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初，Alastair Iain Johnston(2003)质疑中国能否被社会化，以及能否融入到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社会中。中国读者认为，尽管在政治领域存在分歧，但中国正在被社会化，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另一方面，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非自由民主的新兴大国，拥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世界观，会对美国和西方建立和维持的国际秩序感到不满。
 

本期特刊关注中国构建不同秩序的特点和方向，并且考察了现有秩序安排中可能存在的争议、合作和需要重新解释的领域。本期特刊将反思事态发展，评价和思考当今国际秩序。因此，这一问题将探讨中国的政治价值观和政策如何在不同问题领域和不同地区影响秩序转型。
 

理论上，将国际秩序定义为一种等级政治结构，在该结构中，成员国之间的社会契约产生了既定的规则、安排和实践(Ikenberry 2011, 36, Ikenberry 2016, Goh 2013, 6, 202, Lebow 2018, 8)。本期特刊中的论文探讨了秩序建立的各种动态：谁可以制定规则和安排，为什么要制定这些规则和安排，以及如何通过谈判和解决这些规则和安排(或不确定和重新谈判)？
 

正如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 2016, 539)所说，任何国际秩序的特征都是由“发现自己有机会建立秩序的国家的特征”所塑造的。国际秩序几乎总是由主要大国在重大战争发生之后主导和创建的(Ikenberry 2001, 3)，因此可以更精确地将国际秩序概念化为由等级统治规则和安排组成，其中主要大国的规范和规则为次要国家和较弱国家所接受,然后在国际体系内形成惯性(Slobodchikoff 2014, 3, Stewart-Ingersoll and Frazier 2012, 8)。主要大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建立国际秩序：基于大国克制和妥协、命令或同意的权力平衡(Ikenberry 2001, 23-27,Ikenberry 2011, 28, 47-66)。
 

然而，一个稳定、持久和有约束力的国际秩序并不仅仅来自于等级制度(Kupchan 2014, 221)。这一特定秩序的主要规范和规则大体上为主要国家和次要国家所共同接受。这种设计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维护主要大国无可匹敌的利益，更是为了推动秩序内国家间的合作，并在相互作用中创造稳定性、持久性和可预测性(Ikenberry 2001, 3-20, 22- 23, Stewart-Ingersoll and Frazier 2012, 18)。一个成功的国际秩序表现为没有发生重大的国家间战争，以及成功地解决除战争外的国家间争端和包容非暴力的国际变革(Bull 2002, 16-19, Mastanduno 2002)。
 

由于主要大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不对称，这些主要目标虽然对各方都有利，但在实践中并不是自然决定的。建立秩序（order-building）涉及两个争论：一是现有的规则和安排中所体现的等级性和社会目的的合法性，以及公正性；二是如何创建新秩序(就潜在霸权挑战者而言)，以及如何维护现有秩序(就现任霸权而言)(Goh 2013, 202-226, Ikenberry 2018, 19-21)。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现状国和挑战国寻求从次要国家和其他非大国那里获得政治支持，其目的分别是捍卫和动摇现行的规则、安排和做法。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冷战后的“单极时刻”(Krauthammer 1990-1991)开始消退，相关争论和重新谈判的进程开始加快。中国倡导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中国准备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建立互利合作的伙伴关系。正如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 2018, abstract) 所言“要相信崛起的中国将继续屈从于‘美国治下的和平’，需要极大的信心”。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中国著名学者阎学通(Yan Xuetong, 2018, 5)的回应，他认为“自由主义作为全球主流政治价值的衰落为其他意识形态争夺影响力创造了机会”。

尽管现有文献明确强调了中国崛起带来的新挑战，但中国政府的性质及其对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影响明显遭到忽视。在此背景下，本期特刊评估了中国的话语/叙事和实践，这些将共同挑战美国霸权，并对中国崛起提供了一个多层面的视角，而不是简单或单一的叙述。本期旨在揭示中国构建秩序的一些关键方面：第一，中央集权的价值观是如何塑造中国特质的；第二，中国的政治价值观如何指导其建立秩序，以及这些价值观是如何从其民族认同、自19世纪以来与西方碰撞的历史遗产中衍生的；第三，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非自由主义的新兴大国是如何塑造国际秩序的，中国旨在美国相对衰落之际，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经济优势所提供的机会；最后，本期讨论了建立秩序的方式，即中国打算以何种方式展现权威和重塑世界秩序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