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改革空转时代急需袁庚式先锋

更新时间：2016-02-01 11:35:15  |  来源： 金融时报中文网

“改革先锋”袁庚

与万里、乔石相比，袁庚的级别并不高，副部级待遇。但他在改革开放历史上却占据一个重要职位：蛇口工业区总指挥。中国改革开放始于深圳，深圳改革开放始于蛇口。就此而言，说袁庚是“改革先锋”、“中国改革实际运作第一人”是极为准确的。

作为“先锋”，当然要不时“第一个吃螃蟹”，仅从1979年到1984年，蛇口就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被称为“蛇口模式”，其中包括：实行职工住房商品化；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聘用制，受聘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职务随时可以调整变动；“把权力关进笼子里”，1983年从首届蛇口管委会成立开始，受聘用干部接受群众的监督，每年由群众投一次信任票，开创了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要知道，直到2015年中央才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率先推行劳动合同制……

可以说，袁庚当年的不少改革，即使放在今天来衡量，依然是令人惊叹的制度创新。因此他获得很多赞誉：“近代招商之遗脉，当代深商之肇始”、“改革开放的马前卒”、“先锋大将”、“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的第一人”、“中国改革的启蒙大师”，他“以晚年政治生命孤注一掷换来中国改革试管的成长”，“许多在制度创新和政治体制改革上的突破，可以说至今没有被超越”。

袁庚不仅是极富改革精神的官员，更是一位具有远见的企业家。在他的直接推动下，催生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这两家机构已然成为中国最具市场竞争力的金融机构。更难得的是，在蛇口精神感召下，任正非、王石等一批年轻人来到了蛇口这片热土，成就了一个个创业奇迹。今天的深圳，堪称中国最具创新力与活力的城市，而这离不开袁庚当年催生的“企业家精神”。

改革始于思想解放

由于改革开放前长期受苏联计划经济模式、阶级斗争、大锅饭的影响，改革如何突破思想观念的壁垒成为关键。1977年胡耀邦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落地过程中，“帽子”、“大棒子”还是会不时袭来，这都对“改革先锋”的智慧和意志力带来了严峻考验。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发生在1988年1月的“蛇口风波”：在蛇口“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上，李燕杰、曲啸、彭清一等3位专家与蛇口青年就人生价值观念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专家认为，个别前往深圳的人目的不纯，是为了“捞一把”。蛇口青年则认为，淘金者赚钱，未触犯法律，并无过错，且客观上为蛇口的建设出了力。会后，一份《“蛇口座谈会”始末》被分送给中央，材料整理者李燕杰认为，自己“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引发全国争议。袁庚态度鲜明，“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1978年习仲勋临危受命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令他困惑的是，一曲《社会主义好》响遍神州大地，但广东却有那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出逃香港。如何才能把老百姓生活搞好？显然需要引入市场经济和经济规律。袁庚在1982年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在今天已属常识的口号，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一直到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对这句标语表示了肯定，争议才得以平息。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正是从这句口号开始的。

八十年代的改革派特质

从邓小平，到胡耀邦、习仲勋、万里、任仲夷、袁庚……，1980年代的中国可谓改革派群星闪耀，成为推动改革伟业的推手。袁庚当年的很多改革创新，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闯进意识形态的禁区，对个人意味着政治命运赌注甚至是牢狱之灾。那么，袁庚为何会选择冒险和担当？

邓小平、习仲勋、袁庚这些改革派的涌现，首先源于其痛苦的人生经历。袁庚1968年51岁时经康生批准被拘捕，囚禁于秦城监狱，直到1973年在周恩来过问下才得以释放。因此，可以想像，袁庚对于那个年代的荒唐有刻骨铭心的痛感，这种强烈的痛感成为其拥抱改革开放的精神支柱。因为这种信仰，他们才无惧被“扣帽子”，才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去争当“改革促进派”。

世间已无袁庚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以“世间已无张居正”来形容张居正“改革模式”的不可复制性。随着时间的流失，袁庚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新生代官员没有袁庚们痛苦的牢狱之灾，继续指望他们拥有“袁庚精神”是不现实的。

自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重启改革以来，中国开始了在改革深水区的艰难跋涉。从实践来看，改革一步步陷入僵局，出现了“顶层踩油门、部长放空档、处长踩刹车”的“空转现象”。

改革之所以空转，当然是执行环节出了问题。目前，大多数官员都抱着不被“双规”就阿弥陀佛的心态，“不作为”成为官场“新常态”。大家都认真学习文件，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结果可想而知。

关键在领导。一旦部委和地方的主政大员出现“不作为”，就会导致改革的“中梗阻”。这些问题中央已经察觉，所以明确提出鼓励干部“争当改革促进派”。

如果说袁庚在1980年代主要和“左的思想”斗争，今天的改革家则首先面临的是利益的纠葛。如今各级政府和国企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官员自然没有改革的积极性，一味期待官员“灵魂深处的革命”是很傻很天真的。

以“机制设计”来“催生改革先锋”

一切从实际出发。当今改革的一个最大实际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制，特别是官员工资过低导致对灰色收入的严重依赖。恩格斯曾言：在利益面前，几何定理也会被改写。面对庞大的利益格局，当前推动改革仅仅靠领导人说几句话已经难奏其效，必须从机制设计入手，改变官员的激励机制。

2014年7月笔者在参加李克强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就曾建议：（1）建立以改革为KPI的官员奖惩机制，谁不改革谁下台；（2）建立对权力下放之后官员的利益补偿机制，将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转化为“有人受益、无人受损”的帕雷托改进。这一建议的出发点就是：提高官员搞改革的收益，增加官员不作为的风险。

两年后的2016年1月，经济学家华生在李克强座谈会上同样谈到改革的机制设计问题。华生说，改革中最重要的是机制设计，有些改革举措实践效果不理想，主要原因是缺乏足够的动力机制。李克强总理回应：“没错。这是‘华山一条道’！必须往这个方向走。”

道理不复杂，但实施起来却是障碍重重。正如黄仁宇所一针见血指出的：以道德代替法治，是中国两千年来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国素来注重以道德来激励官员，在市场经济深入人心的今天，这种道德激励的效果只能说是“呵呵”。理想和责任是政治家的追求，但普通官员首先是一个普通人，也希望职位晋升，也希望住大房子、让子女海外留学、开好车、穿名牌，这无可厚非，否定这些就是要求官员“存天理，灭人欲”。因此，不解决官员的合理激励问题，“薄熙来们”就只能与商人徐明勾结来供养薄瓜瓜的高昂生活费用。中国长期推崇新加坡模式，其实新加坡模式一个关键经验就是“高薪养廉”。

因此，笔者认为，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下，要涌现真正的改革促进派，须多管齐下：（1）打破官员任期制，每年年底以改革绩效来考核官员，改革绩效差的坚决换人；（2）对有能力、有激情、有改革担当的官员，应该以伯乐之眼光去发掘，不拘一格进行重用；（3）政府大裁员，一些政府部门/机构必须果断予以撤销，让官员队伍变得精炼高效，把庙拆了才能让权力失去依托；（4）大幅度提高官员工资，并拉开差距，让官员合法收入足以满足体面的生活。

结语

要实现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目标，用人是关键。今天要涌现改革促进派，不能简单地指望官员的觉悟和责任，更重要是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改变改革对于官员而言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创造出改革的正向激励。袁庚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为中国植入了市场经济的思想萌芽。今天，我们纪念袁庚，实现改革破局，何尝不是需要在官员激励机制上来一场思想解放？
     
【作者简介】刘胜军，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上海数字化与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世界经济论坛2012-2014全球议程理事会中国区理事，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理事，FT中文网、财新网、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