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道编译第78期|欧洲应帮助美国重振旗鼓
更新时间：2020-12-31 16:35:15 | 来源： 
尚道社会研究所
即便是拜登赢取美国大选，历史的车轮也不会回滚至奥巴马时代。欧洲必须帮助美国重振旗鼓，找回其失去的声誉。
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之路能否延续将会最早在11月3日揭晓。尽管如此，美国的合作伙伴们应该未雨绸缪，认真分析如果川普输掉大选并同意将权力移交给他的挑战者乔·拜登会发生什么——即，“后特朗普”时代会是怎样的。
每一位美国总统都会为国内发展以及美国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立场设定优先事项。考虑到美国的国际份量——就绝对实力而言，美国仍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总统也总会拥有塑造国际秩序的能力。任何政党即将上任的总统，传统上都会接受前任总统留下的许多遗产，同时也会设定新的基调。这并不奇怪，这是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的特征。毕竟，一位新总统上任第一天所面临的外交政策、安全、经济和生态方面的挑战，与前一天摆在其前任桌面上的那些挑战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但特朗普是个例外——他有意识地背离了这种务实的、有政治家风范的传统。对抗他的前任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留下的政治遗产，一直是他执政议程的核心部分。因此，特朗普废除了奥巴马政府制定的与金融市场规则和环境有关的法律，退出了伊核协议，也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议等国际协议。
如果拜登取代特朗普，这位新总统肯定会逆转他前任的一些最哗众取宠的措施——哪怕只是为了重新获得信任，再次加强美国的国际声誉。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伊朗核协议和气候协议。然而，拜登将无法将历史的车轮回到奥巴马时代。他将不得不应对特朗普的政治遗产——他的总统任期将在一定程度上由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决定——这不能简单地通过重新签署一些重要的国际协议来消除。
特朗普政府将留下四项显著的遗产。
首先是美国的政治两极分化，其程度与越南战争期间一样严重。新总统可能会试图在政治上重新团结国家，并通过社会政策和税收政策来缓解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然而，美国的政治或社会分歧不会随着政治方向的改变而简单消失。
其次，拜登政府首当其冲需要面对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特朗普当然不是中国崛起的原因，甚至奥巴马也试图将美国政策的重点转向亚洲——他视崛起的中国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但总体上仍视中国为伙伴。与此同时，中国的政策变得更具挑战性。对于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美国两党已达成广泛共识。然而，特朗普总统通过欺骗朋友和盟友，使美国退出国际机构和协议，从而削弱了美国在与中国竞争中的地位，从而创造了中国可以——而且已经——填补的空白。即使是在拜登的领导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可能仍是国际关系指导范式之争：一场以权力政策、安全、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维度构建世界政治的冲突。这种竞争将会如何形成和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未来的政策。
再次，新总统将不得不应对世界各国对美国信任的丧失。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白宫之主的性格。如果拜登当选总统，国际社会对他的信任可能会增加。这甚至可以帮助他推动某些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的要求，尤其是在美国要求其北约盟友增加国防开支这一问题上。然而，特朗普的任何继任者，无论其个人是多么的可信，都将面临美国的国际合作伙伴对美国的新的怀疑形式——如果不是出于对美国害怕的话，他们今天与美国谈判所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可能在白宫再次易主后遭到质疑。仅出于这个原因，与伊朗的新谈判，或与中俄两国未来在军备控制等议题上的谈判将变得更加困难：如果谈判伙伴不能在美国政策连续性上得到保证，他们自然会待价而沽。然而，为了让这类协议在国会的各个政治派别中都更容易被接受，美国的谈判代表更有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阻止新总统轻易地将其推翻。
最后，多边机构和国际组织被削弱，这不仅是因为特朗普的政策，也因为他的积极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生活的世界中的约束性规则首次少于4年前。重要的军备控制协定已被终止，世界贸易组织受到削弱，联合国的合法性和财政资源受到攻击。一位新总统当然可以尝试改变路线，让美国重新塑造和支持多边机构，但世界舞台上的其他角色在过去四年里变得更加自信和果断。这些参与者，尤其是中国，不太可能对约束性的新国际规则感兴趣，因为这些规则可能会限制它们的行动自由。
那欧洲应该怎么做呢？
简单寄希望于特朗普落选后的万事大吉是远远不够的。欧盟及其成员国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帮助美国新总统重获国际社会对该国的信任。欧洲很难指望拜登总统领导下的美国能够独立捍卫国际秩序。它也不应指望拜登政府简单地采纳欧洲的多边议程。相反，欧洲需要加强自己的能力，它应该采取主动，推动与美国就未来问题——气候、数字化、与中国的关系等——进行联合战略分析并达成协议。此外，欧洲还必须规划通过更公平的责任分担，以建立一种更对称的跨大西洋关系。
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之路能否延续将会最早在11月3日揭晓。尽管如此，美国的合作伙伴们应该未雨绸缪，认真分析如果川普输掉大选并同意将权力移交给他的挑战者乔·拜登会发生什么——即，“后特朗普”时代会是怎样的。
但特朗普是个例外——他有意识地背离了这种务实的、有政治家风范的传统。对抗他的前任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留下的政治遗产，一直是他执政议程的核心部分。因此，特朗普废除了奥巴马政府制定的与金融市场规则和环境有关的法律，退出了伊核协议，也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议等国际协议。
如果拜登取代特朗普，这位新总统肯定会逆转他前任的一些最哗众取宠的措施——哪怕只是为了重新获得信任，再次加强美国的国际声誉。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伊朗核协议和气候协议。然而，拜登将无法将历史的车轮回到奥巴马时代。他将不得不应对特朗普的政治遗产——他的总统任期将在一定程度上由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决定——这不能简单地通过重新签署一些重要的国际协议来消除。
特朗普政府将留下四项显著的遗产。
首先是美国的政治两极分化，其程度与越南战争期间一样严重。新总统可能会试图在政治上重新团结国家，并通过社会政策和税收政策来缓解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然而，美国的政治或社会分歧不会随着政治方向的改变而简单消失。
其次，拜登政府首当其冲需要面对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特朗普当然不是中国崛起的原因，甚至奥巴马也试图将美国政策的重点转向亚洲——他视崛起的中国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但总体上仍视中国为伙伴。与此同时，中国的政策变得更具挑战性。对于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美国两党已达成广泛共识。然而，特朗普总统通过欺骗朋友和盟友，使美国退出国际机构和协议，从而削弱了美国在与中国竞争中的地位，从而创造了中国可以——而且已经——填补的空白。即使是在拜登的领导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可能仍是国际关系指导范式之争：一场以权力政策、安全、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维度构建世界政治的冲突。这种竞争将会如何形成和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未来的政策。
再次，新总统将不得不应对世界各国对美国信任的丧失。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白宫之主的性格。如果拜登当选总统，国际社会对他的信任可能会增加。这甚至可以帮助他推动某些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的要求，尤其是在美国要求其北约盟友增加国防开支这一问题上。然而，特朗普的任何继任者，无论其个人是多么的可信，都将面临美国的国际合作伙伴对美国的新的怀疑形式——如果不是出于对美国害怕的话，他们今天与美国谈判所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可能在白宫再次易主后遭到质疑。仅出于这个原因，与伊朗的新谈判，或与中俄两国未来在军备控制等议题上的谈判将变得更加困难：如果谈判伙伴不能在美国政策连续性上得到保证，他们自然会待价而沽。然而，为了让这类协议在国会的各个政治派别中都更容易被接受，美国的谈判代表更有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阻止新总统轻易地将其推翻。
最后，多边机构和国际组织被削弱，这不仅是因为特朗普的政策，也因为他的积极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生活的世界中的约束性规则首次少于4年前。重要的军备控制协定已被终止，世界贸易组织受到削弱，联合国的合法性和财政资源受到攻击。一位新总统当然可以尝试改变路线，让美国重新塑造和支持多边机构，但世界舞台上的其他角色在过去四年里变得更加自信和果断。这些参与者，尤其是中国，不太可能对约束性的新国际规则感兴趣，因为这些规则可能会限制它们的行动自由。
那欧洲应该怎么做呢？
简单寄希望于特朗普落选后的万事大吉是远远不够的。欧盟及其成员国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帮助美国新总统重获国际社会对该国的信任。欧洲很难指望拜登总统领导下的美国能够独立捍卫国际秩序。它也不应指望拜登政府简单地采纳欧洲的多边议程。相反，欧洲需要加强自己的能力，它应该采取主动，推动与美国就未来问题——气候、数字化、与中国的关系等——进行联合战略分析并达成协议。此外，欧洲还必须规划通过更公平的责任分担，以建立一种更对称的跨大西洋关系。
本文发表于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网站。
https://www.swp-berlin.org/en/publication/what-trump-will-be-leaving-behind-if-he-lea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