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中国经济政策正面临重大挑战
更新时间：2017-02-11 15:33:31 | 来源： 国际货币网
2017年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出根本性调整的一年。回顾2016年，有两个最大的黑天鹅，一个是英国脱欧，另一个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两个事件实际上意味着底层民众进行了两次和平的革命，即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成就的一群人通过民众选举的方式实现的革命。这两个黑天鹅的出现，说明主要经济体过去的经济政策逻辑上可能存在问题，造成的结果就是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资产荒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金融虚拟资本是不创造价值的，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虚拟经济规模如此庞大时，高收益资产非常少，就导致了资产荒。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背离来源于信用资源分配的严重背离。越富的人越能拿到信用资源，真正的穷人根本享受不到任何信用资源。由此导致几乎所有的国家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因此需要反思，是不是经济政策的逻辑出现了问题。
特朗普的新政目前涉及五个方面，即放松管制、减税、让制造业回流、大规模基建、退出TTP回归到双边谈判。此外还要重新提名美联储主席，因为他对之前的货币政策极度不满。这其实表明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整体经济政策在发生转向。过去的经济政策是宽松货币政策、从紧财政政策并注重虚拟经济，结果导致了所谓的虚拟经济恶性膨胀和资产荒。流动性泛滥和资产荒又造成了金融危机并形成各种泡沫。这里面其实隐含另外一个含义，即所谓的精英掌握的宏观数据与真正的底层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是脱节的。中国其实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中科院的研究表明，居民真实可支配收入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2013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也曾表示，2002年中国20%的人控制了80%财富，到2012年10%的人控制了90%的财富；而目前统计局的基尼系数是0.43。
事实上，我国近年来的经济政策的执行存在很大问题，政策制定的都很好，但是实际执行依然是以GDP为主导。我们追求GDP的高增速不是靠体制改革，而是靠操控信贷、货币和债务。因此这几年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没有重大进展，经济整体杠杆率并没有下降，反而大幅上升。这可能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因为官员的政治考核就是要看GDP。
因此，我们必须要深刻反思世界主要经济体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造成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加上严重的虚拟经济恶性膨胀和资产荒，导致实体经济的利润越来越低。这样的经济无法持续下去。在目前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事实上并不乐观，因为对人民币汇率的担忧主要反映了对实体经济和经济整体风险的担忧，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的压力来源于资本价格严重高于其它国家，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国的国民收入只有美国的1/10，但房价却比比美国还要高，因此国内所谓高净值富人对这个国家的资产没有信心，于是把资产配置到国外，这就给人民币国际化增添了障碍。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到，稳中求进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事实上，每年给出GDP增速的目标是计划经济的思维，理论上只要做了正确的事情就可以了，GDP增速是一个结果，现在却是定一个结果去倒推该怎么做。
因此中国的经济政策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首先来自于美国经济政策正在发生转向。大家的基本判断是，如果特朗普按照目前的计划实行经济政策，其政策效果可能是一个缩水版的里根经济学（指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经济措施包括削减政府预算以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给量以降低通货膨胀，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放宽企业管理规章条例以减少生产成本）。这意味着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会出现大幅度升值，并且将和美国进行制造业工作岗位的争夺。前一段时间热议的税负问题，就是实体经济竞争力的问题。因此中国应当放弃单纯追求增量的经济政策，典型的例子就是刺激房地产。前不久我在和任正非的交谈中他也曾表示，对中国经济最大的担心就是房地产泡沫如何落地。
因此，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过去的经济政策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真正把实体经济搞起来，缩小贫富差距，让社会的资源配置能够提升国家的实业竞争力和科技竞争力，而不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资产荒和虚拟经济等问题上。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背离来源于信用资源分配的严重背离。越富的人越能拿到信用资源，真正的穷人根本享受不到任何信用资源。由此导致几乎所有的国家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因此需要反思，是不是经济政策的逻辑出现了问题。
特朗普的新政目前涉及五个方面，即放松管制、减税、让制造业回流、大规模基建、退出TTP回归到双边谈判。此外还要重新提名美联储主席，因为他对之前的货币政策极度不满。这其实表明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整体经济政策在发生转向。过去的经济政策是宽松货币政策、从紧财政政策并注重虚拟经济，结果导致了所谓的虚拟经济恶性膨胀和资产荒。流动性泛滥和资产荒又造成了金融危机并形成各种泡沫。这里面其实隐含另外一个含义，即所谓的精英掌握的宏观数据与真正的底层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是脱节的。中国其实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中科院的研究表明，居民真实可支配收入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2013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也曾表示，2002年中国20%的人控制了80%财富，到2012年10%的人控制了90%的财富；而目前统计局的基尼系数是0.43。
事实上，我国近年来的经济政策的执行存在很大问题，政策制定的都很好，但是实际执行依然是以GDP为主导。我们追求GDP的高增速不是靠体制改革，而是靠操控信贷、货币和债务。因此这几年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没有重大进展，经济整体杠杆率并没有下降，反而大幅上升。这可能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因为官员的政治考核就是要看GDP。
因此，我们必须要深刻反思世界主要经济体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造成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加上严重的虚拟经济恶性膨胀和资产荒，导致实体经济的利润越来越低。这样的经济无法持续下去。在目前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事实上并不乐观，因为对人民币汇率的担忧主要反映了对实体经济和经济整体风险的担忧，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的压力来源于资本价格严重高于其它国家，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国的国民收入只有美国的1/10，但房价却比比美国还要高，因此国内所谓高净值富人对这个国家的资产没有信心，于是把资产配置到国外，这就给人民币国际化增添了障碍。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到，稳中求进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事实上，每年给出GDP增速的目标是计划经济的思维，理论上只要做了正确的事情就可以了，GDP增速是一个结果，现在却是定一个结果去倒推该怎么做。
因此中国的经济政策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首先来自于美国经济政策正在发生转向。大家的基本判断是，如果特朗普按照目前的计划实行经济政策，其政策效果可能是一个缩水版的里根经济学（指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经济措施包括削减政府预算以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给量以降低通货膨胀，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放宽企业管理规章条例以减少生产成本）。这意味着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会出现大幅度升值，并且将和美国进行制造业工作岗位的争夺。前一段时间热议的税负问题，就是实体经济竞争力的问题。因此中国应当放弃单纯追求增量的经济政策，典型的例子就是刺激房地产。前不久我在和任正非的交谈中他也曾表示，对中国经济最大的担心就是房地产泡沫如何落地。
因此，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过去的经济政策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真正把实体经济搞起来，缩小贫富差距，让社会的资源配置能够提升国家的实业竞争力和科技竞争力，而不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资产荒和虚拟经济等问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