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学者对话之二（哈佛大学亚洲中心）
更新时间：2015-09-28 01:11:58 | 来源： 观察者网
欧威廉博士（Dr. William H. Overholt）曾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197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71年至1979年，欧威廉博士任职于智库哈德森研究院；1980年至2001年，他先后领导美国信孚银行、波士顿银行、野村证券的投资研究部门；2002年至2008年，任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主任，曾到美国国会提供关于中国发展的证词；2008年以后，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高级研究员。
欧威廉博士是美国资深的亚洲和中国问题专家。1976年至1988年，他与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一起创办并出版期刊《全球评估》（Review of the World）。1993年，他出版《中国崛起》（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2007年，出版《亚洲、美国和地缘政治转型》（Asia,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此外，欧威廉博士博士还发表了多种研究政治风险的著作、咨询报告和论文。
欧威廉博士是美国资深的亚洲和中国问题专家。1976年至1988年，他与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一起创办并出版期刊《全球评估》（Review of the World）。1993年，他出版《中国崛起》（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2007年，出版《亚洲、美国和地缘政治转型》（Asia,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此外，欧威廉博士博士还发表了多种研究政治风险的著作、咨询报告和论文。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高级研究员欧威廉博士
中国的经济仍然充满活力
欧威廉博士是美国资深的亚洲和中国问题专家，经常为美国政府提供咨询。2012年初，他写了一篇论文《重估中国：期待习近平》（Reassessing China: Awaiting Xi Jinping），发表在美国的《华盛顿季刊》上，其中分析并预测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新趋势。
今天，谈到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的三年，欧威廉根据中国的现实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认为习是一位有政治理想和决心的领导人，在过去的三年中，习的决断力给人以深刻印象。外部世界在分析中国的未来时，必须充分考虑到领导人的个人因素。
作为研究中国改革的专家，欧威廉不同意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中国崩溃论”。他认为关于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将爆发危机的判断，没有什么根据。
笔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西方和中国的一些学者，也包括西方的一些政治家，认为中国的经济无法持续发展，因为中国的政治框架跟市场经济并不完全相容。对此，欧威廉的回答是，这种说法太简单化。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强有力领导和市场经济并不相斥，在中共领导的政治体制下，中国同样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关键看这个体制怎么运作。90年代以来，中国进行了很多深度改革，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增加市场的竞争性，这些直接促成了中国的经济起飞。对于中国是否是一个市场化国家的问题，欧威廉不赞同美国把中国视为一个尚未实现市场化的国家，而把俄罗斯看成是一个市场化国家。他承认美国政府这种态度背后有很多政治考量，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市场化的标准并不一致。
从中国反腐谈到“违法受贿”与“合法腐败”
欧威廉十分关心中国的反腐举措，特别是反腐对经济领域的影响。2015年以来，中国监察部门开始调查证券和金融界的腐败问题，这在美国金融界引起特别的关注。
据笔者观察，美国金融界聚焦中国的金融反腐，首先是关注在中国市场的相关投资；其次，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界和舆论要求调查金融界责任的呼声高涨，但最后都无疾而终，“占领华尔街”也偃旗息鼓，而这一次中国政府的金融反腐可能在美国舆论中留下对比印象。
笔者发现，欧威廉等美国学者从全球视野下看中国，对中国腐败问题的观察不同于国内学者。
欧威廉承认腐败当然是坏的，会引起效率降低、不公正等，也会危及政治合法性。但是，欧威廉强调对腐败还需要具体分析。例如“受贿”（graft）和“腐败”（corruption）在现实中的表现以及对社会的影响有所不同。“受贿”是与官员的绩效挂钩的一种违法性报酬，对经济是有一定促进作用，但由于其不合法，很容易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而“腐败”则是从直接扭曲政策，通过损害国家利益而合法地获利，很多国家的“腐败”（corruption）都是有意地制定可以合法钻空子的法律，在现实中，这种披着法律外衣的腐败对社会的伤害更大，尤其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欧威廉比较了印度和中国，认为印度的官场中是“腐败”泛滥，而中国官员的问题更多是“受贿”。中国的官员必须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经济，才有可能“受贿”（graft），才有可能收取到非法的回报。因此在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上，中国都优于印度。当然，“受贿”会驱使官员重视回报潜力大的大型项目，而冷落中小企业，削弱经济的创新能力。
但披着合法外衣的腐败则严重伤害经济发展，日本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在日本，五大利益集团能操纵国会通过议案来牟取利益，罔顾日本的整体利益。建筑业的利益集团能游说政府，投资无法盈利的基础设施项目，日本的相关投资超过美国，修通了只经过小村落的高铁，还有只有动物通行的桥梁。这些都是财政、资源的巨大浪费。这种腐败对资源和财产的浪费更大，对社会的伤害更大，但并不一定属于违法。欧威廉对官员“违法受贿”和“合法腐败”的具体分析给笔者很深的印象，这确实是一个反腐行动中应当加以深入分析的问题。
笔者向欧威廉提出，在海外，很多人相信中国的一党制缺乏外部监督，天然就滋生腐败，因此只有建立多党制民主，才能有效遏制腐败。
欧威廉表示怀疑民主能遏制腐败。他举例说，印度是个民主国家，但腐败很泛滥；菲律宾、泰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在低收入国家，民主不能遏制腐败，反而为腐败提供了保护。这些国家的司法机构大都因腐败而接近瘫痪，司法程序太复杂昂贵，不能打击犯罪，也不能实现司法救济。
不过，对于中国反腐举措的效果，欧威廉并不完全乐观，他表示需要进一步观察。他认为大规模的反腐行动在短期内会有一些效果，但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执法，腐败现象还是有可能反弹。他注意到，中国政府也在努力将监察部门从地方政府中独立出来，并增加政府透明度，但这些措施刚开始着手，且落实还有限。
笔者以为，欧威廉等美国学者能从全球视野下看待中国的问题，提供了多元的视角。但是，这种美国式的视角，仅仅把腐败视为一种“不透明”或“寻租”，低估了腐败泛滥对中共合法性构成的挑战。中共是一个依靠革命和民众支持取得政权的政党，其合法性和权威既来自执政绩效，也来自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宣示。因此，他们也不能真正理解中共反腐的政治决心，以及反腐在巩固中共合法性和政权基础时立竿见影的作用。
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这个传统，各级官员都是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委任的，而中央政府又对人民负责。由于各级官员掌握的权力都是被授予的，是权力的行使者，但不是所有者。这就出现了权力的所有者和行使者相分离，也就是委托-代理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容易发生权力的行使者侵害所有者的利益，也就是腐败的问题。关于腐败问题，中国两千多年来积累了很多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教训，在新形势下仍然值得总结和借鉴。
今天，谈到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的三年，欧威廉根据中国的现实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认为习是一位有政治理想和决心的领导人，在过去的三年中，习的决断力给人以深刻印象。外部世界在分析中国的未来时，必须充分考虑到领导人的个人因素。
作为研究中国改革的专家，欧威廉不同意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中国崩溃论”。他认为关于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将爆发危机的判断，没有什么根据。
笔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西方和中国的一些学者，也包括西方的一些政治家，认为中国的经济无法持续发展，因为中国的政治框架跟市场经济并不完全相容。对此，欧威廉的回答是，这种说法太简单化。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强有力领导和市场经济并不相斥，在中共领导的政治体制下，中国同样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关键看这个体制怎么运作。90年代以来，中国进行了很多深度改革，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增加市场的竞争性，这些直接促成了中国的经济起飞。对于中国是否是一个市场化国家的问题，欧威廉不赞同美国把中国视为一个尚未实现市场化的国家，而把俄罗斯看成是一个市场化国家。他承认美国政府这种态度背后有很多政治考量，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市场化的标准并不一致。
从中国反腐谈到“违法受贿”与“合法腐败”
欧威廉十分关心中国的反腐举措，特别是反腐对经济领域的影响。2015年以来，中国监察部门开始调查证券和金融界的腐败问题，这在美国金融界引起特别的关注。
据笔者观察，美国金融界聚焦中国的金融反腐，首先是关注在中国市场的相关投资；其次，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界和舆论要求调查金融界责任的呼声高涨，但最后都无疾而终，“占领华尔街”也偃旗息鼓，而这一次中国政府的金融反腐可能在美国舆论中留下对比印象。
笔者发现，欧威廉等美国学者从全球视野下看中国，对中国腐败问题的观察不同于国内学者。
欧威廉承认腐败当然是坏的，会引起效率降低、不公正等，也会危及政治合法性。但是，欧威廉强调对腐败还需要具体分析。例如“受贿”（graft）和“腐败”（corruption）在现实中的表现以及对社会的影响有所不同。“受贿”是与官员的绩效挂钩的一种违法性报酬，对经济是有一定促进作用，但由于其不合法，很容易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而“腐败”则是从直接扭曲政策，通过损害国家利益而合法地获利，很多国家的“腐败”（corruption）都是有意地制定可以合法钻空子的法律，在现实中，这种披着法律外衣的腐败对社会的伤害更大，尤其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欧威廉比较了印度和中国，认为印度的官场中是“腐败”泛滥，而中国官员的问题更多是“受贿”。中国的官员必须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经济，才有可能“受贿”（graft），才有可能收取到非法的回报。因此在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上，中国都优于印度。当然，“受贿”会驱使官员重视回报潜力大的大型项目，而冷落中小企业，削弱经济的创新能力。
但披着合法外衣的腐败则严重伤害经济发展，日本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在日本，五大利益集团能操纵国会通过议案来牟取利益，罔顾日本的整体利益。建筑业的利益集团能游说政府，投资无法盈利的基础设施项目，日本的相关投资超过美国，修通了只经过小村落的高铁，还有只有动物通行的桥梁。这些都是财政、资源的巨大浪费。这种腐败对资源和财产的浪费更大，对社会的伤害更大，但并不一定属于违法。欧威廉对官员“违法受贿”和“合法腐败”的具体分析给笔者很深的印象，这确实是一个反腐行动中应当加以深入分析的问题。
笔者向欧威廉提出，在海外，很多人相信中国的一党制缺乏外部监督，天然就滋生腐败，因此只有建立多党制民主，才能有效遏制腐败。
欧威廉表示怀疑民主能遏制腐败。他举例说，印度是个民主国家，但腐败很泛滥；菲律宾、泰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在低收入国家，民主不能遏制腐败，反而为腐败提供了保护。这些国家的司法机构大都因腐败而接近瘫痪，司法程序太复杂昂贵，不能打击犯罪，也不能实现司法救济。
不过，对于中国反腐举措的效果，欧威廉并不完全乐观，他表示需要进一步观察。他认为大规模的反腐行动在短期内会有一些效果，但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执法，腐败现象还是有可能反弹。他注意到，中国政府也在努力将监察部门从地方政府中独立出来，并增加政府透明度，但这些措施刚开始着手，且落实还有限。
笔者以为，欧威廉等美国学者能从全球视野下看待中国的问题，提供了多元的视角。但是，这种美国式的视角，仅仅把腐败视为一种“不透明”或“寻租”，低估了腐败泛滥对中共合法性构成的挑战。中共是一个依靠革命和民众支持取得政权的政党，其合法性和权威既来自执政绩效，也来自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宣示。因此，他们也不能真正理解中共反腐的政治决心，以及反腐在巩固中共合法性和政权基础时立竿见影的作用。
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这个传统，各级官员都是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委任的，而中央政府又对人民负责。由于各级官员掌握的权力都是被授予的，是权力的行使者，但不是所有者。这就出现了权力的所有者和行使者相分离，也就是委托-代理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容易发生权力的行使者侵害所有者的利益，也就是腐败的问题。关于腐败问题，中国两千多年来积累了很多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教训，在新形势下仍然值得总结和借鉴。
奥巴马政府对亚投行的抵制并不利于美国利益
对中美关系持现实主义态度
时值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夕，中美关系也是笔者和欧威廉深入讨论的焦点。
在经济领域，欧威廉认为中美之间有巨大合作空间。笔者提出，在亚投行（AIIB）发起时，美国为了保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一家独大的地位，曾反对亚投行成立并向盟友施压。
欧威廉认为美国担心亚投行会削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首先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但他指出奥巴马政府的抵制政策有欠考虑，这样并不一定有利于美国。美国抵制亚投行，也阻止日本等加入，结果是让中国主导了亚投行，这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利。不过，欧威廉表示奥巴马政府的政策空间并不多，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不会批准美国出资加入亚投行。
对于奥巴马政府近年来努力推动的TPP，欧威廉也表示怀疑。他认为TPP本身就缺乏经济基础。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国家，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要绕开中国另起炉灶，没有可能成功。就市场化程度来说，中国的市场要比日本更开放。在美日贸易中，日本对国内市场有很严格的保护。在农产品进口等问题上，美国和日本很难达成协议。欧威廉主张在经济上，美国应该加强与中国合作，而不是仅仅与日本合作。但在华盛顿，民主党和共和党中很多人并不这么想，导致美国的对外政策被意识形态牵着走。
90年代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执行“接触+遏制”（Engagement & Containment）的政策，基辛格在他最近出版的《世界新秩序》（World Order）中，同样建议对中国采取“合作+平衡”（Cooperate & Balance）的政策。
笔者向欧威廉提出，这套政策在美国实力远超过中国时，会比较有效。但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力上更接近美国时，“接触+遏制”（Engagement & Containment）和“合作+平衡”（Cooperate & Balance）的政策都不一定有效，美国的对华政策思路可能需要调整。
对于笔者的这一看法，欧威廉并不完全同意，他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具体细节上需要一些调整，但整个政策体系迄今为止还是有效的，还是能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未来的对华政策不太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调整。至于中美组成G2体系，他认为目前是不现实的。
在中国国内，很多分析开始预测2016年美国大选后的对华政策趋势。欧威廉表示，短期看大选会对外交政策有一些影响，尽管现在还难以断定哪个党会获胜。但长期来看，美国政府的政策都是趋于中间的，既不会太左，也不会太右。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中美双方一直有很多人看到这一点。但欧威廉对出现这种现象的解释倒是有其独到之处。
欧威廉着重从美国政府的政策形成和执行过程进行解释。他认为，在大选中，总统候选人都会有一些高调的姿态，但进入白宫后，还是得面临现实。美国政府的规模很大，雇员很多，各个部门都已经专业化。总统只能任命各部高层的官员，而实际负责政策设计、运转的都是常任文官。这有利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也使得外界包括高层很难施加影响。所以，在政治官员当选上台以后，不得不考虑文官系统的意见，因为毕竟文官系统拥有最优秀的专人才，对国家事务理解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政治官员。
对于欧威廉所讲的美国文官系统的独立性这点，笔者颇有同感。长期以来，中国的许多学者，包括一些政府官员都倾向于把美国政府看成是一人一票普选的产物。其实，美国政府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在这里，“营盘”是指美国稳定的文官系统，而“官”是专指政治任命的政治官员。在美国的庞大机构中，政治官员只占极小的比例，而这些政治官员大都缺乏专业知识。所以，任何一个政治官员上任之后都不得不再很多具体事务上听从专业的事务性官员的意见。从本质上说，美国还是一个精英治理的国家，美国政府的很多重大决策都受到专业的技术性官员的影响和左右，选票对美国政策的影响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小得多。
通过与欧威廉在波士顿的交谈，笔者感到美国一些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政策咨询者，对专业领域的把握的确超过美国政府和国会中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观点的确能反映美国政策的长期趋势，可以说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正统派。这一派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持现实主义观点，主张排除意识形态因素的牵扯，在经济领域加强和中国的合作，引导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并且借助经济合作和互利来增强美国的实力；在安全领域，主张继续保持美国的单极优势，发展各种对中国的遏制或平衡力量，其政策调整的空间很小。由于美国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巨大影响，在未来几十年，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外交政策都难有根本性的改变。中美之间既不会建立G2的合作体系，也不会陷入大国直接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只会趋于既合作、又争议的中间状态。
（寒竹 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