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道编译第81期|拜登的外交政策将让新保守主义披上自由
更新时间：2020-12-31 16:52:57 | 来源： 
尚道社会研究所
本文发表于《国家利益》网站。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just-how-good-joe-biden%E2%80%99s-foreign-policy-team-170216
与沃伦·哈丁(Warren G. Harding)总统一个世纪前的竞选活动相呼应，乔·拜登(Joe Biden)承诺让美国人回归正常，并在外交政策方面把自己塑造成终极反特朗普派——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恣意烧掉的桥梁重新架起；在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的领域推进多边主义；在特朗普带来政策不协调的领域努力建设明确的战略。但在经历了四年的地缘政治风云变幻之后，回归常态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呢?前副总统仅仅意味着恢复白宫的专业能力和稳定吗?还是他和他的外交政策团队陷入了对过去的怀旧情绪中，而这是否将是损害而不是增强美国的安全?
如果人员真的做到平等政策——正如那句老话所说——一旦拜登上台，他身边的顾问们将对他的外交政策决定产生巨大影响。今年7月，《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报道称，拜登的竞选团队已经积累了一个由2000多名外交政策顾问组成的网络，这些顾问被分为20个工作组和几十个小组。然而，竞选活动中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暗示，这个庞大的机构与其说是一个严肃的政策制定工具，不如说是一种用来“拉拢人”加入拜登团队的装饰，尤其是那些来自党内进步派的人。
真正的权威仍然牢牢地掌握在拜登的亲信小圈子里——他们都是奥巴马和克林顿政府的老兵，而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记录则乏善可陈。他们曾经推动了奥巴马政府入侵利比亚，且在与俄罗斯达成和解方面十分失败。正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所言，虽然奥巴马在外交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功，比如对古巴开放，但他的成就并不大，他指出：“奥巴马作为总统在其他方面，是一场悲剧——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因为奥巴马有机会重塑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而且有时他似乎也想这么做。2008-2009年的危机是放弃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追求的失败的自由霸权战略的理想时机，但最终奥巴马从未放弃这种熟悉但失败的策略。”
有了拜登，一切似乎又“重返未来”。
拜登顾问中最重要的是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他在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与这位前副总统密切合作。布林肯于2002年加入当时的参议员拜登，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任和顾问。之后，他跟随拜登进入奥巴马政府，2009-2013年担任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2013-2015年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2015-2017年担任副国务卿。其他内部人士包括杰克·苏利凡——2013-14年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和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的高级顾问——以及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科林·卡尔（Colin Kahl）、朱利安·史密斯（Julianne Smith）、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和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èle Flournoy）。弗卢努瓦被广泛认为是国防部长的头号竞争者，她目前是战略咨询公司WestExec Advisors的管理合伙人，该公司是她与布林肯在2018年共同创立的。《美国展望》 （The American Prospect）将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公司描述为前奥巴马政府和拜登竞选活动之间的一扇关键的旋转门。
左翼进步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声音不出所料且言之有理地谴责在他们看来名誉扫地的外交政策建制派再次掌权，他们似乎没有被30年来的狂妄自大和不幸遭遇(无论是在巴尔干还是中东)所惩罚。在8月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的几周，有超过275个代表名额——其中大多数都承诺给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毫不含糊地抨击拜登团队是一场“恐怖秀”，并谴责他们长期以来“判断力差”和“灾难性”的军事干预。这些批评者认为，由于不愿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像布林肯和沙利文这样的人物很可能会以民主的名义在国外延续美国的冒险主义。
拜登的顾问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现在承诺结束美国在中东的“永远的战争”，在国内“重建”民主，而不是在国外为民主而十字军东征。他们承认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并为美国人的“谦逊”提供了理由——既不寻求改变中国，也不寻求孤立中国，而是寻求谨慎管理两国关系。拜登的顾问科林·卡尔现在承认“大国竞争再次回归”。正如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所写的，中俄等国家领导人物的强势崛起，迫使人们不安地意识到，“美国再也不能像我们有时认为的那样发号施令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全球性的(比如气候变化和正在蔓延的流行病)，只有通过与盟友密切合作才能应对。
这样的改革誓言听起来当然是明智的。
但是拜登竞选的核心承诺——“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可能让这一切都付诸东流。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迫使外交政策建制派重新考虑其先前的许多假设，但关键的是，它未能动摇他们的核心信念，即美国必须始终在任何地方发挥领导作用。“乔·拜登将重申美国的领导地位，”布林肯坚称道，“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个世界就是不会自己组织起来。”沙利文同样重申了他对“美国例外论”的信念。他写道，即使美国发现自己不如以前强大，它也永远拥有“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独特能力和责任”。拜登的顾问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问题不是对美国例外论的信仰，而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放弃这种信仰。这样的理由让他们可以把美国目前的困境完全归咎于特朗普政府，而没有对过去30年的广泛失败进行太多反思。
不出所料，布林肯和沙利文不愿意承认真正的失败，也不愿意接受他人对他们的记录的严重批评。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沙利文将矛头对准了现实主义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和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批评他们对外交政策建制派的批评。苏利文以两位作者缺乏真正的决策经验为由，驳斥了他们的著作。“沃尔特没有在五角大楼、国务院或战情室工作过，”沙利文写道，解释说两位作者都失败了，“区分明显的错误——比如伊拉克战争——和不完美的选择导致的有缺陷的结果，这在像外交政策这样的混乱事务中是很常见的。”
布林肯将这一则更进一步。在与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他不出所言地援引了法西斯等痛苦回忆，来谴责那些呼吁进行不那么扩张性的外交政策的人。他和卡根认为，美国的任何紧缩都有可能使国际秩序重新陷入上世纪30年代的深渊。这种世界观隐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国必须参与到每一场国际争端中，解决每一场冲突，无论它对美国的利益有多次要。换句话说，布林肯和卡根为持续的干预开出了处方，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很难避免这样一种印象：拜登政府可能会让新保守主义披上自由派鹰派的外衣。
拜登竞选团队恢复美国领导地位的誓言，象征着华盛顿当局仍对传说中的“美国世纪”充满怀旧之情，当时美国的霸权似乎是绝对的，它的仁慈是没有约束的。正是这种对美国实力的扩张型看法，助长了不断扩张的冲动，破坏了克制的企图。
拜登团队自己在阿富汗和中东问题上的声明强调了这种动态。这位前副总统承诺，他将把“绝大多数”美军从中东撤回，从而“结束这场永远的战争”——这意味着美国军队仍将留在该地区。布林肯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强调了“大规模、开放式部署”和“小规模、可持续的行动”之间的区别。美国的反恐战争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没有明确的成功基准——即，仍是一场“永远的战争”（forever war）。拜登政府很可能会受制于过去的教条，而不是制定新的路线。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just-how-good-joe-biden%E2%80%99s-foreign-policy-team-170216
与沃伦·哈丁(Warren G. Harding)总统一个世纪前的竞选活动相呼应，乔·拜登(Joe Biden)承诺让美国人回归正常，并在外交政策方面把自己塑造成终极反特朗普派——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恣意烧掉的桥梁重新架起；在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的领域推进多边主义；在特朗普带来政策不协调的领域努力建设明确的战略。但在经历了四年的地缘政治风云变幻之后，回归常态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呢?前副总统仅仅意味着恢复白宫的专业能力和稳定吗?还是他和他的外交政策团队陷入了对过去的怀旧情绪中，而这是否将是损害而不是增强美国的安全?
如果人员真的做到平等政策——正如那句老话所说——一旦拜登上台，他身边的顾问们将对他的外交政策决定产生巨大影响。今年7月，《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报道称，拜登的竞选团队已经积累了一个由2000多名外交政策顾问组成的网络，这些顾问被分为20个工作组和几十个小组。然而，竞选活动中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暗示，这个庞大的机构与其说是一个严肃的政策制定工具，不如说是一种用来“拉拢人”加入拜登团队的装饰，尤其是那些来自党内进步派的人。
真正的权威仍然牢牢地掌握在拜登的亲信小圈子里——他们都是奥巴马和克林顿政府的老兵，而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记录则乏善可陈。他们曾经推动了奥巴马政府入侵利比亚，且在与俄罗斯达成和解方面十分失败。正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所言，虽然奥巴马在外交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功，比如对古巴开放，但他的成就并不大，他指出：“奥巴马作为总统在其他方面，是一场悲剧——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因为奥巴马有机会重塑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而且有时他似乎也想这么做。2008-2009年的危机是放弃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追求的失败的自由霸权战略的理想时机，但最终奥巴马从未放弃这种熟悉但失败的策略。”
有了拜登，一切似乎又“重返未来”。
拜登顾问中最重要的是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他在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与这位前副总统密切合作。布林肯于2002年加入当时的参议员拜登，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任和顾问。之后，他跟随拜登进入奥巴马政府，2009-2013年担任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2013-2015年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2015-2017年担任副国务卿。其他内部人士包括杰克·苏利凡——2013-14年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和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的高级顾问——以及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科林·卡尔（Colin Kahl）、朱利安·史密斯（Julianne Smith）、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和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èle Flournoy）。弗卢努瓦被广泛认为是国防部长的头号竞争者，她目前是战略咨询公司WestExec Advisors的管理合伙人，该公司是她与布林肯在2018年共同创立的。《美国展望》 （The American Prospect）将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公司描述为前奥巴马政府和拜登竞选活动之间的一扇关键的旋转门。
左翼进步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声音不出所料且言之有理地谴责在他们看来名誉扫地的外交政策建制派再次掌权，他们似乎没有被30年来的狂妄自大和不幸遭遇(无论是在巴尔干还是中东)所惩罚。在8月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的几周，有超过275个代表名额——其中大多数都承诺给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毫不含糊地抨击拜登团队是一场“恐怖秀”，并谴责他们长期以来“判断力差”和“灾难性”的军事干预。这些批评者认为，由于不愿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像布林肯和沙利文这样的人物很可能会以民主的名义在国外延续美国的冒险主义。
拜登的顾问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现在承诺结束美国在中东的“永远的战争”，在国内“重建”民主，而不是在国外为民主而十字军东征。他们承认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并为美国人的“谦逊”提供了理由——既不寻求改变中国，也不寻求孤立中国，而是寻求谨慎管理两国关系。拜登的顾问科林·卡尔现在承认“大国竞争再次回归”。正如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所写的，中俄等国家领导人物的强势崛起，迫使人们不安地意识到，“美国再也不能像我们有时认为的那样发号施令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全球性的(比如气候变化和正在蔓延的流行病)，只有通过与盟友密切合作才能应对。
这样的改革誓言听起来当然是明智的。
但是拜登竞选的核心承诺——“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可能让这一切都付诸东流。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迫使外交政策建制派重新考虑其先前的许多假设，但关键的是，它未能动摇他们的核心信念，即美国必须始终在任何地方发挥领导作用。“乔·拜登将重申美国的领导地位，”布林肯坚称道，“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个世界就是不会自己组织起来。”沙利文同样重申了他对“美国例外论”的信念。他写道，即使美国发现自己不如以前强大，它也永远拥有“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独特能力和责任”。拜登的顾问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问题不是对美国例外论的信仰，而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放弃这种信仰。这样的理由让他们可以把美国目前的困境完全归咎于特朗普政府，而没有对过去30年的广泛失败进行太多反思。
不出所料，布林肯和沙利文不愿意承认真正的失败，也不愿意接受他人对他们的记录的严重批评。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沙利文将矛头对准了现实主义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和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批评他们对外交政策建制派的批评。苏利文以两位作者缺乏真正的决策经验为由，驳斥了他们的著作。“沃尔特没有在五角大楼、国务院或战情室工作过，”沙利文写道，解释说两位作者都失败了，“区分明显的错误——比如伊拉克战争——和不完美的选择导致的有缺陷的结果，这在像外交政策这样的混乱事务中是很常见的。”
布林肯将这一则更进一步。在与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他不出所言地援引了法西斯等痛苦回忆，来谴责那些呼吁进行不那么扩张性的外交政策的人。他和卡根认为，美国的任何紧缩都有可能使国际秩序重新陷入上世纪30年代的深渊。这种世界观隐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国必须参与到每一场国际争端中，解决每一场冲突，无论它对美国的利益有多次要。换句话说，布林肯和卡根为持续的干预开出了处方，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很难避免这样一种印象：拜登政府可能会让新保守主义披上自由派鹰派的外衣。
拜登竞选团队恢复美国领导地位的誓言，象征着华盛顿当局仍对传说中的“美国世纪”充满怀旧之情，当时美国的霸权似乎是绝对的，它的仁慈是没有约束的。正是这种对美国实力的扩张型看法，助长了不断扩张的冲动，破坏了克制的企图。
拜登团队自己在阿富汗和中东问题上的声明强调了这种动态。这位前副总统承诺，他将把“绝大多数”美军从中东撤回，从而“结束这场永远的战争”——这意味着美国军队仍将留在该地区。布林肯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强调了“大规模、开放式部署”和“小规模、可持续的行动”之间的区别。美国的反恐战争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没有明确的成功基准——即，仍是一场“永远的战争”（forever war）。拜登政府很可能会受制于过去的教条，而不是制定新的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