间可以对冲渔利。这两种制度就会有漫长的平行竞争期，一方很难代替另一方。
3.大国理念（价值观）竞争
理念/价值观/意识形态是指导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观念与规则，以及一套社会构建蓝图，或者关于什么是美好社会以及如何建设美好社会的系统化、理论化思想。
它是固定在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当中的，外在表现就是规则之争和制度之争。
但是这个竞争比权力竞争有一定的滞后性，不是两国发生权力竞争，就会有理念竞争，只有当两国物质性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之后，双方的理念竞争才会逐渐展开。
美国老想挑这方面的事儿，但是我们不应战，双方这方面的竞争现在不激烈，它有一定滞后性。
但是理念和权力具有互补性，权力是理念竞争的物质基础，而理念为权力竞争指引方向。理念竞争是内生于权力竞争的。以前国际关系理论似乎认为这两者是两码事，理念竞争是理念竞争，权力竞争是权力竞争，特别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不应该是两件事，我认为理念竞争是内生于权力竞争的，不存在单纯的大国权力竞争。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中认为大国竞争是单纯的权力竞争，可以加入也可以不加入理念色彩。
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大国权力竞争从全周期来看，到时候一定会发生理念竞争，最后的竞争模式是权力+理念的复合竞争模式。
只不过从现在的中美关系来看，这种复合竞争模式表现得不是很明显，日后可能会表现更加明显。
中美之间的理念竞争会长期存在，激烈程度缓慢上升。
为什么是缓慢上升？
当年美苏之间的权力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是同时全面爆发的，导致当年冷战一爆发世界就分裂成两个体系，两个体系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
中美战略竞争不是这样的，中美没有各自建立自己的体系，两国同处一个国际体系当中，中国一直主张现有体系合法性，主张维护和改革现有体系，因此中美理念竞争的激烈程度目前不大，今后将缓慢上升。
以上就是我一段时间以来对国际秩序转型问题的一点思考。谢谢大家！
作者徐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本文根据作者2019年12月27日在民智国际研究院的演讲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