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经济学家的观点往往也能起到很大作用。对于经济学的信徒而言，贸易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市场效率（market efficiency）。他们认为，更低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了生产和分销商品和服务的成本，这反过来又会使社会整体变得更好，但对于解释这样的政策如何影响从事生产和分销的人们则语焉不详。
 

经济学家没有考虑社会的需要，也没有制定与之相适应的贸易政策，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先声称自由贸易应该占据主导地位，然后争辩说社会应该适应它。大多数人承认降低贸易壁垒会造成经济混乱，但很少有人建议应该调整贸易规则，以帮助社会更好地管理这些影响。在右派，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s）否认存在问题，因为廉价消费品带给大众的好处理应大于成本；在左派，进步人士提倡贸易调整援助（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和其他财富转移计划，以此作为消除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方式。
 

两种回答都不令人满意。那些痴迷于效率的人往往将就业简单地视为一种分配资源和确保生产的手段，却大大低估了一个人从有意义的工作中所获得的尊严。从19世纪的教皇利奥十三世到今天的亚瑟·布鲁克斯（Arthur Brooks）和奥伦·卡斯（Oren Cass)，一个致力于修正经济政策的保守观点的组织），各路评论家们都不厌其烦地论述工作在有序社会中的核心作用。做诚实的工作，拿体面的工资，从被他人的需要和对社会的贡献中积累点点滴滴的自我价值。稳定、有报酬的工作能强化好习惯，抑制坏习惯。这使人类成为更好的配偶、父母、邻居和公民。相比之下，由于缺乏稳定、高薪的工作而导致的个人尊严的丧失，既不能通过增加低成本进口商品的消费，也不能通过福利救济的支票来弥补。
 

这一切并不是说市场效率应该无关紧要。但它不应该成为贸易政策的唯一因素，但也不能成为盲目崇拜的对象。当涉及到税收、医疗保健、环境监管和其他问题时，决策者通常会在效率和其他相互竞争的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在贸易方面也是如此。
 

然而，近年来，对效率的痴迷使得许多人忽视了贸易自由化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当精英们开始接受将自由贸易作为一种信仰时，企业发现他们可以把工作机会转移到国外而不会吸引太多负面的宣传。通用电气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曾在1981年至2001年期间告诉供应商，如果他们不将工作外包出去，他的公司将停止与他们做生意。“供应链迁移”成为管理咨询公司兜售的灵丹妙药。不幸的是——正如新冠疫情所揭示出的让人痛彻心扉的现实那样——许多卷入外包狂潮的公司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风险。
 

经济上的群体迷思也使政策制定者不再担心贸易逆差。近年来，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已与20国集团中的大多数经济体的规模不相上下。从理论上讲，如果美国能够在国内生产足够多的商品，以消除其对中国3450亿美元的商品逆差，就收入而言，相当于给美国经济增加了2.5个通用汽车公司。然而，在大多数政策圈子里，长久以来对贸易逆差的讨论仅限于为什么它应该无关紧要。
 

有这样一个比喻：“我和自己的理发师之间存在贸易逆差；由于我们双方都因此受益，贸易逆差是良性的。”许多人试图在这种比喻中寻求安慰，但其实这种类比是有缺陷的。与理发师有逆差是一回事，但如果我与理发师、屠夫、面包师、烛台制造商，以及其他与我交易的人之间都存在逆差，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外，长期贸易逆差必须通过出售资产来融资，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可能会证明这是不可持续的。进一步类推，如果我与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贸易逆差为我所出售劳动力与雇主之间的顺差抵消，那么它就是良性的。但是，如果我为自己的房子申请第二笔抵押贷款来为消费提供资金，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而这就是美国在过去30年里所做的，年复一年的贸易逆差。这些持续的逆差是由资本净流入来填补的——这意味着，为了维持进出口之间的差额，美国每年都必须向外国投资者出售美国资产。
 

学术理论也无法掩盖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一个国家进口了可以在国内生产的商品，那么国内消费就是在雇用国外而不是国内的人。如果能解放工人，让他们去从事效率更高、报酬更高的工作，那么这种权衡或许是值得的。如果有关市场准入的互惠协议能够创造新的与出口相关的就业岗位，取代因进口产品价格更低而失去的就业岗位，这或许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持续的贸易逆差至少会导致政策制定者质疑这种权衡，并探究这种不平衡背后的原因。这种权衡应该随着赤字的规模而增加。特别是当贸易逆差是由于操纵汇率、缺乏市场准入方面的互惠性、不公平的劳工行为或补贴造成的时候，美国应该努力改变贸易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