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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疫情加速全球危机, 中国还能凭什么力挽狂澜?

更新时间:2020-02-27 20:01:26  |  来源: 文化纵横

全球化危机是如何爆发的
 

1.产业资本全球化
 

我把全球化危机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前资本主义殖民化时期,产业资本主要在西方欧洲本土,在世界其他大陆就是原料产地,那个是产业全球布局的第一次全球化,当时有大量反人类犯罪,尤其是西方做残暴的奴隶制扩张,对当地民众、尤其是尚在部落化的民众,就是灭顶之灾,原住民承载了第一次全球化代价。
 

第二次就不一样了,产业资本很大程度是本土化的,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国家,也因此,产业资本就是有国界,就是资本家是有祖国的。马克思提出,工人阶级无祖国,都是受到剥夺,无产阶级提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工人阶级自己,中国共产党也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实现路径的。因为工业是有国界的,工业化过剩本来应该购买产品的人口因为不占有财产,因此买不起,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于是,就演化出了世界大战。
 

当早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人想要把英国人早期殖民化所开拓的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改造成大陆战略,我们说叫做陆权战略。它想修铁路,穿过土耳其,进入西亚、中亚、南亚,进而向东亚扩展。当产业资本开始寻找自己新的出路,德国试图以基本建设推进陆权战略改变大英帝国搞得海权战略时,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地点,恰恰就是德国人想修铁路、穿过巴尔干半岛,才能进得了土耳其,在这条路上,就变成冲突爆发点。资本主义内部发生冲突,特别是产业资本之间发生对抗性冲突,所形成的巨大代价爆发在西方国家内部。西方国家在产业不断演化成资产过剩,资产过剩的矛盾在内部爆发,内部爆发表现为战争,于是就有了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这个生产过剩很有意思,当西方普遍发生第二次严重的生产过剩大危机,就是1929-1933年的这个生产过剩大危机,导致欧洲陷入战争;另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当时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美国、苏联并未陷入严重危机。
 

美国是靠着罗斯福主义,也叫做新国家主义,把美国过剩的生产能力转移到超大型大陆国家的内陆建设,搞基本建设。也就是说,在一战之前,德国人要搞得那条大铁路(泛欧亚的铁路)如果搞成了,至少能把德国当年形成的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消化在大陆桥上,但它没搞成。罗斯福搞成了,他是把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转向了内陆建设,去搞铁路、公路、水利等等,这样美国的危机就缓解了。
 

另外一个就是在当时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之下的苏联,列宁也认同国家主义的发展方式,斯大林继承了列宁主义,形成了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他们在产业资本发生内部对抗性甚至激烈的战争形势的危机爆发条件下,得以安然度过。
 

所以我们说第二次所谓全球化危机,是产业资本的危机。既是因为生产过剩是一般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又是因为生产过剩而造成的对抗性激烈冲突战争,这些都是爆发在资本主义内部。第二次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导致接着再要发生战后生产过剩,因为大家还是资本主义一般发展规律在发展。于是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分别形成了两大阵营对抗,变成冷战格局。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再爆发的情况下,形成了大量的局部战争,包括中国参战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其实也是延续了产业资本对抗性矛盾的代价。
 

在这个阶段,第三次大战为什么没有打起来?产业资本的全球化为什么没有演化成世界大战呢?是因为战后当工业化再度恢复之后,接着就进入生产过剩。40年代马歇尔计划,美国和苏联都先后形成产业资本崛起,苏联恢复了东欧的工业生产,同时也因为朝鲜战争,苏联向中国转移了大量工业设备,也使中国进入工业化。美国呢,是在西欧恢复了工业生产,同时为了在朝鲜战争中就近支援,也帮日本重新建立了工业化,日本战后工业化发展速度也很快。
 

战后工业化,在欧洲、亚洲再度崛起的时候,六七十年代,这些工业地区,也再度发生了生产过剩,在那种情况下,产业开始外溢,特别是劳动与资本直接对抗的那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一般商品生产开始向外转移,西方把加工业生产(劳动密集型的)转移到比如拉丁美洲,像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等,这些国家相继接收了西方的产业转移。还有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相继接收了日本的产业转移,因为产业大规模转移了,西方国家进入了不那么激烈对抗冲突的时代,开始讲究人权、社会发展、福利等,于是福利社会主义在北欧开始、莱茵模式开始在西欧形成,同理,日本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后,进入了装备制造业和技术密切配合的新发展模式,东亚资本主义模式也问世了。
 

当西方向外转移产业时,通常找到集中体制国家来接收产业转移。六七十年代开始转移产业,到七十年代开始大规模转移产业,到八十年代产业转移已经达到了相对比较大的规模了。接收产业转移的,像当年巴西是军政权,阿根廷、秘鲁、很大程度上都是英格鲁美利坚模式派生的一个体系,就是在拉丁美洲相继形成了一批军事政权,这些军事政权恰恰是最能有效接收西方产业转移的。日本产业转移到四小龙:韩国是军事政权,台湾当时还在戒严时期,泰国是军事政权,马来西亚、新加坡是比较集中政治体制,菲律宾都是军事政权。军事政权的国家,以他们国内的没有那么强的劳工运动,接收了西方产业与劳动对立的转移,形成了产业资本全球化的矛盾转嫁,首先是把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性矛盾转嫁到了发展中国家。从此以后,转移出产业的主导国家就有了高度,道德、人权、社会福利的高度,于是就有了先进制度和落后制度。早期恩格斯写工人阶级运动时写得很清楚,英国这个社会如果不是通过血腥方式大量占有了海外殖民地,怎么可能拿到大量海外殖民地的收益呢?英国工人因为分享了殖民地所获取的超高收益而贵族化了,不再是马克思原义上的工人阶级运动了,所以恩格斯后来分析的很清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我们怎么看西方理论、说教、意识形态和宣传,我们都要看清楚这是个在世界结构改变的过程中的成本转嫁。
 

2. 金融资本全球化
 

当产业资本全球化,西方把产业资本大量外移时,就和现在有关了。为什么美国现在强调就业?随着一般产业对外转移,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都转移出去了,接着到了八十年代西方主导国家就进入金融化了,于是我们把八十年代以来的变化叫做“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这意味着印钱,用这张纸支撑着产业对外转移,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用这张纸来做全球贸易结算,于是要求这些发展中国家只要接收它们的产业,就要用工业的方式生产,就必须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才能买卖。
 

这就是西方主导国家快速进入的金融资本阶段。金融资本阶段两个重要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英国,这两个国家先后都达到了GDP的80%以上,来源于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这叫做经济结构高度化,或叫做经济结构现代化,占据了主流地位的话语权,变成了金融资本阶段全球化,以金融化来化全球。
 

所有接收西方产业转移的国家,都得用西方的金融资本,以及这个金融资本制度所提供的服务,并且要按这套制度运作,才能跟得上金融资本全球化的需求。金融资本因为通过产业资本在全球布局,获取了极大的超额收益,进入了现代化。金融资本全球化派生和促进着产业寻找要素价格低、最能够挣到收益的地方,所以,产业全球布局形成产业全球分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只掌控个别产业部门时,不再能够形成完整产品了。它一定是在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这些人口相对规模大、劳动力资源总量大、劳动力价格低的地方进行产业转移,像一般性生产,衣服帽子鞋子不需要在发达国家生产了,它就给你品牌,你打它的包装嘛。进一步,当这个IT发展起来以后,这些程序员写程序在西方,就是“脏活”,它不是显得很高大上的劳动,这些活儿就转移到了印度,因为印度人说英语,所以是能够跟西方接轨的,印度劳动力又便宜,于是印度变成了软件基础工作的地区,将劳动密集型的软件打包变成发达国家的活儿,发达国家就占有了知识产权。因此有了一套新的在金融资本主导下的虚拟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新的全球化。
 

现在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高级阶段,在这个高级阶段在全球形成了产业布局,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就导致很重要结构性变化,其中重要现象就是产业全球布局,服务业也全球布局了,中间哪个环节断掉了,全球化就发生危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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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发如何影响全球危机演变与中国发展进程
 

疫情爆发在中国,会怎么影响?会跟全球化危机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中国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全面复工复产,大概个别地方有复工复产,但只有不到30%,很直接影响了全球产业链。日本、德国、美国,美国对中国产业依附程度最高,30%左右,越是依附程度高的,就越是受产业链的影响。我们是世界中间产品的提供国,我们劳动力素质很高,又是所有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这里任何零部件都做得出来,零部件只有拼装出来,才能方便成批出口,中国在产业资本的环节上是生产部件的,当部件不能恢复生产时,那无论日本、韩国、美国、欧洲,一样会受到影响。这是很重要的对产业布局的影响。
 

接下来去看,中国会发生什么?假如这个继续下去,企业难以为继,大量工人失业,企业贷款就会变成坏账,坏账变成银行的大量不良率。假如整个经济继续下去,会导致生产出问题,结果会派生出社会问题,如失业、大学生就业、企业破产倒闭导致银行坏账增加,债务因经济不景气而难以为继。我们是按照全球产业布局形成的,会使产业链上其他国家受到直接影响,反过来也会对我们产生影响。中央领导给出的政策安排,就是既要以举国之力去抗疫,防止扩散;另一方面,要求及时复工复产。这就是这次如果中国停下来,全球化危机总爆发,当然我们的危机也会总爆发。
 

金融资本也是这样的。你们看全球都在干嘛?量化宽松。不叫量化宽松,没有人再用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美国叫QE,它就是大量增发货币,使得流动性充裕。但那个时候是2008年,华尔街海啸,主要是金融资本遭遇危机。因此奥巴马政权大量增加流动性,给金融资本的投资商,让他们把增加的投资能力投到原材料市场、石油市场,投资到各行各业,于是美国活了,因为它本来就是靠金融资本全球化形成全球统一能力,它当然度过了这场危机,但接着就导致了没有这种能力的国家相继陷入危机。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依靠金融的转嫁能力,将过剩的金融资本转向世界市场,造成严重的全球通胀。
 

所以接着上一轮宽松,宽松了三轮、四轮以后,到2013年,美国说停了,危机过去了,量化宽松停了,一停立刻进入通缩。2013年、2014年前后,那些过去原材料价格猛涨,大量占有溢出效应的,价格一涨就溢出了一大批收益,一些国家就享有了收益,比如拉美一些国家,比如伊朗,就比我们早一步成为美国敌人。我们比他们晚,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帮美国消化通胀。客观上,中国这个大国正在产业崛起过程中,产业资本发展趋势尚未停下来。接着,随着通胀导致世界需求下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产业资本因外需下降而不景气。这个阶段上我们大规模启动新农村建设,大规模启动乡村振兴战略,把产业过剩能力转向内陆建设,这有点像当年罗斯福新政做法。
 

所以这个阶段,中国就出现了被很多人批评,说国有企业占用了大量投资,却没效率。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事实,它在做基本建设时怎么可能有效率?哪个基本建设可以短期回收?把大量工业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往农村投基本建设它短期内能有回报吗?它能产生收益吗?能产生税收吗?你说你给农民修路,我们现在基本上做到了99%左右的农村通路,100%的农户通电,你往农村修路通电这些事儿,谁干的?是私人企业干的吗?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爆发危机先造成通胀后造成通缩的时候,我们就是先进口通胀后进口通缩,但毕竟维持住了,我们的产业链条依然是世界上最完整的啊。因为最完整,所有的生产都在你这儿至少完成个部件,完成个组成,才能拿出去变成整体、贴牌子啊!这就是今天所谓全球化的实际结构。
 

上次危机中国基本上都顶过去了。先用新农村建设,向县以下农村发展城镇化、发展中小企业、大量搞基本建设,算基本顶过去了。这一轮呢,我们靠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建设、扶贫攻坚,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拿钱去投的,你说短期有回报,不可能。如果不是国家大,有这么大的空间、地盘、农村可以容纳,上次全球化危机,中国撑不住,世界撑不住。
 

这次,中国在勉力支撑产业结构的全球布局,在支撑着世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目前这种状况,是非常凶险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稍微做点分析,美国人从2018年跟中国打贸易战以来,也是在不断调整过程中。美国为什么打贸易战?我们客观分析,因为美国从70年代,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仍然维持了全球70%的结算货币,60%多的储备货币,这样世界第一金融资本核心大国的地位。它可以靠着玩金融挣钱,不用苦哈哈的干产业,但金融恰恰是就业率最低的。所以客观上导致美国失业很普遍,当产业外移时,就业大幅度减少,支付各种各样的所得税也要减少,政府税收下降就得靠政府发债,越发债越依赖金融,越依赖金融就越金融扩张,就越要走向全球金融化,所以美国很重要问题是因产业外移导致的大规模失业。
 

当美国发生危机,需要产业转移时,正赶上中国大规模建设,基本建设条件最好、劳动力素质高、劳动价值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资本国家,中国崛起了,中国成了世界上工业生产总量最大、进出口总量最大、金融资本总量最大的国家,当然这都是外资干的,我们大类产业三分之二由外资控制。因此我们纳入全球化,是产业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客观的形成了结构布局。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把国有部门加强,用国有部门向内陆搞基本建设时,就维持了产业资本最大国家的结构地位,在这个产业资本的全球布局中,中国地位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牢不可破的。川普作为美国总统,也有自己的想法,代表美国工人、美国家庭,让美国再次伟大。怎么再伟大呢?唯一能支撑住的就是军事霸权,支撑着资本主义金融化,军事霸权背后还得有产业资本,至少是重要的装备制造业。这个全球化仍然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仍然决定着全球化危机必然爆发。
 

所以说我们这次疫情影响,导致全球化危机爆发,应该说是客观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什么趋势呢?比如有些人开始谈脱钩。脱钩这个理论,是第三世界重要思想家叫萨米尔·阿明所提出的,叫做第三世界的依附理论,发展中国家都在依附发达国家,怎么才能有独立的主权?有自主的发展呢?说只有“脱钩”。他给出两个趋势,一个是钩连,一个脱钩。中国历史上有过“脱钩”,那我们说当全球化危机几乎符合客观规律、走向爆发的趋势已经显而易见,我们要考虑到可能出现脱钩。
 

脱钩意味着什么?这次疫情止于何处?止于乡关。以举国体制去调动力量,去应对疫情,当然是很重要的,是主攻方向。但大家看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被忽视,是农村卫生防疫力量最薄弱,但农村却恰恰可以实现脱钩,是在地化的。恰恰是农村基层干部,阻断了疫情。最没有防疫能力的地方,大多数县顶多只有几个或疑似的确认,很多县一个死亡都没有,取决于我们还没有把农村破坏完,农村还有自主生存能力,有自给自足的能力,农村完全可以把自己封闭起来,实现在地化。这次疫情爆发,很多事情是不可抗的时候,可抗的社会力量,还是在乡土社会,我们看到乡土社会的作用,依然是把外部性巨大风险阻隔,自主处理内部事务,让它变成一个脱钩,可以本地化,是应对全球化危机的最为低成本的载体。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怎么评价乡村振兴、怎么评价生态文明都不过分,中国在21世纪提出的重大转型恰恰是伟大复兴的基础。这次疫情是对中国的大考,不仅是对治理能力的大考,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是大考。
 

▍中国应对全球化危机的历史经验
 

从中国疫情爆发以来,对全球产业资本布局、全球金融资本吸取、各种产业资本所能形成的利润能力都有极大影响。第三次全球化的代价一定会累积,最终转化成危机爆发的,因为它是规律的表现。我们怎么会遭遇到全球化危机?输入型的通货膨胀与紧缩都是典型的经济危机现象。所以我们把目光放回到中国的大转型时期。
 

1.六七十年代:接收产业转移引发的问题
 
在战后,特别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两个双寡头的地缘政治分割控制,这个过程分别是两个超级大国分别向各自的地缘控制势力范围转移了他们的工业体系。于是,世界进入了战后的再工业化过程,1917年结束到1929年,大概就十几年的时间,世界在西方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一次大战之后的生产过剩大危机。同理,在二战之后,1945年结束二战,1947年马歇尔计划,1950年苏联向中国转移重工业、设备制造业,这个过程导致了客观结果,即战后再工业化,非常快速形成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扩张,最后演化成战后的工业生产过剩。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当然会出现经济危机,这个经济危机早先仍然主要发生在西方国家,于是在西方国家出现了非常剧烈的社会反抗。法国60年代爆发过红五月,那是街头暴力的革命,日本爆发了赤军,也是发展城市游击战,意大利有红色旅,美国有黑豹党。当时在中国,毛泽东思想是占据第三世界国家阵地的重要思想流派,当时就是中国60年代的阶级斗争,当时那个时候中国还不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但这个世界在60年代是动荡的,在西方主要跟战后的生产过剩有一定关系,当然也跟东方形成的革命思想有一定关系。
 
这接着导致西方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所描述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直接对抗的矛盾”,伴随着劳动密集型的一般生产、一般制造业向外转移。日本的产业转移导致了亚洲的四小龙、四小虎,美国的产业转移导致了美洲的相对集中体制国家形成了一般的工业生产能力,亚洲转移的主要是军人政权国家、集权体制国家,拉美也转移到军事政变所形成的军事政权国家,这个过程在70年代普遍发生。这些都是符合产业转移资本与劳动之间直接对抗性冲突,如何让对抗性冲突能压得住,只有这种体制才压得住。所以,西方的产业转移在那个年代尽管在西方形成了自由人权、福利社会等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但在发展中国家,其实客观上只有利用发展中国家的集权政治,才能转移得了西方这些劳动密集产业。
 
请大家注意,难道仅仅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吗?中国是什么时候接受西方产业转移的呢?恰恰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其实1971年,尼克松访华之前,安排中苏对话的时候,基辛格就是带了一个大礼,解除对华的禁运不包括军事、技术等,主要是一般产品的生产,这些可以对中国转移了,恰恰符合西方产业对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大趋势。因为尼克松访华,解除了一般商品、一般生产对中国的封锁,这个封锁是1950年代朝鲜战争开始形成的,一直延续到1972年开始解除。于是1973年,时任领导人亲自制定了当年叫做“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和技术,来改造中国从1950年接受苏联的工业模式。苏联当年向中国转移的是重工业、装备工业、设备制造业,而且这些是服务于军工生产的,1950年朝鲜战争得到了苏联重工业的产业转移,但是缺轻工业、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缺很多。于是,正好借着70年代西方产业大幅度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会,中国开始了开放。
 
其实从1863年、1864年前后,李鸿章、左宗棠在浙江和江苏分别对抗太平军时,通过洋枪队作战,发现西方技术是厉害的,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换做今天的话说,就是“引进消化吸收”,从70年代开始,又做了一次“引进消化吸收”。1973年引进,1974年立刻转化成中国的财政赤字,不是说任何事情都符合规律,但是大部分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和问题,都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当时财政是非常有限的,60年代我们是一穷二白的,只要开始引进,一定会变成财政债务负担,直接转化成赤字。1973年引进,1974年赤字就突破了100亿,危机就爆发。在过去我们的财政三大部分,一是政府支出,财政拿三分之一以上保政府支出;第二部分是社保,这是一天不能少的;剩下三分之一才是搞建设的。1974年前后,我们财政出现100亿赤字的时候,只能砍建设,因为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没了。
 
这个时候,并不能因减少投资不扩大再生产,债务就没了。所以大家注意,七十年代,所有发展中国家只要接受了西方的产业转移,都开始出现因债务转化成赤字、赤字要么不能转化成开支、要么不能扩大再生产,因此从七十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进入了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主要矛头转向对本国政府、政治。西方产业转移,把劳动与资本直接对抗的矛盾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仅仅有十几年的工业增长,接着就转化成增长背后的负债,这就是产业资本全球化的代价在发展中国家爆发。
 
那中国呢,1974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制定四三方案的领导人相继去世。接班的领导人按照“引进消化吸收”的方案执行继续引进,于是1977年,时任等搞经济的领导班子联合制定了八二方案,由于钱不多,还不起如此多债务,所以82亿美元引进分8年、平均每年引进10亿左右。但各地比较着急,急于工作上项,短短两年不到,就把这82亿计划干进去了,接着就导致了更严重的财政负担。1979年,财政赤字差不多200亿左右,财政赤字翻番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靠引进消化吸收,接受西方产业转移,转移过程中都有代价,都在爆发。
 
对于西方制度构建本国制度的国家,就转化成了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尽管换了政府,债务并没有减少,八十年代出现了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开始反债务运动,打出口号——“我不欠你的,我不还你的”。于是国际性组织像世界发展银行开始在尝试着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就出现了新潮流,从产业转移、技术转移变成制度转轨。于是改革随着开放而派生,随着对外资开放、产业转移到你的国家、在你的国家变成债务、对债务承担不起形成社会动荡、社会动荡改朝换代形成新的政治体系,这个政治体系怎么建立制度呢?请西方来帮你建立制度。当时思想界、理论界,大部分认为我们的制度有问题。是不是有问题?当然有问题,世界上哪个制度没问题?
 
其实我给大家提供的是背景材料。如果仅仅用一般意识形态分析某些问题,很容易说都是制度不好,这个太容易了吧?如果你把思想就放在这个水平上,很容易找到解答,得到这种解答不奇怪,也不是错,只是想告诉大家,前面可能还有前因,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后果。
 
这事儿我怎么就好像跟一般人说法不一样呢?是因为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我是当时中央机关里做洋务的,我干的就是配合世界银行代表团在中国推进转轨,我是当年的当事人。二十世纪又有一批做洋务的,我是一员,那时候中国政府有个工作组,我是干技术活的,把我送到美国学校去学操作,怎么制定方案、监测评估、怎么以一定数据为依据的、实验条件下的制度安排来跟西方做对话,我们的做法如何、意见如何,我是出那个技术检测报告的人。这个过程,我是参与者。
 

2. 八十年代:最主要的突破性改革在农村
 

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最主要有突破性改革,得到世界公认的,是在农村。当然要把农村转轨变成西方乐于接受的解释——我们是在农村推进了市场化。
 

中国农村几千年都是多元并举、多业态的生存状态,结果现在把农民放了,1980年以后,农民就开始多业并举,把中国救了。因为本来就缺重少轻、产业不完整,当时农民占总人口的85%,村里什么经济形态都有。接着农民又发展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把一般商品生产包下来了,并且很快从1979年、1980年开始,在三五年内,乡镇企业就扮演了出口创汇非常重要的力量。中央给农村出政策,既然你能创汇,鼓励你创汇,离香港、台湾近的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离韩国近的像山东、辽宁,很快形成了轻工业、电子产业、纺织业的几大片,就是辽东、胶东、苏南、浙北、广东珠三角,这一片就起来了,成了中国创汇很重要的力量。国家适当的向他们政策倾斜,我们就用这些——放开之后农村所形成的兴旺发达的局面,编了很多报告给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就把中国当成了好学生,是世界上转轨最成功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普遍认可,认为中国是市场化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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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就是农村一片天地,托起了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崛起。当然不仅仅是这样,但相对而言,农村在这个阶段确实是发展的很快。当时领导人说,没想到农村改革,一蹶子刨了个大金娃娃。尤其是,后来总结时说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农民的三个伟大创造:第一,家庭承包,第二乡镇企业,第三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有城镇化,城镇从改革之前不到3000个,到十年后发展到30000个。城镇大量需要基本建设,于是把城市工业拉动起来了,当然农民搞得小经济也大量需要设备,把城市大工业设备也带起来了。
 

所以,这个阶段中国融入全球化,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陷入债务危机,发生翻天覆地的动荡。在70年代接受了西方一般生产的产业转移,到了中国后,这个债务我们认真对待,在不能开支的情况,先放开农村,农村猛地发展出来了“三大创造”,既解决了粮食问题,又解决了轻工业、化工业、一般纺织工业等等。
 

这样发展了十年后,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种兼业搞工业的劳动力9600多万,接近1亿,好像到了九十年代初,就1.2亿了。那个年代,8亿农民有1亿转移了,而且是不造成交通压力、社会负担。农民就是在家门口,早起干点活,然后去工厂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回家还能干俩小时,多业态在农村被自然整合。那时候为什么农村工业化发展这么快呢?因为当时很多集体经济还得计工分,你要想进厂上班得抓阄,并不意味你进厂上班比农业劳动力拿到高多少倍的工资。而且在大田劳动,拿的工分比进厂拿的工分高,因为大田劳动辛苦程度更高。于是,工农业劳动力剩余价值部分被集体占用了,因为集体用本村地、原材料、劳动力不要钱,所有这些条件下,我们这里的资本原始积累和马克思所说的田园诗般的那东西有一定的一致性,并没有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残酷压榨,这儿资本原始积累静悄悄。短短十多年时间,中国农村工业化占了整个工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
 

所以我们说,中国渡过了七十年代债务危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走了不一样的路,不是谁的主观选择,它是一个客观过程。这个客观过程,导致大量农民形成半农半工的就业,极大的节约了劳动力必须到城市去的转移成本,这些转移成本就转化成中国的改革红利,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变成中国很重要走出危机的现象。
 

3. 八九十年代:跌宕起伏中的“伟大斗争”
 

原来我们的工业计划只是在城市,大量资金分配、原材物料都是分给城里,突然有个能够占到工业增加值一半以上的农村工业,它的资金、原材料、市场怎么办?过去是分配的,现在怎么办?于是它就极大冲击原有在城市的这套体制,农民一搞加工业,原材物料就紧张了,农村一发展城镇化,它就十倍的增长,基建三材也就紧张了,直接影响了城市的经济秩序。
 

但城市更受不了的原因其实是七十年代后期的一些政策,比如知青回城的就业问题。1979、1980年知青回城的时候,正赶上财政严重赤字、扩大再生产能力极度匮乏,导致没有就业空间。当时出台的政策,是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要求国有企业打开大门,把自己的子女招进厂顶岗,父母都是老工人,也是技术骨干,于是他们就下岗了。不过,整个国企人力资本素质就变化了。机关怎么办呢?就机关就打开办三产,大家开始办公司,当时就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倒几道之后,这个PPI就受不了。一方面国企人浮于事,一方面又是价格猛涨,就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我们说农村救了城市,但陡然崛起又客观上形成压力导致城市原有体制不适应,派生了一系列问题。
 

这个时候如果完全按照西方意识形态真的玩,说不定还不如当年苏联,苏联就是真接受了。我们是按照自己国情走了中国特色市场化道路,1988年开始尝试着放开物价走市场,原材料价格太高,连续几年的通货膨胀了,于是试着价格闯关,导致了1988年18.6的物价指数,到1989年就变成了生产停滞,因为是三角债,大量企业没法生产,没有资金,所以连续两年发生经济危机,接着中国就出现了比较严峻的局面。再加上1989年6月,美国宣布对中国制裁,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撤资,中国正在工业化高涨时期,遇到撤资,怎么办?中国经济进入了严重衰退。1988、1989年是滞胀危机的爆发,1990年进入大萧条,正是需要资本的时候,中国从1991年开始,逐渐放开了国内的资本市场,证券、期货、房地产相继在1992年前后放开,同时自己增发货币、国债,利用财政金融主权仍然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机会,自主金融,形成中国经济基本增长的能力。但是由于1993年增发货币,94年导致极高物价指数,严重通胀,加上债务,危机再次爆发。
 

我们一直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如果老老实实看历史的人,会发现每次跌宕起伏都是伟大斗争。当时,老布什是中美建交驻中国联络处主任,还当了第一任中国大使,对中国多多少少了解,他知道封不住。那时急于向外转移产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纷纷进来,向中国转移投资,如新加坡在苏南办产业园。一方面我们自主金融,一方面周边国家向中国转移产业。1993、1994年,美国开始放弃了对中国全面封锁,所以我们终于度过。当1994年又有高涨的时候,当时香港、台湾制造业大部分一般生产全进了中国大陆沿海,这个阶段外向型经济突飞猛进,经济秩序有很多严重问题,于是农村乡镇企业出现大规模倒闭破产,2700多万家乡镇企业倒闭,只能自己兜着。这样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向中国沿海转移,出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造成了社会秩序混乱。
 

这个阶段上,出现了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这些债务没法承担了。这些国家在兴旺发达时所形成的的各种投资瞎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1992、1993、1994年美国军事技术解密了,它过去是发明电脑、IT来指挥全球军队统一行动,苏联解体了,它的主要敌人不存在了,美国变成超强,于是把军事技术商用化了。1994年前后,出了大批IT公司,吸纳资本回流美国,于是一般商品生产的东亚国家纷纷进入危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这是这个阶段全球资本流动所造成的客观结果。
 

1997年11月份,国家召开全国金融会议算大账,发现中农工建四大行不良资产占比高达30%以上,按说我们比东亚金融危机的国家都严重,但就是中国这个体制,财政金融不分家。也怪不得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国有企业在九十年代不景气的时候抓大放小,4000多万职工待业,那时候是严重的大危机局面,国家要求银行给几乎关门的企业继续发工资性贷款,给下岗工人保命钱,那时候秩序很混乱。九十年代后期这场危机爆发的时候,是几十万家国企抓大放小,是场严重的危机局面,怪银行吗?不应该怪,其实是整个国家面对世界大变局,产业资本全球布局过程中形成的非常严重的失衡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经济社会结构也发生改变,1997年东亚危机爆发盘点,发现我们的不良资产率非常高,财政一次性把不良资产剥离,用国家财政管的外汇注入到银行,让银行干干净净的变成商业银行。这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中国基本上赶上了,是因为我们在九十年代后期,彻底把银行变成了商业银行,但资本金80%以上是国家的,还是国有银行,国家对国有银行仍然说了算。国家财政和国家金融双手操作,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全球金融化的大危机中,仍然有伟大斗争的条件。
 

所以说大变局,回顾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变化过程,有助于我们在疫情中理解全球化出现严重危机时有效应对。我所说的一切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假如真想批评我,也请迈开双脚去走走看看,有了真实感受后,我们才能展开谈论。
 

(温铁军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建学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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