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权力和与中国的相互依赖
更新时间：2020-04-24 16:12:11 | 来源： 国政学人
文章导读
经济学家畅谈中美相互依赖时，倾向于关注不断增长的贸易和投资带来的福利。他们认为，尽管可能不利于国家内部的某些特定群体，贸易中得到的利益可以使相互依赖成为国家间的正和博弈。另一方面，战略家们倾向于关注相对收益及其对国家权力分配的影响：虽然在过去20年中双方都获得了绝对收益，但中国获得的相对收益更多。特朗普与彭斯的一些言论表明，前几任政府积极接触的论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许多学者认为，中美脱钩已经开始，而脱钩的第一步就是特朗普总统向中国征收关税。
人们指责特朗普把经济全球化当成武器。他将制裁、关税和美元管制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毫不顾忌盟友、制度和规则。其支持者认为，他的非正统风格，以及打破既有规则和制度的做法将会在中美经贸等问题上实现突破。其他人则质疑上述观点。贸易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认为，特朗普对贸易相互依赖的强制操控已然破产。
特朗普不是操控经济相互依赖的第一位总统，美国也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比如，1973年阿拉伯国家通过石油禁运惩罚了美国在赎罪日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行为。此后，作者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探讨了将相互依赖作为权力来源的各种方式。作者认为，强制权力存在于不对称的脆弱性中。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创造了可用于战略竞争的武器。信息网络的集中造成了不对称，虽然信息有时是公共产品，但对于战略信息来说，不对称的优势能够产生权力。在公开之前通过非正式渠道截获信息是成功的关键，而这也是美国权力的重要源泉。
但随着时间变化，政策措施与环境变化会带来足以改变脆弱性并降低战略价值的替代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短期收益可能引发长期损失。例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曾通过限制美国大豆出口的方式来抑制通胀，但这使得巴西大豆产量迅速扩张，并成功与美国展开竞争，进而引发了长期损失。尼克松对相互依赖的短期操控反而促进了替代方式的发展，进而降低了巴西在国际贸易中长期的脆弱性。
美国和其他国家出于所谓的“安全原因”，试图避免在5G方面依赖华为等中国公司，但禁止华为等公司在海外开发5G基础设施，可能会造成世界范围内技术标准的分歧和割裂，不过这种脱钩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就已出现。但出于安全原因限制外国技术和公司，并不能等同于为了追求政治影响力而人为切断商业供应链。目前还不清楚这种影响的持续性和长期成本。
即使短期而言，中美之间无法从相互依赖的网络中抽身，从长期来看双方脱钩的动机将会加强。这对于旨在控制冲突和创造公共产品的国际机构而言也极其不利。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说，世界秩序不仅要靠均势，还要靠国际机制对合法性的贡献。而这些都取决与中美双方的下一步行动。
1、中美相互依赖面面观
Dimensions of US-China Interdependence
中美关系中有很多相互依赖的方面，各方面的脆弱性的对称性也有所不同。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最近总结了几个不同维度：
贸易：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市场接收了中国19%的贸易出口额，而中国仅占美国出口总额的8%。中方清楚美国可以通过贸易对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也清楚美国消费者仍旧依赖于短期内难以被替代的中国商品。因此尽管存在不对称，但美国在博弈中无法稳操胜券，中国也对此心知肚明。这限制了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产生的权力。
外国直接投资（FDI）：2019年美国对华FDI总量为2690亿美元，而中国对美为1450亿美元，但双方的互信缺失导致政策约束不断收紧，使得年度投资总量不断下降。脱钩在该领域的发生速度快于预期。
技术：“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到2030年在人工智能方面夺冠的目标，使美国政府和企业更加警惕技术上的对华相互依赖。相当程度的技术脱钩在近20年前就一直在进行
资本市场：双方总体金融往来超过5万亿美元，其中包括美国股市里涉及中概股的近2万亿美元投资和中国官方持有的1.3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在这方面几乎没有脱钩。
货币市场：虽然中国希望人民币在世界市场上发挥更大作用，但目前只有2%的全球外汇储备是人民币；美元则占了62%。这种现状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教育、研究和人才：人才领域存在脱钩的早期迹象。过去的20年中，有超过30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接受教育，每年有超过35万中国学生在美求学。但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大学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有所下降，政策的变化使获得各类签证的难度上升。
军事：两国在核威慑方面相互牵制，此外，两国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积极相互依赖。
环境：中美两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40%。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这个问题，也无法与之脱钩。2020年的新冠病毒提醒我们，虽然流行病学上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但将其作为战略武器而拒绝合作，需要面对因战略收益不确定产生的巨大风险。
总的来说，虽然某些相互依赖产生了可作为武器的不对称的脆弱性，但其他类型的相互依赖则显现了非合作就难以避免的双方脆弱性。如果权力是影响他人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的能力，那么区分“对他人的权力”（power over others）和“与他人的权力”（power with others）就至关重要。在某种情况下（如气候变化），相互依赖的权力只能通过合作实现。
2、纠缠与威慑
Entanglement and Deterrence
理解战略目标是理解中美关系中的权力和相互依赖的关键所在。如果中美之间的战略目标是零和博弈，那相互依赖应当越少越好。相反，如果是混合博弈或者正和博弈，那么相互依赖就可以同时成为合作和竞争的目标。威慑是相互依赖有利于加强合作的一个例子。纠缠（或者说各种相互依赖）意味着攻击只是两败俱伤，也意味着维持现状才是有利的。也就是说，纠缠能够使行为体意识到行动成本将高于收益，从而有利于威慑。
有观点认为，一战证明经济联系并不能阻止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灾难性战争，但这忽视了国家考虑到相互依赖从而减少冲突的可能性。中国的举措可以证明，决策者确实考虑到了因相互依赖而增加的冲突成本。当然，误判的存在可能会引发冲突，也会削弱威慑的效力。
国际威慑关系是复杂组织之间的一系列的反复互动，而不是单一的行为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行为体以不同的方式调整他们的看法，中美经济关系正是如此。威慑依赖于各种手段：惩罚、否认、纠缠和规范。
此外，一些相互依赖是系统性的，在这种相互依赖中，一国倾向于维持现状，并有可能在系统稳定中发展国家利益。当然，相互依赖是一把双刃剑，纠缠也不是威慑最重要的原因，但如果谨慎运用纠缠，也可以促进威慑和稳定。
3、战略挑战：修昔底德陷阱？
A Thucydides Trap as a Strategic Challenge?
如果美国未能成功应对中国的崛起，可能带来很大的影响。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现实主义者一直警告称，守成国与崛起国的互动可能会导致误判，从而摧毁全世界。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提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并指出在近代历史上16次霸权转型中，有12次出现了这种情况。
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在制定对华战略时，既不能高估也不能低估中国的实力。低估会滋生自满，而高估则会造成恐惧，二者都易引发误判。目前中国尚未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人们预测中国有朝一日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以美元GDP衡量），但预计时间从2030年到本世纪中叶不等，取决于人们对两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期。GDP可用于粗略衡量权力大小，人均收入可以更好地反映经济的发达程度，而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数倍。但无论如何，中国经济的吸引力正在增强。
修昔底德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归结为两个原因：崛起国的力量增长和守成国造成的恐惧。作者指出，大多数人关注的都是前者，而后者则在美国的掌控中。美国的外交政策无法阻止中国经济的崛起，但如果善于利用情景智慧(contextual intelligence)，美国足以避免可能引发冷战或热战的过分恐惧。即使中国有一天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它在军事和软实力上仍落后于美国。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并对美军构成了新的挑战，但分析人士称，只要美国在日本保持同盟和基地，中国就不会成为美国的全球军事竞争对手，也不可能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民意调查机构波特兰(Portland)最近发布的一项指数显示，中国在软实力方面排名第26位，而美国排名接近第一。
另一方面，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至关重要。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和最大的双边贷款国，2001年有超过80%的国家与美国的贸易超过了对华贸易。2018年这一比例只有30%。中国还计划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超过一万亿美元的贷款。中国经济的成功增强了其软实力，而其庞大的市场规模使其获得了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和对外援助的经济硬实力。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七大巨头中，近一半是中国企业。随着人口与数据资源逐渐成为大数据时代世界政治的“新石油”，坐拥庞大人口规模和丰富数据资源的中国有望成为这一新时代的沙特阿拉伯。
作者认为，无论中国当前采取何种行动，美国仍将保持某些长期权力优势。其一是地缘优势。美国两面环海，与周边邻国保持良好关系，而中国与十四个国家接壤，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争端，这限制了其软实力。其二是能源。页岩气革命已使美国从能源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与此同时，中国愈发依赖通过印度洋和中国南海运输进口的能源，美国则在这里保持着重要的军事存在，消除这种脆弱性可能需要数十年。其三，美国享有来自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的金融权力。尽管美元不可能永远保持领先地位，但人民币在短期内也不太可能取代美元成为外汇储备货币。其四，美国的人口优势。尽管美国人口增长率放缓，但并未像欧洲和日本那样出现人口萎缩。未来15年中，美国的劳动力可能会增加5％，而中国将减少9％。其五，技术优势。美国在关键技术（生物，纳米和信息）开发中始终处于前沿。但同时，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大力投资科技研发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的技术进步不再仅仅基于模仿，美国能否成功应对中国的技术挑战，更多取决于国内进步而非外部制裁。美国的自满情绪是危险的，但缺乏信心和过分恐惧同样危险。
简而言之，美国的歇斯底里可能会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克林顿政府在1995年发布其《东亚战略报告》(East Asian Strategy Report) 时，首先重申了美日同盟，然后才设法让中国加入WTO。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方法是先接触但同时两面下注。作者指出，抛弃盟友和国际机构，以及试图阻止所有移民是两大错误。如果美国抛弃这两张牌，也就失去了整合利用全世界的人才的创造力与多样性这一巨大优势。
4、战略挑战：金德尔伯格陷阱？
A Kindleberger Trap as a Strategic Challenge?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许多人担心中美注定一战，但少有人考虑到霸权的和平过渡也会带来破坏性的危险。中国可能会选择像1930年代的美国一样在国际秩序中“搭便车”，而不是扮演革命力量的角色。作者称之为“金德尔伯格陷阱” (Kindleberger Trap)。金德尔伯格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将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危机以及那十年的局势动荡归结于在英国已无力维持霸权时，美国没有及时挺身而出，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做出贡献。在这一版本的霸权转移失败的情况下，中国的行动过于软弱，拒绝为他国创造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但也有人指出这种担忧也可能夸大了“非我创造”(not invented here)的问题，而且中国知道自己受益于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
中国一直积极地支持促进世界秩序与相互依赖的国际机制。中国现在是联合国安理会中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第二大出资国，还参与了与埃博拉和气候变化有关的项目。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经济机构中也获益匪浅。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启动了亚投行（AIIB）和旨在推进国际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带一路”倡议（BRI）。有些人认为这是在经济上对抗现有秩序，但目前中国并未试图推翻自己受益其中的世界秩序，而是试图从内部增加影响力。作者认为，中国并没有兴趣打翻牌桌，而只是倾斜牌桌以利于自身获益，这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中国“搭便车”的风险。随着中国的实力增长，美国的“自由国际秩序”将不得不随之改变。这一秩序从来都不是完全自由、有序或全球性的，中国对自由主义或美国的统治也不感兴趣。因此，明智的做法是放弃“自由”和“美国的”，代之以 “开放和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来管控各类相互依赖关系，这意味着基于制度合作来建立一个开放的国际秩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分歧并不妨碍以协商和制度的方式来管控相互依赖，美国需要调整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的方式，以加强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监管，避免其威胁美国的技术和国家安全目标。
5、管控相互依赖
Managing Interdependence
某种程度的脱钩必然会加剧，特别是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相关技术领域。双方都希望改善那些危及关键基础设施或影响军事姿态的脆弱性。有些措施是单方面的，但就美国限制通过贸易、投资和科学交流进行的敏感技术转让的措施而言，“制定一个既能降低风险、又不会造成不合理成本的控制机制并不容易。”
错综复杂的供应链并不容易断开。但双边和多边谈判有助于防止部分技术上的不合作演变为全面保护主义。中美双方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建立一个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政策框架，将需要双边谈判的领域与各国可以充分进行国内政策调整的领域区分开来，从而将对其国内经济或安全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其他涉及到第三国的政策可以通过多边安排来处理。
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经济体的增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将低于本世纪初的水平，其他国家的崛起将增加组织集体行动以促进全球公共产品的难度。但作者认为，就未来几十年而言，没有其他国家（包括中国）能在整体实力资源上取代美国。美国将继续主导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但将需要更多地与中国分享这一角色。自尼克松政府以来，中美双方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始终存在合作，各种形式的相互依赖已然发展，实现完全脱钩将付出巨大代价。相互依赖虽然产生了新的战略脆弱性，但也产生了战略机遇。
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权力向该地区的转移，但其内部也存在均势。中国的力量受到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制衡，没有人希望被中国主导，也没有人希望重回冷战式的遏制战略，这迫使各国在经济远离中国。美国仍是亚洲均势的关键，如果美国维持这些同盟关系，中国将难以排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力。美国在中美多方面竞争中的传统竞争方面有很大优势，因此不必在恐慌中寻求完全脱钩，从而完全切断与中国的关系。
作者指出，采取有效战略的问题在于双方能否在其他领域竞争的同时，仍在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和管控相互依赖关系方面保持合作。中美关系是一种合作式的竞争，成功的“巧竞争”(smart competition)战略需要对合作和竞争保持同等重视。但是，这需要充分的情景智慧以及对相互依赖各个方面的谨慎管理（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过分的恐惧会增加这种平衡政策的难度，而匆忙脱钩可能导致战略失败，进而削弱美国的实力。
（Joseph S. Nye Jr.（约瑟夫·奈），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Joseph S. Nye Jr.（约瑟夫·奈），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