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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更新时间:2015-09-04 13:17:28  |  来源:转载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在我们缅怀先烈、纪念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际,应如何看待中国抗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的作用?应如何看待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的作用?这显然是今人尊重历史、反思历史的重大问题。回溯业已流逝的悲壮岁月,早在 1935 年,中国共产党就提出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发表《 八一宣言》, 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引领全国人民挽救自近代甲午惨败、“九一八事变” 以来的民族危亡。当此关系民族存亡的历史关隘,蒋介石选择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选择了救亡图存、抗击日寇。对此,我们应肯定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为推进这一历史研究与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创中华辉煌,江苏高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苏州科技学院“亚太国家现代化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邀请著名史学家杨天石教授做讲座。祝曙光教授主持了这一讲座。以下为演讲内容:
祝曙光(苏州科技学院教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教授来我校作学术报告。杨天石教授著述甚丰,研究领域广阔,特别是在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研究方面在海内外产生了持久而重要的影响。杨天石教授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读到蒋介石日记的学者,被誉为研究蒋介石和蒋介石日记的第一人。他多次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读蒋介石日记,研究蒋介石日记长达30余年。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1937 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由此拉开了长达八年的全面侵华战争。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中国各党派和政治势力摒弃前嫌,超越党派利益,走上了团结抗战之路。蒋介石作为国民党领袖,开辟了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 率领国民党军队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1942年,蒋介石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统一指挥中国及泰国、越南地区的联军部队,在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天石教授作主题为“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学术报告。
杨天石: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同学和老师。下面我主要从八个方面阐述“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第一个方面:中日两国强弱异势。 日本,虽然是小国,但经过明治维新, 迅速成长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而中国,虽然是大国,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依然是落后的农业弱国。战争爆发前, 日本的年工业总产值已经高达60亿美元,而中国仅为 13.6 亿美元;钢产量,日本高达 580 万吨,中国仅为4万吨;石油,日本高达169 万吨,中国仅为1.31万吨。日本年产飞机 1580 架, 大口径火炮 744 门,坦克330 辆,汽车9500 辆,年造舰能力52422 吨,而中国尚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一门大口径火炮、一辆坦克或汽车,除少量小型船艇外,不能造出任何一艘大型军舰。
国力是军力的基础。战前,日本总兵力为448万人,中国总兵力约为 200 万人;日本有作战飞机1600架,中国仅有223架,日本有舰艇285艘,中国仅有60余艘。以步兵师而言, 日本每师21945人,中国仅10923 人;步枪射程,日本3000 公尺, 中国仅2000 公尺; 轻机枪, 日军每师配备541挺,中国每师仅274 挺;重机枪,日军每师104 挺,中国军队仅有 54 挺; 野山炮,日军每师 64 门,中国军队仅 9 门。
当时, 中日两国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国力、军力上,而且表现在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的歧异上。 日本实行天皇制,国家统一,上下齐心,弘扬武士道精神;中国,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斗。 1931 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与建都南京的号称中央的国民政府对立。次年,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此外,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山西、新疆等省都存在着各怀异志的地方实力派,南京国民政府的号令范围不出长江中下游的有限的几个省份。
由此可见, 中日两国强弱悬殊,差距很大;日本统一,而中国四分五裂。 这是抗战之前中日 两国国情的主要差别。
第二个方面: 蒋介石与九一八时期的不抵抗主义。1931年 9 月 18 日,日军制造了“九一八事件”,中国军队采取不抵抗政策,丢失了东北,所以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批判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到底谁下令不抵抗的?多年来这个问题混乱不清。 对此,我从几个方面加
以说明。
第一, 看蒋介石日记。9月 18 日,蒋介石正在从南京去江西的军舰上,当晚的日记,蒋介石仅记载了两件事情。一是对粤,如何对待汪精卫等在广州成立的与南京对立的国民政府; 一是对共,如何包围、剿灭江西的中共根据地。第二,从现存电报加以证明。蒋介石是在什么时候知道东北发生了“事变”呢?不是9月18日晚上,而是9月19 日晚上,才从上海得到东北的消息。 9 月 19 日 晚上,蒋介石给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发了一封电报:“北平张副司令勋鉴: 中(正) 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 据东京消息, 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 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 这封电报说明, 9 月 18 日 晚上,他根本不知道东北发生了什么。第三,从张学良日记来看,张学良一向承认“不抵抗 ” 是他“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1946 年1月3日张学良日记有如下记载:“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 1990 年,张学良在与华裔美国学者唐德刚的谈话中说:“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 说日本要来挑衅, 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 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 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 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那么不抵抗主义是不是完全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呢?1928 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继续率军北伐,1928年5月10日,南京政府来人与蒋介石在兖州开会,确定“不抵抗”。 冯玉祥是与谋者之一。为了完成北伐,决定不抵抗,先不跟日本人打。 所以国民革命军绕道济南北上。这是不抵抗主义的第一次出现。
第三个方面:蒋介石为何一度奉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 “九一八事变” 后,蒋介石有抗日 的愿望,但又下不了决心,长期实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蒋介石在9月20日日记中写道:“闻沈阳、 长春、 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1936 年 6 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 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 怎样拖延时间呢?蒋介石的办法是:谨慎、忍耐、忍辱。1933年8月8日日记云:“九一八以后, 国际均势既破, 国家人民命脉之所以不绝如缕者,惟此忍辱与谨慎,乃能保此一时也。” 1934年 4月 5日日记云:“倭寇欲以河北强作昔日 之东北,并欲以 1936 年前毁灭我政府,解决中国问题,是乃痴人说梦,但此时仍须以忍耐出之。”为什么蒋介石要忍耐?首先是历史文化原因。 蒋介石是浙江人, 浙江在春秋战国时代属于越国,越王勾践是蒋介石效法的榜样。1934年2月15日日记:“勾践入臣,不惟卧薪尝胆,而且饮溲尝粪,较之今日之我,其耐苦忍辱,不知过我几倍矣!” 老子思想对蒋介石也有重大影响。1934 年 4 月 23 日 云:“倭寇侮辱,非可以愤激制之,当知以柔克刚之道也。” 1936 年 1月20日 日 记云:“雪耻。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蒋介石熟读《孙子兵法》,深受《孙子兵法》的影响。1936年1月6日日记云:“对外,未到其时。惟有先其所爱, 微与之期,以保吾国。” 所引用的就是《孙子兵法》 第十一章之《九地》。“微”,做“无” 字解。“微与之期”, 不约定作战日期。
第四个方面: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认为对日抗战时机已到。 广东地方实力派首领陈济棠,广西地方实力派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曾携手联合起来与蒋介石作对。两广事变解决前蒋介石觉得国内还不安定,当然没法与日本作战。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 对日抗战时机已到。 1936 年 9月 12 日,蒋介石致电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要求他重新计划以飞机轰炸军舰的特种训练, 电称:“对桂作战计划可以取消,此后应集中于对倭一点为要。”此后,中国对日交涉开始趋于强硬。自1936 年 7 月 起,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会谈八次,即中日关系史上有名的“张群、川越会谈”。在会谈中,张群指出,日本对华北的真实意图是“造成独立、半独立之政权”,“显系破坏中国领土与与主权之完整”,“绝无讨论之余地”。 他针锋相对,态度强硬地向日方提出条件:1.废止上海、塘沽停战协定;2.取消冀东伪组织;3.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4.解散察东与绥北伪军。南京国民政府的这种态度被冯玉祥誉之为“我国向来言外交者之破天荒, 且足以征抵抗之决心”。
祝曙光: 川越在会谈中表现得非常蛮横,并以片面拟订的会谈记录强行要求张群接受,引起蒋介石和张群的不满和反感。 1936 年12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使川越以其片面自制之谈话录,强要张群接受,虽经张群面予拒绝,而川越乃置于案上,径自离去,后由我外交部送还其大使馆。 此种卑劣伎俩, 诚为世界外交上所罕见,而倭人竟敢悍然为之而恬不知耻, 似此人格扫地,国焉得而不亡? ” 12 月5日,蒋介石致电张群,指示其对川越的交涉经过说明 书,应即严词驳斥,从速发表。同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张群:“川越备忘录非立即用正式公函退还不可,万不可随意迁就。”
杨天石: 是的。蒋介石做好了对日全面开战的准备。还在 1936 年 9月17日 ,蒋介石就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命其“准备万一,以与倭决战”。24 日,再电何应钦称:“据昨今形势,日方已具一决心, 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 10月 9日,蒋介石决定中央政府各部门做迁移准备。同时决定修建上海一带的工事。当时,蒋介石已经指令冯玉祥等人制订计划,由张治中等率领四万中国军队,左右夹攻,消灭当时在上海的六七千日军,然后,派大军到华北抗日。1936 年 11月 24 日,蒋介石直接指挥傅作义进行绥远抗战,打击关东军豢养的蒙伪军。11 月 23 日,蒋介石致电傅作义:“即使伪军增加,亦不足为虑。吾兄智勇,必能如计完成也。今日战况如何,望时时电告,以免悬念。” 多年来,我们讲蒋介石对日抗战是被迫的,是被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起来以后才不得已抗战的,而绥远抗战表明,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下定抗战的决心。
第五个方面: 蒋介石持久战方针的确定。 1933 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出“东南国防计划”。 截至 1937 年 2 月 ,全国各地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等各类防御工事3374 个。同时,积极聘用德国顾问,训练军队,向德国购买军火。早在 1932 年2月25日,蒋介石就在命何应钦准备“第二期抗战计划” 时说:“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 中国具有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蒋介石确立了以空间换取时间、与日本进行持久战的战略。1938年2月7日,蒋介石在武昌演讲:“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同年3月5日,蒋介石考虑对日作战方略,自记云:“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 1936 年 6 月,蒋介石在和李滋罗斯谈话时还说过:“当战争来临时, 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 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第六个方面: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 。“九一八事变” 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派大军围剿苏区,出现了国共对立。蒋介石面临两个对手。 1933年1月20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当自己面对共产党和日寇时,两者必选其一,而决定先对付日寇。1936 年12月12日 ,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要宋子文转告周恩来,要周同意废除中国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停止阶级斗争,服从委员长领导。蒋介石向张学良表示:回到南京后,将“联红容共”。1937 年2月,蒋介石制订《本年政策》,提出“妥协内外各方,专力对倭”,同时更前所未有地提出“开放党禁”, “开放政党政治” 等内容。1937年12月11日日记云:“敌以共产主义为第一对象,希冀利用本党与本人为其作刽子手,使我国内自相残杀,成为第二之西班牙。此乃 最为残苛之悲 境,应切戒而力避之。” 1937 年12月21日云:“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 1937 年 6 月 15 日 ,蒋介石向周恩来提出:1. 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 由蒋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的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2. 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3. 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 4. 同盟会可代替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
第七个方面:对外联合苏联、 英国、 美国, 组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1929 年,中苏断交。蒋介石将和苏联邦交关系的改善视作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打击,1932 年12月,颜惠庆受命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在日内瓦谈判, 决定恢复邦交。13 日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与俄复交, 足使倭人胆怯,而于我雪耻复国之基,更增强一层矣。”
祝曙光:本来作为亲英美派的蒋介石对苏联抱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逐步认识到苏联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卢沟桥事变发生前,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曾就加强中 苏关系,多次与外交部长王宠惠密谈,鲍格莫洛夫还提出中苏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即使中国不愿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或互助协定,“亦愿助中国五千万元之军械及军用品”。 7月8日,王宠惠上书蒋介石,认为苏联提议“关系我国存亡至深且巨”。根据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决定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加快谈判 进程。1937年8月21日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订,此举鼓舞了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是苏联在政治上对中国的重大支持,使日本奉行的孤立中国的外交政策遭遇了沉重打击。对此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非常恼火。与此同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援助。
杨天石:是的。1933 年 1 月,蒋介石派兵进入热河,视之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二打击, 而将“对俄复交” 视之为“第一打击”。 1941 年11月7 日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当时,德军已深入苏联国土,正在重兵围攻莫斯科。蒋介石亲到苏联驻重庆大使馆,致以节日祝贺,并且照常设宴招待苏联援华军事顾问,并演剧助兴,其日记云:“我国于其被侵失败之时,不惟不计较其既往,而且报之以道义,此为中华不畏不侮立国之精神,不能使之丧失。至于对方之如何感想与能否感召,则非余之所计也。” 1940 年春夏,德军突袭北欧、 闪击西欧, 法国等国家沦陷。 1940年10 月14 日,蒋介石召见英国大使卡尔:“我等中国人素讲信义,既不甘屈服于强国之威胁, 亦不鄙视战争失利之国家。法国屈服之后,中央领袖确有大部分主张重新考虑我国策者,然我人仍主张坚守此项原则,不应更张。我人绝不改变我国家之特性。” 1940 年11 月1日,蒋介石约见卡尔及美国驻华大使詹森,面交《 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 其原则部分认定中国之独立自由为远东的和平基础,提出英美与日本,或英美两国中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中国陆军全部参战; 英、美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构。
这一时期, 蒋介石多次拒绝日本诱降。 1939 年 9 月 ,日方人士转告中方,汪精卫将于本年11 月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与中方重开谈判,企图在汪组府之前签订停战协定,阻碍汪的计划实现。日方答应,只要重庆国民政府谈判, 日方将不支持汪精卫,甚至可以将汪杀掉。 10月6日 ,孔祥熙觉得可以接受,致函蒋介石,要求派人赴港谈判。10 月 9 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
蒋介石还拒绝了德国的拉拢。1942 年,戈林的亲信洋克与桂永清谈判,要求中国“突攻印度,与德合作”,企图使德、日 两军在印度洋会师。 蒋介石 6月18日日记云:“对德国路线,勿再探索为宜,以桂永清非长于此,不如严令拒绝之。” 随后,蒋介石即命陈布雷以陈本人的名义复桂永清一电:指示其“谢绝”,“以为此种提案,决不可能,亦难转达其意,覆绝为要”。蒋介石还派特使赴瑞士,联络德国反纳粹的地下力量。蒋介石 1942 年1月10日日记第一条云:“对德运动倒戈工作之进行。” 次日日记记载“派齐焌赴瑞士。” 1月14日日记云:“运动德国军队倒戈计划应告知罗斯福总统。” 为此,蒋介石指示宋美龄,和美国政府交涉,企图打通美国和德国内部反纳粹的地下运动之间的关系。同时,则在经济上对德国反纳粹力量提供资助。
第八个方面:抗日战争胜利的国家意义。 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动员的正规军和游击队是550 万人,一般战斗38931 次,主要战役 111 次,大的会战有 22 次,中国军队伤亡338万人。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牺牲上将 8人,中将41人,少将 71人。 在正面战场上,根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消灭日军 133 万,占日军在二战中伤亡总数 195万的 70%。正面战场上,共歼灭日军少将以上官员 44 人。抗战胜利主要带来了三个结果: 第一,促进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就认为,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时机到了,他首先跟罗斯福派来中国的代表谈话,要求美国首先、单独、自动废除对华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而且指示宋子文,进一步要求美国政府取消诸如租界、内河航行、关税等方面的不平等条约。正是在蒋介石的要求下,1943 年1月,中美、中英签订《 中美新约》、《 中英新约》。 第二,收复失地,洗雪国耻。经过抗战,鸦片战争以来的国耻洗雪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收回了,丢掉的这些土地,随着抗战的胜利,全收回了。第三,促进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在抗战后期,中国成为国际上的四强之一,后来又参与创建联合国,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蒋在日记中说:国家的声誉和地位实在是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提高。
中国抗战无疑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那么蒋介石提出的抗战到底之“底” 在哪里?蒋介石提出抗战到底的这个“底” 的底线,是从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发展为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抗战中,蒋介石支持亚洲国家的独立运动。亚洲有几个国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第一个大国就是印度,它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有个政党叫国大党,领袖叫尼赫鲁。国大党要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实现印度独立。国大党还有一个提倡不合作主义的人物,叫作甘地。蒋介石支持国大党,支持尼赫鲁,他为了支持印度自治和独立的要求,曾经不顾英国反对,在 1942 年和宋美龄一起访问过印度,会见尼赫鲁和甘地,也会见英印当局,企图调解其矛盾,敦促印度拒绝德国和日本的拉拢,加入反法西斯阵营。
祝曙光:在印期间,蒋介石夫妇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包括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尼赫鲁、伊斯兰联盟主席真纳以及各土邦 王公等。2 月18日 ,蒋介石在与甘地的会谈中 说:“我以为世界人类苟欲完全解放, 中印两大民族必先获得自由与解放而后可。盖世界人类,中印两民族占其半数 两民族得到自由,世界半数人类已有自由。 日本侵略成性,假使希望它来解放东方民族,必重蹈过去的错误。”“我此次以中国革命党员的资格前来与印度革命友人晤谈,目的即欲研究如何联合起来反抗侵略国家之方法,此乃中印两国求得自由之共同基础 也。”蒋介石和甘地的会谈历时 5个小时,甘地最后表示:“抵抗侵略是中印两国应有的共同目标。 印度的同情完全寄托在中国方面。中国的自由正在危难之中,中国不是侵略的国家,它竭尽全力以图自卫。 ……我们接受阁下的忠告,不作节外生枝增添灾害的举动,让恶魔去自生自 灭。”2月21日 ,蒋介石在加尔各答发表《 告印度人民书》,指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此非仅为 争取中华一民族之自 由,乃实为保全人类之正义,争取整个人类之自由也”。
杨天石:蒋介石还支持韩国独立。1910 年后,日本吞并韩国,大量的韩国流亡者、爱国者来到中国,将中国作为其反日的基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帮助韩国人在中国成立流亡政府,组织光复军和义勇队。他们的领袖金九,是中国政府在抗战胜利后用飞机送回汉城的。而且,蒋介石把韩国独立看作是中国抗战的一个目标。
祝曙光: 蒋介石支持韩国独立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起初,美国不关心、不支持韩国独立, 不信任在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对中国的朝鲜政策怀有疑虑。英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和殖民利益,与美国相比,英国有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情结,不愿意轻易允诺韩国独立,担心韩国独立会在英国其他殖民地,特别是印度引起连锁反应,导致大英帝国的瓦解。为此,中国在开罗会议等国际会议上做了大量工作,减弱美国、英国在韩国独立问题上的疑虑和反对态度。
杨天石: 是的。蒋介石还支持越南和泰国独立。越南,很长时期是法国的殖民地。罗斯福曾主张战后由中国管理越南。蒋介石却支持越南独立,向罗斯福表示,中国不想独占安南(现越南)。 对此,丘吉尔不相信,斯大林也觉得很奇怪。东南亚国家中的泰国,当时和日本结成泰日 同盟,参加法西斯阵营,但蒋介石支持泰国的爱国者,同意他们在重庆设立自由委员会,主张“无条件协助其独立”。
1942 年 11 月 ,宋美龄访美,蒋介石交给宋一份与罗斯福的《谈话要点》, 其内容共 8 条:东三省、旅顺、大连、台湾归还中国;越南由中美两国共同扶助,十五年以内独立;朝鲜应即独立;泰国保持其独立;印度在战后必须使之独立;为使英国不丧失体面,可以有过渡时期与过渡办法,缅甸亦然;明白宣布南洋各民族训政年限,二十年内扶助其独立;外蒙古归还中国,是否自治,由中国自定。
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而且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 1937 年冬到 1940 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其陆军总数的 78%,最高时94%。二战的战区是 2200 万平方公里,中国战区就有 600万平方公里。德、日、意的法西斯军队是 1100 万人,中国抗击了其中的 240 万人。从抗战时间上看,美国是3年9个月,但中国的抗战长达14年。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拖住了日本北进的脚步,使得苏联避免两面作战,从而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德国。从1941 年春到 1944 年秋,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调集了54万人,5000 门大炮,33000 多辆坦克到欧洲战场。而且,中国战场延迟了日本向东南亚前进的计划,牵制了日本南进的兵力, 为英美——特别是美国赢得了时间,也为美国空军轰炸日本提供了后方基地。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粉碎了德、意、日在中东会师的计划。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战场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开,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所以说,中国战场的存在,有力地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蒋介石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做出了贡献。
日本侵华是中国近代,包括中国古代以来的一次最大的亡国危机。 蒋介石继承孙中山遗志, 领导抗战,拯救危机,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四强,其功绩应该充分肯定。当然,蒋介石领导的抗战有许多缺点,如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特别是农民,没有解决和中共的矛盾,没有能在战争中改革内政。但是,从总体上,蒋介石领导抗战还是应该肯定。今天我们时常谈到的开罗会议宣言、波茨坦协定也是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参加或签字的。我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此人十分重要,十分复杂;既有大功,又有大过;过不掩功,功不掩过。
祝曙光: 杨天石教授的报告非常精彩,以严肃的学术态度、扎实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还原了 蒋介石在抗战中的真实面目 ,揭示了蒋介石作为国民党领袖和最高军事统帅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纠正了我们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弥补了以往对蒋介石在抗战中作用认识不足的缺憾。中日 两国国力悬殊,正如杨先生所言,中国是一个分裂的、落后的农业国;而日本是一个统一、先进的工业国,中国抗战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面临的苦难超乎想像,请问杨先生:八年抗战中蒋介石最感困难的是在什么时候?
杨天石:我认为抗战期间蒋介石最感困难的时间点有三个: 一是淞沪会战失败, 南京沦陷; 二是 1938 年12月汪精卫出逃,与日谋和,投降叛国;三是 1944 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国民党军一溃千里,日军打到贵州,威胁重庆。但蒋介石始终未动摇抗战决心,在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期间,表示与重庆共存亡。
祝曙光: 您认为蒋介石有两大功绩,一是率军北伐,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初步完成了 国家统一;二是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但我觉得还需要注意的是,蒋介石始终坚持国家统一,反对两岸分裂,从这一角度而言,在肯定其爱国行为时,可称其为民族主义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的今天,挖掘和继承蒋介石留下的这一精神遗产,对坚持“九二共识”、维护两岸和平、促进祖国统一具有积极意义。
杨天石:我觉得可以称蒋介石为民族主义者,特别在抗战问题上,应充分肯定他的爱国贡献。
祝曙光:谢谢杨先生!
本演讲实录发表于《探索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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