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道编译第15期|科学技术——从民主的朋友到民主的敌人

更新时间：2020-06-23 11:41:41  |  来源： 尚道战略研究

三十年来，我们世界发生了很多重大转变。其中，科技对于民主政治的作用出现了重要的变化。这种转变与身份认同作为世界政治轴心的崛起不无关系。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互联网曾经被吹嘘是为世界民主提供帮助和支持的有力工具。互联网的分布式计算和沟通模式对现有的威权等级制度构成了威胁，而且互联网能够以传播信息的方式向大众施加权力。事实也同样如此，在前苏东国家的“颜色革命”和2010年代初阿拉伯国家的革命中，激进分子利用新型横向交流的方式自发组织革命。
 

而技术的发展并未止步于此，互联网虽然会导致权力分散化，但这种进程并未持续不断。网络的外部效应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为谷歌和脸书等企业提供了巨大的优势，这些企业垄断控制了互联网。北京和莫斯科非常了解互联网的权力分散效应对它们政权构成的威胁，对此心知肚明，同时这两个国家的政府也掌握了重塑互联网的手段。今天，全球互联网一分为二，一半是更为封闭的互联网，另一半是由美国的少数私营企业运营的更加开放的互联网。前者与相关国家的政府的目的联系紧密，而西方互联网的运作模式是为了满足私营企业的利益。原则上，企业并不反对民主，但企业有自己的利益，这驱使它们被反民主人士利用。尤其是，有的企业发现，阴谋诡计和空穴来风的小道消息比事实本身容易获得更多的点击量。互联网打破了由民主国家“传统媒体（legacymedia）”形成的等级制度，即由从事印刷、广播和电视工作的媒体组织逐渐形成的一整套审查和核实信息的新闻标准。谷歌和脸书的出现破坏了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动机才能为民众提供可靠的消息呢？目前仍是未解之谜。
 

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新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都倾向于将社会撕裂成越来越小的身份群体。而在很多方面，社交媒体加速了这一进程。社交媒体为志趣相投之人打开了方便的大门，让他们不仅在本国，更在世界各地找到彼此，同时将批评和分歧拒之门外。在左翼方面，性政治和“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流派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敌对的身份认同的激增；而在右翼方面，有如“非自愿独身者（incels）”此类群体的存在，以及白人民族主义者为了识别彼此而创造的新词汇和新符号。俄罗斯等外部行为体是推动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比起向外推销本国的政治模式，他们更愿意加剧西方社会内部的不信任和分裂。
 

然而，将日益加剧的社会分裂简单归咎于互联网的兴起或俄罗斯的阴谋并非明智之举。早在1990年以前，传统社会机构的权威就已经开始衰落了，并且一直持续至今。这些机构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中介机构，如政党、企业、工会、教会、家庭、媒体机构、志愿组织等等。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首先提出这一现象。1995年，帕特南在Journal of Democracy发表了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尽管信任程度的降低因国家和机构而异，但信任程度的总体下降是惊人的并且是跨国的，这种现象在整个民主世界随处可见。
 

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对中介机构信任度下降，是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许多“好事”的副产品。与几十年前相比，如今的人们受到了更好的教育，这促使人们更倾向于独立思考，而不是迷信权威。社会机构的运作比过去更加透明，不仅仅是因为互联网的出现，更是为了满足现代公众的需求。例如，太阳底下无新事，天主教神父的性侵犯并非新事，大型组织中有权有势的男性对其他人实施性侵的现象也不是新事。由于透明度标准的改变，这些已经成为主要问题。而信息的易得性也导致了人们不愿意为更大的利益滥用借口或掩盖真相。
 

当普特南指出，美国自愿结社的数量长期下降时，相关批评者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变得更加具有多样性。妇女和少数种族能够进入以前被排除在外的工作场所和组织。在种族、性别和宗教术语上高度同质化的“老男孩网络（old-boynetworks）”带来了高度的信任，但代价是将人口中的重要部分排除在外。因此，对制度信任的下降，在一定程度是现代化民主社会变得更具包容性和更加公正的结果。
 

信息革命的早期信徒坚信，信息革命将成为推动民主的中坚力量。导致这种信念的部分原因是，新技术将在个人层面产生直接影响。20世纪80年代，台式电脑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计算能力。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互联网的崛起，而在21世纪便携智能手机横空出世。
 

然而，最近的技术发展使权力向更加集中的方向转移。是人工智能而并非是人类本身能够掌握如此海量的信息。而且让机器设备学习的数据集如此庞大，只有大公司，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大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目前，中国正在研究并创建一种监视系统，能够将数亿个传感器与大型的机器学习相连接，而这在威权政治体系是行得通的。此外，即使是在最民主的社会，新兴的“物联网”也正在收集令人难以置信的海量信息，对于民众而言，这些信息的使用会更不透明。然而，对于技术娴熟的大型组织，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公司，都可以利用这些“大数据”，而且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对民主赋权可能并不是个好兆头，尽管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只关注互联网和世界媒体对民主构成的威胁是错误的。传统媒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寡头们支持民粹主义的崛起：按照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开创的模式，寡头们收购传统媒体，然后利用所有权推动自己的政治生涯。在执政期间，这些寡头可以利用政治影响力保护个人商业利益。在乌克兰，每一个主流电视频道都与控制经济的六个寡头之一有关；而在匈牙利，主流媒体掌控在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手中，因为媒体的实际控制权属于那些与欧尔班关系密切的富商。
 

本文原载于Journal of Democracy最新一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