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维瞻：脱钩危险存在，如何延缓？
更新时间：2020-05-15 09:13:31 | 来源： 民智国际研究院
导语：我们应该避免将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视为另一部分人对中国的看法。仅仅研究知识本身是不够的，只有分析知识的结构和知识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我们才可以判断美国的各类群体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按照美国的标准可以分为各种“派”或者“主义”， 这是不争的事实。将研究对象进行分类，是非常必要的，并非“功利主义”，也不是“脸谱化”。
“左右”之争在美国由来已久，是美国国内针对平等、自由、正义、传统、开放、多元性等问题的讨论。
近些年来美国政治生态已经出现剧烈变化，我们须关注它对中国的影响。美国的碎片化和极化愈演愈烈，我们不应笼统地说“美国如何”或者“美国人对中国如何”。
改善中美关系，是中美两国多数人士的共同愿望。美国对中国很重要，中国也需要美国，但我们应该在“维护中国政治经济根本利益和核心利益”的框架下展开讨论。
中国实力的上升，以及中国对基本发展道路的坚持，使得中美关系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美国各界对华态度整体下降。但是每个“派”都有自己的逻辑，他们对中国的诉求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应避免将某个“派”对中国的看法视为整个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应该避免从某一个“派”的视角来分析另一个“派”对华态度变化的原因。那样将会导致南辕北辙。
美国各派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弱点。每个精英的口头表态，与他起到的实际作用是两回事，满腹牢骚并不等同于敌意，满嘴奉承也不等同于友善。
今天，两国国内政治出现变化，美国各派在双边关系中的作用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中国须注意到各种变化。
两国关系仍然有回转的可能，我们可以找到成本低的方式。
“知华派”是美国自由左派在对华政策上的投射
美国“知华派”是一个广泛的群体，包含各种职业、代际、学科背景的学者。他们与中国的密切程度不同，每个人的学术观点不同，对双边关系的贡献不同。
但是，“知华派”有比较一贯的特征，它是占据学术界主流地位的自由左派意识形态在对华政策中的投射。
James Mann的观点与众不同，但他不是一直被打压吗？Michael Pillsbury的书更为惊悚，但是他能算主流吗？
哈德逊研究所经常被美国同行嘲讽，他们的研究成果远远与左派智库不在一个量级。的确有少数另类，但并不能否定“知华派”的主流特征。
自由左派对政治的影响非常广泛，知识界为两党提供支持，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是共和党员，但他的知识来源于布鲁金斯这样的智库。
左派本来是被压迫的下层群体，它是如何掌控美国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呢？
20世纪60年代后左派分裂，一部分人不再坚持阶级斗争，而是转变为针对白人男性的文化斗争。这种方式扩大了左派的盟友，使得他们觉得成功地改造了资本主义。
左派的第二支力量，来自知识界。批判是知识分子的本能，只有批判统治者才可以彰显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
美国的知识分子当然要批判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男性文化。知识界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延续他们的学术思想，因此学术评价权力不断积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利益集团。
资本家实际上也支持了上述两支力量。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强的笼络能力，他们与下层群众、知识分子结盟，各取所需。
资本家支持全球化，唯利是图，用全球化带来的收益来麻痹下层群众，让他们失去反抗的本能。
知识分子则以全球化、多元性为“政治正确”。他们编造了一套神话，想当然地以为全球化可以自动成为美国化，客观上服务于资本家的利益。
知识分子的幼稚病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在国内问题上，他们相信有能力改造社会。正如哈耶克和索维尔批判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坏人”、“糊涂蛋”。
在国际问题上，他们相信可以用美国价值观改造世界。他们的国家利益观很淡漠，虽然也宣称关心国家利益，但却是基于错误的神话，直到今天仍然一错再错。
反智保守主义的崛起与左派对华理念的转型
苏联解体后，左派自由主义和右派新保守主义形成高度共识。他们对内鼓励多元性，对外推动全球化。
这样形成了一个资本-知识-少数族裔组成的强大联盟，大多建制派政客也热衷于表演美国的“政治正确”。
底层白人开始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他们起来反抗。他们强烈批判包括新保守主义在内的主流右派，但得不到知识界的支持，因此只能是反智保守主义。
美国各派虽然对中国很不满，但逻辑却大不相同。白人右翼看待中国是一种视角，左派自由主义和右派全球主义则是其他视角。他们彼此之间不一定有直接联系。
左派从“褒华”到“贬华”，但他们依然是左派。我们认为他们态度变了，但在美国主流学术界内部这根本不算什么变化。James Mann很早就同时批判了两类人。
一些汉学家和政客连续30年毫不客气地批判中国，甚至被拒绝入境，但客观上他们今天的作用已经发生变化。
美国几乎没有人认同中国的政治模式，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关注他们在美国政治平衡中起到的作用，没有必要太关注他们的表面言论。白宫和VOA已经有几个回合的斗争，这些微妙的政治生态变化很有趣，值得我们把握。
几十年来，极端右派对中国的态度变化并不明显，他们的崛起是美国自身政治变化的结果。
而左派的进步主义世界观是比较稳定的，他们认为，中美关系变化的原因不在美国这一边。
美国知识界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有很强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他们又脱离实际、漠视国家利益。
因为有使命感，所以他们经常满腹牢骚，说一些中国不爱听的话，但自命清高的背后却是被资本所支配，他们无法摆脱局限性。
班农曾经表达对中国的溢美之词，但他是凶恶的敌人。我们不能仅看他们表面上说了什么，而要关注他们的政治理念和在美国政治光谱中的位置。
哪些人对中国的利益威胁最大？
左派变得牢骚满腹，但并不主张将中国视为敌人，也没有人提出对抗中国的具体办法。2019年7月那两封公开信最能说明问题。
在第一封公开信中，知识界和主要的资本家们几乎一边倒反对将中国视为敌人。
第二封公开信的签署者只有名不见经传的八个学者和一些与中国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主。
反智保守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面临四重力量的阻击，即跨国资本家、左派占主导的知识分子、少数族裔、右派的新保守主义和全球主义。
资本家是逐利的，他们当然支持全球化。像班农那样有某种政治理想的人，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价值要在批判中显示出来，美国国家利益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
美国现行民主制度也阻挡了反智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民主制度其实就是有利于多数的制度。特朗普虽然在2016年赢得大选，但是依然被制衡。
反智主义强调用国家权力介入政治生活，但只要是在现行制度的框架中，跨国资本家、知识分子、少数族裔就可以有效制约反智主义。
除非特朗普有能力号召他的粉丝们建立一个“白右专政”的美利坚，否则他的“伟大”梦想将会很快付诸东流。
反智主义和右翼种族主义违反了美国政治的潜规则，未来很有可能会被清算。为达到目的，他们可能会不择手段。从内战、3K党、刺杀肯尼迪、弹劾克林顿等事件中可以明显看出来。
在现行的政治框架内，他们无法通过合法手段来实现诉求。在对华政策上，目前美国只有“议题鹰派”，反智主义者没有能力制定连贯的大战略。美国有太多利益，为了某些议题，另一些议题就被牺牲，但没有人知道哪些利益最重要。
真正威胁中国的，可能是那些战略家。他们比较实事求是，对中国并无价值观的偏见，因此受到主流左派的排挤。他们对中国也没有文明上的偏见，因此与反智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路人，而且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Friedberg、Kagan 和Mearsheimer二十多年前说的话现在都应验了，但主流依然在掩耳盗铃。
美国最近几十年来自由主义的泛滥、冷战胜利遗留的傲慢、政策的不延续性，阻止了这些人获得重用的机会。二战和冷战时期的很多美国总统就是战略家，但今天没有培养战略家的土壤。
什么因素可能导致美国下决心阻止中国崛起？
对美国而言，产业链重组是痛苦的，需要一定时间。如果再等十年时间，中国对美依赖就会大大下降。
只要左派自由主义和右派新保守主义的合流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就不会下决心与中国脱钩。
即使脱钩中国也可以发展；但不脱钩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更好地发展。
美国要想阻止中国崛起，就必须牺牲一点民主制度，强化一点专政特征。南北战争、二战、冷战，美国曾经多次这样做。美国需要一定的共识来为专政提供合法性，克服单纯民主制度的弊端。
只有当美国对华形成高度共识的情况下，上述专政才被认为是有必要的。
现在，以蓬佩奥为代表的极右势力，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文明冲突”，诱导中国做出过激反应，目的就是凝聚共识。
新冠疫情则为蓬佩奥提供了绝佳机会。这个人是有一些思想的。中国如果不能恰当回应，那么下一步可能会面临困难处境。
自由主义霸权建立在冷战后美国超强实力基础之上。今天美国的权势并未衰落，但霸权中的某些要素正在失去。美国过早放弃自由主义霸权，对中国而言并非好事。
自由主义霸权本身就在不断消耗美国实力，同时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提供重要机会。它基于错误的假定，不切实际地以为其他所有国家都会接受美国的制度。
在中国崛起之前，这个愿景无法被验证，因为其他国家的权势无法与美国相比。但美国遇到了中国，这种自由主义幻想就被戳破了。
我们切不可以某个人所说的话作为判断他对中国利益造成何种影响的依据。而是应该关注背后的知识结构以及知识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为何错误的知识会大行其道，而正确的知识却不被人接受？为何最有能力对付中国的人，30年来却长期被两党排斥于决策圈之外？
只有分析知识的结构和知识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我们才可以判断美国的各类群体对中国的影响与价值。我们过去的一些策略其实是可以改进的。
中国：并非高枕无忧
争论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其实意义不大。权力结构变化和制度分歧，都是无法改变的。我们既不可能放弃发展，也不可能放弃政治制度和根本经济利益。美国国内因素导致的问题，也是我们无能力为的。
但是在这三者之外，我们仍然有可能改善双边关系。也许我们会牺牲一些利益，但并非根本利益和核心利益。这是成本较低的办法，不需要向美国屈膝。
自由左派是指美国的资本—知识—少数族裔联盟，不是指“认同中国政治的人”。他们不可能认同我们的政治模式，我们也不需要他们的认同。
但是，美国经济的主体和支柱成分，远远大于民族经济成分，前者是离不开中国的。资本和知识界相互利用，将会让美国继续沉浸于米尔斯海默批判的大幻想中。
只要知识分子继续占据道德高地，建制派精英就会继续沉迷于表演政治。因此上面所说的共识无法形成。
客观上，反智保守主义和战略家两类人依然会长期受到制衡，我们依然可以获得继续发展的空间。
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可以高枕无忧，相反我们的危险正在迫近。过去由于政治经验不足，我们的政策往往受到局限性。现在，随着美国极化加剧，以及两国利益冲突的加剧，我们应尽快调整思路。
近几年中国政治安全的建设卓有成效，意识形态工作成为强项而非短板，使得我们有能力、有条件进一步地解放思想。
对于那些不会实际损害中国利益的群体，中国应该采取灵活开放的策略。美国各派对中国的态度不尽相同：
究竟是因为反动政治，还是因为表演政治？
是因为利益冲突，还是因为心态上的不适应？
是因为价值理念，还是因为去价值化的战略考量？
分析美国各派的心态和诉求，然后制定具体对策，这是正确的路径。
美国对华新战略的形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国内的共识，二是战略家制定相对连贯的战略。目前美国尚且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利益，也不知道什么是可以牺牲的利益。
如何打击中国，是脱钩，还是再平衡，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合纵连横？中国须抢在美国制定新战略之前拥有自己的战略，至少分清楚根本利益和非根本利益，以减少盲目性。
（作者孟维詹，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尚道社会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孟维詹，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尚道社会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