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已经对选民登记和投票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正常情况下，选民登记和相关的公众教育运动通常是由选举管理机构负责，但在实践中，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党的宣传在提高选民登记意识以及帮助选民登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亲力亲为的帮助选民进行登记对于候选人深入传统上被政治进程边缘化的社区和群体——少数民族/种族、妇女、青年和残疾人——尤为重要。这些努力通常包括上门拉票或公开活动，以及在教会和学校等机构举办活动期间进行选民登记。自新冠病毒爆发以来，此类公共活动几乎都消失了。民间社会团体和不堪重负的选举官员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来替代亲自进行选民登记或选民教育。这种影响在美国已经很明显，美国11月大选的选民登记人数大幅下降。组织者正在尝试使用电话和互联网，但这些方法并未覆盖所有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特别是边缘化和少数族裔社区，以及那些在生活中没有可靠互联网、手机服务或技术的人。
 

对一些国家来说，在当下部署新的选民登记技术的计划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挑战。加纳和科特迪瓦的选举官员已经在采用新的生物识别选民身份系统，该系统要求亲自向选举官员登记。在加纳，生物识别系统原计划将在2020年12月的选举中使用，但由于选民登记陷于停顿，新的选民名单的编制也比原计划晚了两个多月。在加纳选举期间，选民登记的合法性经常受到争议，而程序上的拖延将使这次选举更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延误肯定会影响到最终选民登记人数，以及选举委员会在其他选举截止日期前按时完成选举的能力。
 

对自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举行选举的许多国家来说，选举日的选民投票率严重下降。法国在3月15日举行的第一轮市政选举中要求选民保持社交距离和洗手措施，但选民投票率仍下降了18个百分点，创下市政选举的最低水平。法国政府深切关注选民投票率低的影响，允许选民在第二轮市政选举中通过代理人投票。与此同时，在美国，有34个州采取缺席投票机制和邮寄投票二选一的方式，或者全部要求采取授权邮寄投票的方式。但即使有了这些变化，选民投票率仍低于或相当于过去初选的投票率。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很多情况下，缺乏允许海外公民投票的条款。蒙古6月24日议会选举中，亲自投票的选民投票率很高，但该国滞留在海外的8000名公民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其中许多人要求推迟选举，以方便海外选民的参与。还有一些情况下，政府明知减少投票率可能有助于其继续执政的目的，却有意进行选举。截至7月26日，至少有31个国家按照原计划举行了全国选举或全民公投。尽管面临反对派的抵制和对新冠肺炎带来的风险的广泛担忧，西非国家贝宁仍在5月中旬举行了地方选举。即使有了强制性的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投票率也低得可怕——在反对派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不到10%。在2019年贝宁的议会选举中，与现任总统帕特里斯•塔隆结盟的政党预计将从低迷的投票率中受益。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新的选举法制定了新的严格的政党登记标准，主要的反对党没有获得选举资格。最终，尽管选民投票率只有25%，总统的支持者仍赢得了所有议会席位。
 

选民参与选举是选举过程合法性的重要指标。低迷的登记率和低下的选举日投票率可能会导致一些政党和候选人对选举的可信性以及获胜者的执政合法性产生质疑。在新冠病毒感染率居高不下的国家，选举官员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扩大选民的参与。这要求他们采取必要的卫生措施，提供面对面投票的安全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