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尚道中国发展论坛在香港举办
更新时间：2024-11-05 13:12:35 | 来源： 
尚道社会研究所
2024年10月20日，尚道社会研究所在香港顺利举办“第七届尚道中国发展论坛暨全球化演变与中国的对外关系”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波士顿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等近20位学者参会。围绕中国的外部关系，参会学者们主要从中美竞争与冲突的根源、美国的政党政治、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前景、欧洲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角色等多个维度展开发言和讨论。
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老师首先致欢迎辞。他代表尚道社会研究所向所有参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感谢，也向多年来参与和支持尚道中国发展论坛、推动中西方民间交流的嘉宾们表示敬意。寒老师表示，2024年对中国和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中美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当前，中美两国关系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究竟会走向何方？2024年的美国大选会给美国的对华政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这么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难以界定的时代，尚道社会研究所欢迎大家围绕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中美两国的关系与发展前景进行讨论。
上午的发言由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学系林丹（Daniel Lynch）主持。
波士顿学院政治科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陆伯彬（Robert Ross）以“中美竞争与冲突的根源与稳定的前景”为题演讲，他认为从中美竞争与冲突的根源来看，中美实力的此消彼长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是一个伟大、务实而谨慎的国家，具有强大的市场、军事等层面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日渐担忧中国是否在东亚地区挑战美国的安全，他们把中国视为了战略竞争对手。很多时候，美国不希望让步或丢掉自己的利益。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竞争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双方要加强对话，特别是领导人之间的交流。如果没有定期或不定期的沟通，那么就很容易产生误解和冲突。
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美国与太平洋地区研究所主任黄靖分享了“美国的政党政治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黄靖教授指出，美国选民在投票时愈发看重政治身份和认同，民主选举不再是基于“我们要什么”层面的利益冲突，而是来自于价值观，来自于“我们是谁”。其结果只能是政治上的极化和难以弥合的社会撕裂。美国的对华政策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愈发激进，通过“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而拜登政府试图将中国一步步拉入“冷战”的框架中。展望未来，“冷战”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一方面，中国应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互利共赢。另一方面，中美要加强各层级之间的对话交流，特别是美国应摒弃“零和思维”，改变遏制中国的策略。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而不是对抗，才更有利于世界秩序的稳定。
尚道社会研究所寒竹所长以“在大国博弈中形成新的战略稳定：中美关系前瞻”为题回顾了过去二十多年中美关系演变的历程。寒老师指出，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在经历了后冷战时期相对友好的时期后，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逐渐跟中国疏远甚至对立，这跟中国的高速发展与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在美国看来，美国难以接受一个经济实力巨大、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与西方迥异的中国，因此其在地缘政治、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遏制中国的发展。朝未来看，一方面由于双方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领域的分歧，这使得中美关系难以再回到相对友好的时期，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方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也很难走向美苏那样的“冷战”状态。中美关系在未来将呈现出“接触中的对峙与竞争”的特点。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乔治和萨迪·海曼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毛学峰（Andrew Mertha）以“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如何应对中美关系当中的挑战”为题发表演讲。他认为举办此次研讨正逢其时、非常富有意义，通过深入地交流可以让我们各自国家的政府提供好的政策建议。美国大选临近了，很多人都会担忧美国大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在我看来，中美关系是一种“黏性的关系”，尽管华府确实存在一些“两极分化”的观点，但中美双方依然可以从中寻找共识。例如关于美中贸易关系，虽然美国面临着鹰派力量的压力，但美国国会一直希望引入不同的声音，包括商界的声音。不管谁当选总统，我们应确保彼此之间朝着好着方向发展的信心，只有不断的交流和对话，才能解决双方的分歧。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校长讲座教授、全球研究项目主任郝雨凡主要探讨了美国大选后中美关系是趋稳还是进一步恶化。郝教授提出，近年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不仅双方官方层面把对方视为主要的挑战方，民间力量都对彼此持有更多的负面看法。实际上，中国对外一直持有谨慎、务实的态度，虽然试图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但是这些都只是为了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从来不是为了侵犯别国的领土和主权，也无意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然而，美国却将中国这种追求民族复兴和发展的意图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在关税、气候变化、俄乌战争等议题上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哈里斯可能更加的专业和具有可预测性。对他们两位候选人来讲，各自的政策优先性是不同的。不管谁当选，中美关系的未来是可控的，双方在未来应加强交流和理解，特别是重点关注自身的国内政治经济议题，在此基础上消除冲突和误解。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周文星评估了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对美国对台政策的潜在影响。周文星博士提出，美国大选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尽管美国大选的结果给中美关系未来平添了不确定性，但是中美之间还是具有一个基本的可以维持的构架。从近几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来看，拜登政府继承和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做法，而新一届政府很可能也会延续当前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只是两党可能在一些具体对华策略上有所不同。当前，台海局势存在两个风险：一个是拜登当局采取的联合盟友不断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另一个则是国会部门强化对台湾的支持，甚至从法律层面推动所谓“保卫台湾”的举动。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国意图“打台湾牌”遏制中国，未来台海局势将是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
下午，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周文星主持了学术讨论。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胡伟星院长首先分享了“中美竞争与亚太地区的地缘动态”。他指出，中美关系在近年来日渐恶化，这恰恰需要我们加强交流和共同探讨。中美关系更像一种长期的博弈或“战略相持”，如何有效地管控分歧、管理竞争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中美竞争过程中，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显得十分重要。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增强了地区经济的活力，特别是“一带一路”这个纽带有助于促进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美国不断渲染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试图利用东南亚盟友牵制中国。然而，美国的印太战略并没有改变地区的经济结构。中国对印太地区的经济促进关系与美国所渲染的“中国威胁”形成了分歧。美国大选后是否会进一步加码，强化经济领域的投入，这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学系林丹（Daniel Lynch）教授以“中美关系能否行稳致远？”发言，他从中美经济发展的角度指出，双方经济实力的变化及相对稳定关系是双方关系改善的一个窗口。一方面，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后，正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相对稳定期。相对于过去所拥有的财富和实力，中国在绝对意义上肯定仍在崛起。但另一方面，美国在总体经济势力和全球盟友网络方面仍然占优。然而，美国也面临着自身的国内问题，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所推行的相关政策，泛化了国家安全概念，把所有议题都政治化、安全化。未来，中美两国将逐渐在识别自我过程中重新确定彼此的关系，并逐渐从可能的冲突和对抗转为更为缓和的“竞争关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副所长陈刚主要探讨了“中美之间的合作能否突破气候变化领域？”。他认为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还与国际政治密切相关。拜登政府也通过气候等领域找到了中美之间对话的渠道。气候变化的合作拥有溢出效应，它不止涉及技术层面的合作，还推动了经济层面的交流。如果哈里斯胜选，这种经济层面的合作趋势肯定会有所持续，并延展到其它产业领域中。虽然特朗普当选，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但无论如何，特朗普是一个重视现实利益和喜欢谈“交易”的总统，中美之间的合作交流仍可能在液化天然气等能源领域有所突破。对中国来讲，地缘政治领域特别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红线，只要美国不触动中国的红线，就不会影响中美的关系。美国的对手不仅是中国，还面临许多全球性的问题。中美两国必须要找到双方的共识，寻求更多的共同利益。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ESSEC商学院教授陆克（Philippe Le Corre）教授作了“欧洲在中美竞争当中摇摆不定的地缘政治角色”演讲，他指出，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欧盟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多了，例如俄乌战争、与中美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都是欧盟没有准备好的。近年来欧盟愈发重视安全问题，例如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欧盟提出了“去风险”的策略。再比如关于电动车增加关税的议题，尽管德国总理持反对态度，但是一些国家仍然坚持增加关税，这说明欧盟正在建立安全护栏。俄乌战争其实对欧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然而中国与欧盟对该事件的看法截然不同。对于欧洲来说，未来不仅要解决全球化的问题，还要面临如何处理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问题。
上海纽约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雷爱华（Ivan Willis Rasmussen）以“一带一路”十周年如今“小而美”:“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制度与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证分析为题发言。Ivan从实证层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运作十周年以来的变化。“一带一路”作为一种中国所推进的多边合作框架，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支点的亚投行其成功运作，也使得参与国家从中受益。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主要盟友并没有参与其中，这似乎给人一种新冷战的印象。尽管我们正处于“新冷战”的边缘，但中美双方不是新冷战；相对于美苏冷战，中美之间并没有代理人冲突；从经济层面看，双方确实存在经济层面的制裁和冲突，但中美之间的经济并没有走向脱钩。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李磊（Pierre Landry）以“欧美有关中国的舆论动态及其对政治领导人的影响”为题发言，他认为相对于美国国内较为激烈的对华政策讨论，欧洲方面表现得更为温和、复杂。欧盟由许多国家组成，各自国家有其自身利益。确实如此，当前全球化的进程变得愈发困难，这是由于经济是全球化的，但政治是地方性的，一些地方甚至认为全球化让自己的利益受损。例如，俄乌战争就改变了欧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一些看法；而欧盟关于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辩论也是一个例子。朝未来看，我们希望中欧之间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或许从美国的角度看，冷战可能对他们是有利的。经济脱钩就是一种新冷战，但我认为要摒弃冷战思想。
在嘉宾发言过程中，研讨会还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中美关系的前景、美国大选、俄乌战争、台湾问题、中欧关系等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碰撞，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见解。本次研讨是尚道社会研究所自2018年在香港举办首届论坛以来再次回到香港所举办的线下交流。与会者们认为会议的举办恰逢其时，是讨论中美关系的一个黄金节点。尽管中美关系存在不少的阴霾，但大家仍然抱以乐观的期待，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学术界、政策界人士加入其中，一道推动更多富有意义的讨论。
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老师首先致欢迎辞。他代表尚道社会研究所向所有参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感谢，也向多年来参与和支持尚道中国发展论坛、推动中西方民间交流的嘉宾们表示敬意。寒老师表示，2024年对中国和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中美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当前，中美两国关系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究竟会走向何方？2024年的美国大选会给美国的对华政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这么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难以界定的时代，尚道社会研究所欢迎大家围绕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中美两国的关系与发展前景进行讨论。
上午的发言由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学系林丹（Daniel Lynch）主持。
波士顿学院政治科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陆伯彬（Robert Ross）以“中美竞争与冲突的根源与稳定的前景”为题演讲，他认为从中美竞争与冲突的根源来看，中美实力的此消彼长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是一个伟大、务实而谨慎的国家，具有强大的市场、军事等层面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日渐担忧中国是否在东亚地区挑战美国的安全，他们把中国视为了战略竞争对手。很多时候，美国不希望让步或丢掉自己的利益。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竞争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双方要加强对话，特别是领导人之间的交流。如果没有定期或不定期的沟通，那么就很容易产生误解和冲突。
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美国与太平洋地区研究所主任黄靖分享了“美国的政党政治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黄靖教授指出，美国选民在投票时愈发看重政治身份和认同，民主选举不再是基于“我们要什么”层面的利益冲突，而是来自于价值观，来自于“我们是谁”。其结果只能是政治上的极化和难以弥合的社会撕裂。美国的对华政策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愈发激进，通过“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而拜登政府试图将中国一步步拉入“冷战”的框架中。展望未来，“冷战”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一方面，中国应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互利共赢。另一方面，中美要加强各层级之间的对话交流，特别是美国应摒弃“零和思维”，改变遏制中国的策略。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而不是对抗，才更有利于世界秩序的稳定。
尚道社会研究所寒竹所长以“在大国博弈中形成新的战略稳定：中美关系前瞻”为题回顾了过去二十多年中美关系演变的历程。寒老师指出，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在经历了后冷战时期相对友好的时期后，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逐渐跟中国疏远甚至对立，这跟中国的高速发展与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在美国看来，美国难以接受一个经济实力巨大、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与西方迥异的中国，因此其在地缘政治、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遏制中国的发展。朝未来看，一方面由于双方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领域的分歧，这使得中美关系难以再回到相对友好的时期，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方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也很难走向美苏那样的“冷战”状态。中美关系在未来将呈现出“接触中的对峙与竞争”的特点。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乔治和萨迪·海曼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毛学峰（Andrew Mertha）以“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如何应对中美关系当中的挑战”为题发表演讲。他认为举办此次研讨正逢其时、非常富有意义，通过深入地交流可以让我们各自国家的政府提供好的政策建议。美国大选临近了，很多人都会担忧美国大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在我看来，中美关系是一种“黏性的关系”，尽管华府确实存在一些“两极分化”的观点，但中美双方依然可以从中寻找共识。例如关于美中贸易关系，虽然美国面临着鹰派力量的压力，但美国国会一直希望引入不同的声音，包括商界的声音。不管谁当选总统，我们应确保彼此之间朝着好着方向发展的信心，只有不断的交流和对话，才能解决双方的分歧。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校长讲座教授、全球研究项目主任郝雨凡主要探讨了美国大选后中美关系是趋稳还是进一步恶化。郝教授提出，近年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不仅双方官方层面把对方视为主要的挑战方，民间力量都对彼此持有更多的负面看法。实际上，中国对外一直持有谨慎、务实的态度，虽然试图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但是这些都只是为了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从来不是为了侵犯别国的领土和主权，也无意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然而，美国却将中国这种追求民族复兴和发展的意图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在关税、气候变化、俄乌战争等议题上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哈里斯可能更加的专业和具有可预测性。对他们两位候选人来讲，各自的政策优先性是不同的。不管谁当选，中美关系的未来是可控的，双方在未来应加强交流和理解，特别是重点关注自身的国内政治经济议题，在此基础上消除冲突和误解。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周文星评估了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对美国对台政策的潜在影响。周文星博士提出，美国大选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尽管美国大选的结果给中美关系未来平添了不确定性，但是中美之间还是具有一个基本的可以维持的构架。从近几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来看，拜登政府继承和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做法，而新一届政府很可能也会延续当前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只是两党可能在一些具体对华策略上有所不同。当前，台海局势存在两个风险：一个是拜登当局采取的联合盟友不断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另一个则是国会部门强化对台湾的支持，甚至从法律层面推动所谓“保卫台湾”的举动。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国意图“打台湾牌”遏制中国，未来台海局势将是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
下午，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周文星主持了学术讨论。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胡伟星院长首先分享了“中美竞争与亚太地区的地缘动态”。他指出，中美关系在近年来日渐恶化，这恰恰需要我们加强交流和共同探讨。中美关系更像一种长期的博弈或“战略相持”，如何有效地管控分歧、管理竞争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中美竞争过程中，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显得十分重要。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增强了地区经济的活力，特别是“一带一路”这个纽带有助于促进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美国不断渲染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试图利用东南亚盟友牵制中国。然而，美国的印太战略并没有改变地区的经济结构。中国对印太地区的经济促进关系与美国所渲染的“中国威胁”形成了分歧。美国大选后是否会进一步加码，强化经济领域的投入，这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学系林丹（Daniel Lynch）教授以“中美关系能否行稳致远？”发言，他从中美经济发展的角度指出，双方经济实力的变化及相对稳定关系是双方关系改善的一个窗口。一方面，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后，正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相对稳定期。相对于过去所拥有的财富和实力，中国在绝对意义上肯定仍在崛起。但另一方面，美国在总体经济势力和全球盟友网络方面仍然占优。然而，美国也面临着自身的国内问题，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所推行的相关政策，泛化了国家安全概念，把所有议题都政治化、安全化。未来，中美两国将逐渐在识别自我过程中重新确定彼此的关系，并逐渐从可能的冲突和对抗转为更为缓和的“竞争关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副所长陈刚主要探讨了“中美之间的合作能否突破气候变化领域？”。他认为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还与国际政治密切相关。拜登政府也通过气候等领域找到了中美之间对话的渠道。气候变化的合作拥有溢出效应，它不止涉及技术层面的合作，还推动了经济层面的交流。如果哈里斯胜选，这种经济层面的合作趋势肯定会有所持续，并延展到其它产业领域中。虽然特朗普当选，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但无论如何，特朗普是一个重视现实利益和喜欢谈“交易”的总统，中美之间的合作交流仍可能在液化天然气等能源领域有所突破。对中国来讲，地缘政治领域特别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红线，只要美国不触动中国的红线，就不会影响中美的关系。美国的对手不仅是中国，还面临许多全球性的问题。中美两国必须要找到双方的共识，寻求更多的共同利益。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ESSEC商学院教授陆克（Philippe Le Corre）教授作了“欧洲在中美竞争当中摇摆不定的地缘政治角色”演讲，他指出，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欧盟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多了，例如俄乌战争、与中美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都是欧盟没有准备好的。近年来欧盟愈发重视安全问题，例如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欧盟提出了“去风险”的策略。再比如关于电动车增加关税的议题，尽管德国总理持反对态度，但是一些国家仍然坚持增加关税，这说明欧盟正在建立安全护栏。俄乌战争其实对欧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然而中国与欧盟对该事件的看法截然不同。对于欧洲来说，未来不仅要解决全球化的问题，还要面临如何处理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问题。
上海纽约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雷爱华（Ivan Willis Rasmussen）以“一带一路”十周年如今“小而美”:“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制度与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证分析为题发言。Ivan从实证层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运作十周年以来的变化。“一带一路”作为一种中国所推进的多边合作框架，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支点的亚投行其成功运作，也使得参与国家从中受益。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主要盟友并没有参与其中，这似乎给人一种新冷战的印象。尽管我们正处于“新冷战”的边缘，但中美双方不是新冷战；相对于美苏冷战，中美之间并没有代理人冲突；从经济层面看，双方确实存在经济层面的制裁和冲突，但中美之间的经济并没有走向脱钩。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李磊（Pierre Landry）以“欧美有关中国的舆论动态及其对政治领导人的影响”为题发言，他认为相对于美国国内较为激烈的对华政策讨论，欧洲方面表现得更为温和、复杂。欧盟由许多国家组成，各自国家有其自身利益。确实如此，当前全球化的进程变得愈发困难，这是由于经济是全球化的，但政治是地方性的，一些地方甚至认为全球化让自己的利益受损。例如，俄乌战争就改变了欧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一些看法；而欧盟关于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辩论也是一个例子。朝未来看，我们希望中欧之间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或许从美国的角度看，冷战可能对他们是有利的。经济脱钩就是一种新冷战，但我认为要摒弃冷战思想。
在嘉宾发言过程中，研讨会还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中美关系的前景、美国大选、俄乌战争、台湾问题、中欧关系等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碰撞，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见解。本次研讨是尚道社会研究所自2018年在香港举办首届论坛以来再次回到香港所举办的线下交流。与会者们认为会议的举办恰逢其时，是讨论中美关系的一个黄金节点。尽管中美关系存在不少的阴霾，但大家仍然抱以乐观的期待，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学术界、政策界人士加入其中，一道推动更多富有意义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