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华：建立有组织生活：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乡村支部建设
更新时间：2016-05-30 14:22:04 | 来源： NJU马院
内容提要：让拿着锄头的农民，跟上中共的脚步确非易事。因而，为乡村党员建立有组织的生活是中共基层支部的工作任务，目的是训练合格的中共党员。问题是，相对党员的思想政治训练，以扩军、征粮为主要内容的战争动员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紧迫性，使得基层支部更似任务型组织。由于支部生活的中心内容就是战争动员，使得新党员训练、模范支部建设也是以此为中心而展开。中共基层组织生活的事务化必然带来党员思想训练的弱化，为了弥补思想建党的不足，定期整党就成为中共保持组织纯洁性的经常性手段。
关键词：支部 组织生活 事务化
对共产主义政党而言，个体加入党组织后，意味着自己的生活将由组织来安排，而不能再以自我为中心，以家族为本位；意味着个体的交往要打破传统的差序格局，同志间的革命友情要超越一切亲情与爱情；意味着为了组织的需要随时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乃至全家的财产与生命。对于乡村中的小生产者而言，实现这种转变无疑是困难的，痛苦的。几千年来，中国乡村养成了安于天命的顺民，让他们用生命的代价与传统决裂，无疑是要给予他们第二次生命，即便如此，趋利避害还是人类生存的本能。可见，为乡村党员建立有组织的生活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而这恰是中共基层支部努力的方向。
一、支部生活的建立
支部是中共的基本组织。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农村、工厂、铁路、矿山、兵营、学校等机关及其附近，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推三人组织干事会”，隶属中共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3人之处，设通讯员，隶属于附近地方支部或直接属于中央。[1]秋收暴动后，中共基层组织成为星火燎原的革命火种，先后建有工厂支部、街道支部、学校支部与农村支部等多种类型。在农村，每村（即农民聚居的最低单位）有党员3人以上即建立支部，在互相接近，关系密切，而群众又不多的几个自然村，则合组一个支部，下设支分部或小组。人数很多的村庄应根据村内居住情况建立支分部或小组。[2]这一时期，受共产国际有关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影响，中共在组织上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化，加之以肃清“AB团”为中心的党内斗争扩大化，多数基层支部的组织生活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1930年2月7日，赣西特委、赣南特委与边界特委合并组建赣西南根据地，赣西包括吉安、袁州，赣南以兴国为中心，包括南康、唐江、赣州，边界以永新为中心，包括湖南的茶陵、攸县、莲花、宁冈等县，赣西南有群众三、四百万，党员三万余人。根据赣西南组织问题会议记录，地方党组织建设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支部工作。支部生活非常不够，必须上级召集才能开会，内容就是上级负责人作报告，此外，再无别的工作。[3]以兴国、永新为中心的赣西南根据地，有着较好的干部素质与群众基础，支部生活尚且如此，其他根据地可想而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苏维埃地方政府暂行组织条例，撤销了此前准备委员会中有关行政村的设置，乡苏维埃为根据地政权的基本组织。[4]根据中共组织章程，基层党组织是以行政区域的最低单位为支部，也就是以乡为单位。支部既是中共领导群众的核心，革命斗争的武器，也是扩大党组织的工具，干部人才的养成所，可以说，支部就是党员生活的新家园。对支部而言，如何使党员过有组织的生活，或者说，给党员安排什么样的生活，是根据地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最大问题。
支部生活主要表现为小组会、支部委员会与党员大会等集体活动。以支部委员会为例，按照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关于支部工作的规定，支部委员会每7天开会一次，每次开会要讨论一个训练题目，此题目在会前要先做准备，以便开会讨论。开会时，党员对报告及讨论问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起立请主席解释，至明了为止。主席应促使每个党员发言，提出详细的问题来激发党员的发言兴趣，指定不发言的同志发言。遇到有问题须待解决和决定时，要投票表决各种意见，两个意见同等票数不能解决时，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同时，上级出席人如遇党员有错误的意见时，有纠正的责任，若开会的同志精神不好，出席人应随时提出批评。开会时，无论何人不得任意出入会场，如有特别情况须离会时，应向主席请假得其许可。[5]可以看出，相关议事规则体现了中共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而有关会议组织纪律的规定则暗含着革命气氛的紧张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因而，如何使党员习惯于组织生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前，党员发展秘密进行，强调组织生活的规范化，无疑增加了身份暴露的风险。同时，由于吸收党员不是根据个体意愿，而是由党组织秘密决定入党人选，介绍人为规避身份暴露的风险，地域与亲友关系就成为吸纳党员的便利手段，以致于一些老实而无工作能力，政治上不求进步的落后分子被拉入党，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看来，这是没给群众“自动要求入党的机会与权利”，是把工农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排斥在组织之外的关门主义。1932年2月1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党的发展问题决议案》，强调公开吸收党员，履行入党手续。对于新入党的党员，必须给予特别的教育与训练。一方面要分配具体工作，接受实际工作训练，同时，支部要进行个别谈话，组织新党员训练班。[6]应该说，中共组织系统的健全与完备，为规范支部生活提供了便利，但从各级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报告来看，党员大多还不习惯于组织生活。在江西上犹、崇义两县，地方党组织虽有相当发展，但因拉夫、欺骗的原因，不断有党员要求出党，有的区3个支部就有2个要求出党。[7]
同年6月12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过《发展党和改造党的工作大纲》，为了适应苏区目前的农村环境，支部的组织要更灵活，以便于开展工作，20人以上的乡支部，可以村为单位成立小组，如一村人数太少，可编入邻村的小组内，每组不超过20人，小组与支部会间隔召开，每两周一次。在人数多的支部，应成立支部干事会。干事会是领导支部工作的机关，按照组织、宣传与妇女进行分工，执行上级党的决议，养成“根据党的策略任务独立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并提高一般党员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8]
按照党章要求，下级要定期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谈成绩，更要揭示问题，目的就是进一步改进党的工作。1933年3月，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主持召开闽赣两省组织工作联席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中央局组织部长任弼时作了《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的报告，在他看来，支部干事会（5人）缺少战斗力，是因为支书包办一切或由少数人做工作，不能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人数较多的支部干事会应扩大至9到11人，干事会至少每10天召开一次，支部大会每月2次，小组会每月3次。[9]其后，即便在陕甘宁边区，仍有对支部各种会议召开的时间规定性，而能否按时开会也成为支部是否健全的标准。[10]表象的背后是中共基层支部组织生活的涣散，而这又与乡村党员的政治觉悟有关。
[2]《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1931年11月)》，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3]《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关于支部工作的部署（1931年6月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第71，72页。
[4]《关于党的发展问题决议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7—2050页。
[5]《中共河西道委给苏区中央局的综合工作报告（1932年5月17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①》，1992年，第105页。
[6]《发展党和改造党的工作大纲》，《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第2195—2196页。
[7]任弼时：《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1933年3月15日）》，《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8]《西北局组织部关于整党及整顿支部工作的指示、材料（1945年4月13日—1945年11月2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7—190。
二、乡村党员的政治觉悟
支部定期开会，让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只是组织建设的形式，目的是训练合格的中共党员。在中央苏区，党员基本上都是拿着锄头的农民，让他们觉悟起来，跟上中共的脚步确非易事。根据1932年江西地方党组织工作报告，在崇义，约1/3，至多2/3党员参加支部会。在上犹饶，有1/3支部开不成会。即便能开成会的，一般到不了半数，最好的营前区，一乡党员91人，到会21人；二乡130人，到会40余人；三乡70人，到会30余人。[1]党员太平享乐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浓厚，特别是不受党的调动。在瑞金，蹈迳区党员有400多人，少有参加红军的，甚至连帮红军家属耕田都没做到。城市区约有党员300人，6、7、8三个月，没有一名党员去当红军。同时，有1/3干部不接受党组织的调动，7月份，县委决定派两同志到新迳区工作，他们东推西托一直到8月20日后才去。沿江区接到上级文件，以为要做什么紧急工作，弃之不看，县委派人去督促，仍没有把工作报告交来。[2]在宁都，全县征调1/10的党团员（18岁到35岁）当红军，结果，只调了10人，还是命令的；固村区某支部党员听到征调党员去当红军，就把家属带到山上躲藏去了。[3]根据地初创阶段，不愿为党工作，不愿当红军是部分乡村农民面对革命的保守心态，在中共江西省委看来，这是由于党内弥漫着和平保守的右倾机会主义。[4]
瑞金、宁都都是革命中心区，党员政治觉悟尚且如此，其他各县特别是边界游击区的党组织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对乡村农民而言，加入组织原本是出于自利、互保的需要，这也是旧式会党吸引会众的主要手段。可以看出，早期根据地也有部分小生产者是报此目的加入党组织的。很多农民入党是为了不作挑夫，办事方便。[5]有些新党员入党三四个月，问他为什么入党，竟是“好打路条”，[6]也就是出入根据地方便。当共产主义组织对党员的要求是放弃个体的一切时，可以想象组织发展的难度。据中共南广县委1932年10月给苏区中央局的综合报告：头陂、城市、白沙、巴口各区、尤其是长桥区有半数党员不承认加入党组织。[7]在永丰县荇田区，党组织号召敞开大门吸引党员，但，“大门开了两次”，就是没有党员进来。对于青壮年劳动力而言，基于生产的需要，以及可能因入党而带来的革命风险，使得他们更愿意徘徊于组织大门之外。
为了应付中共嵌入式的组织动员，以年长者、老实人应付中共的组织发展任务，就成为基层支部完成任务最便利的手段。据1932年8月中共胜利县委七月份的工作报告，党内五、六十岁的党员有1/3，其他，怕吃苦，怕斗争，怕当红军的和平绅士（即老实人）还有不少。[8]在南广县巴口区，为应付组织发展，“拉入不少无丝毫活动能力，昏庸老朽的老头子来凑数”，白水区有71个党员，内有11个昏庸不堪的老头子。[9]会昌县珠市区百余名党员中，有2/3是老头子、非阶级分子。[10]由此可以看出乡村社会消极应对组织发展的普遍性。
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中共基层工作报告把它归之于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表现为“拉夫式”的组织发展方式，把老头子、老实人甚至非阶级分子拉入党内，对中共而言，也就是发展了一批无论是组织扩张还是战争动员都不起作用的人。据中共会昌县委1932年7、8、9三个月工作报告，党内充满老年暮气，近三个月来工作有了转变，洗刷了三百多不起作用的消极怠工分子，即便如此，还有一大批非阶级分子潜在党内。[11]结合这一时期中共路线上的错误，所谓阶级敌人的估计，无疑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但党员对组织的倦怠与应付应是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基层党员的精神状况与入党动机，依靠这一群体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显然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中央苏区的问题，还有着时间与地域的传染性。以中共陕甘宁边区延川县禹居区三乡支部为例，延川是陕甘宁边区一个比较大的县份，东临黄河，北接清涧，南靠延长，距延安市区80公里，人口6万以上。中共主力到达陕北前，它是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团活动区域，并逐渐成长为革命根据地。这里，党员一般都经过游击战争、土地革命与建立革命政权的历练，斗争情绪较高。[12]禹居区是延川县较富裕的一个区，人口较多，是集市所在地，延安到延川的公路经过这里，交通较为便利。[13]根据中央党校延川实习团杨英杰等调查，禹居区三乡支部的宣传、青干、连长、乡长工作不努力，和群众关系也不好。锄奸、工会干事工作较努力，与群众关系也好，但为了作买卖，有时就耽搁了工作，“你如果叫工会主任在市集之日来开会，那简直是要他的命”。[14]因边区青年参军较多，基层干部与抗属打“游击”情况较为严重。该乡乡长不但好女色，而且在群众中说：“如果某群众说我打游击，即以破坏政府法令论罚”。[15]
三乡支部存在的问题，在禹居区及各乡支部中很具代表性。禹居区区长、仓库主任、区委书记采用大斗入、小斗出（每斗均差二三斤）的办法，贪污了小米8石，边币204元。禹居区七乡抗属生活没办法，要求乡长解决困难，而乡长却以抗属不给其解决性欲问题为由，刁难道：“如果你招呼我一下（土语），还怕解决不了你的那些困难”。该区营长赵得法，在征粮扩军任务中威吓群众，在抗属妇女中“游击”打得更凶。[16]同时，干部中还存在着私卖烟土，偷吃大烟的现象。在延川工作团看来，禹居区工作“一贯是瞒上不瞒下，工作报告做的不实际”；但由于完成动员任务还不错，常常蒙蔽了上级检查，县里主要领导还认为“禹居区是延川的模范区”。
禹居区存在的问题，在延川的东阳、清延、中区、永胜、永坪、永远各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清延区四乡支部书记甚至私收党费，据为己用（已被开除党籍）。党员自以为是“贵族”，高踞群众之上，形成党员吃群众，干部吃党员的恶习。可以说，很多党员干部在群众中没有发挥领导责任与骨干作用。相反的，在工作中威吓群众，压迫群众，成为群众痛恨的对象。[17]
乡村党员干部素质低下，必然影响支部工作。据1942年4月张闻天调查，神府县直属乡支部每月只开一次会，“一般的不能到齐”。支部委员的分工是名义上的，毫无实际作用。当年，该乡支部改选共进行了三次才完成：“第一次决定选举的那一天，因为是旧历年底，无人到会。第二次只到了九个老的支部委员，上级派来参加的同志及个别党员。第三次才选举成功，也只到了四十七个党员，还不到全乡党员的一半。”[18]从1942年11月10日《解放日报》刊发的社论可以看出，根据地农村支部对乡村工作普遍疏于领导，不能及时反映群众的意见，群众所提的问题很少讨论，群众的切身困难也很少注意解决，中共政策难以在乡村中贯彻落实。同时，支部组织生活不健全，没有建立“经常业务”，大体还是“有事大家忙，无事大家闲”，没事不开会，忽视了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19]可见，如何让党员习惯于中共的组织生活，在组织的大家庭里提高政治觉悟，提高乡村支部的战斗力，一直困扰着中共的组织建设。
————————————
[1]《中共河西道委给苏区中央局的综合工作报告（1932年5月1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①》第105页。
[2]《中共瑞金县委八月份工作综合报告（1932年9月16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②》第91页。
[3]《中共宁都县委七八九三个月工作报告（1932年10月7）》，《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②》第123页。
[4]《中共江西苏区省委四个月工作总报告（1932年5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①》，第193页。
[5]《中共南广县委给苏区中央局的综合报告（1932年10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②》92—94页。
[6]《中央组织局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1933年8月10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4，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4页。
[7]《中共南广县委给苏区中央局的综合报告（1932年10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②》92—94页。
[8]《中共胜利县委关于七月份工作情形给中共中央局的报告（1932年8月7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①》，1992年，第372、373页。
[9]《中共南广县委给苏区中央局的综合报告（1932年10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②》92—94页。
[10]《中共会昌县委7、8、9三个月工作总报告——中央苏区各县革命竞赛工作报告之七（1932年10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②》，第243页。
[11]《中共会昌县委7、8、9三个月工作总报告——中央苏区各县革命竞赛工作报告之七（1932年10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②》，第243页。
[12]犹苹生：《边区延川党支部教育的概况》，《共产党人》第18期。
[13]杨英杰等：《延川县禹居区三乡的阶级关系及人民生活》，《共产党人》第3期。
[14]杨英杰等：《延川县禹居区三乡支部的特点、党员和干部》，《共产党人》第4期。
[15]“打游击”就是乱搞男女关系，主要是乡村干部与抗属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16]因边区青年参军较多，基层干部与抗属打“游击”情况较为严重。如该县东阳区营长、区委书记和代理区长的弟媳妇私通，营长写信问候此妇女，“说些淫情话”，并将此信给了代区长，这个代区长不识字，只得拿走，结果给乡长拿去，乡长看后说，“这是给你弟媳妇的问候信（情书）”，羞的代区长满面通红，由此导致区长与区委书记、军事营长关系不好，纷争不断。
[17]《边府延川工作团刘景瑞同志1940年关于任意拆毁庙宇，购柴木发价及检查延川工作报告》，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1－155。
[18]张闻天：《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等编：《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85－87页。
[19]《加强领导乡村支部建设》，《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0日，第1版。
三、改进支部生活
就逻辑建构而言，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一个对党了解的党员没有拒斥组织生活的理由。党员对组织生活的拒斥一定与其对党的纲领、宗旨了解甚少有关，因而，让党员过有组织的生活，需要支部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在中央苏区，各级党委与红军总政治部编印了《新党员训练大纲》，内容包括：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组织原则，新党员入党后的三大任务——遵守党章及执行党的决议，参加党的工作，按月缴纳党费。对新党员更具约束力的还有铁的纪律：党内不容许有小团体、小组织。党员要绝对服从党的路线，执行党的工作，一切要受党的指挥。党员不准自由行动，没有特别事故接连3次不参加党的会议者，即被开除出党。[1]可以看出，党员训练内容都是围绕如何塑造一个合格的中共党员而设，且是对党员的一些最基本的要求。
通过改进支部生活以强化对党员的教育是中共早期思想建设的主要形式。如何改进支部生活？据中共瑞金县委1932年7月份工作报告，首先经过县委常委会讨论，召集区委书记联席会，接着，各区召集支书联席会，布置工作。每一支部训练一天，内容包括新党员训练大纲，支部工作情况及此后工作计划。经过训练，有1/3支部工作有了相当的转变和进步，沿江几个乡支部，过去从来没有人当红军，现已有所改变。但也有1/6支部，训练后比以前更坏，没有调来积极干部，不懂工作路线，又不懂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义，各种工作都很低落。[2]可见，改进支部生活绝非一朝一夕的工作。
改进支部生活离不开榜样的力量。在闽赣两省组织工作联席会议上，任弼时要求每个区应建立一两个中心支部，以帮助邻近的支部，建立一两个模范支部，以带动全边区支部的工作。[3]兴国县高圩区黄岭乡支部就成为表彰的对象。黄岭乡于1929年开始建立党的组织。1931年秋有党员6名，到1932年12月发展到70多名。支部干事会共有干事5名，是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上级交办的扩红、参战动员、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任务都能按时完成。政权组织和贫农团、工会、反帝拥苏同盟等群众组织都很健全，各项工作正常开展。全支部70多名党员中，“十之七八是积极的，能够负责工作的”。[4]黄岭乡模范支部的创立，得益于彻底的土地改革，从先后三次重分土地可以看出，群众多次接受了阶级斗争的训练，因而，组织生活的建立应较为容易。
考察黄岭乡支部，在新党员训练、党员政治觉悟等方面也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作为江西、福建两省的模范支部，竟没有新党员训练，其透露的信息，要么是近期没有发展党员，要么是组织生活不健全。如此模范支部似乎名不副实，但既是两省模范，一定有其表现突出的一面。根据黄岭乡工作报告，该乡人口仅有800多人，有80多人参军，占人口的1/10，临近的长冈乡拥有1785人，从1928年到1932年，当红军，做工作的只有80人，[5]可以看出，该支部在扩军工作上，已走在了全苏区的前面。值得关注的是，全乡当红军的党员仅有20多人，1932年11、12两个月扩大红军13人，第二年1、2两月只扩大4人。[6]黄岭乡支部党员少有参军的事实表明，要么党员政治觉悟不高，要么党员中的老头子、老实人太多，这似乎也与该支部没有新党员训练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此模范支部显然与中共对基层党组织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从中央苏区到陕北，中共各级党组织还经常通过竞赛的方式创造模范支部，以改进组织工作。为使模范支部更具典型意义，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提出，各级党组织应考察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地区的支部，研究这些支部的成长过程、工作方法与经验教训，以选定有代表性的支部。创造模范支部还需制定统一的标准，如何制定标准？根据边区党委要求，要紧密联系根据地生产与动员的各项任务，做到简明具体。[7]同时，开展支部竞赛离不开缜密的行动计划。运动开始前，支部要召开小组长联席会、活动（积极）分子会，讨论竞赛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应对之策，然后再由他们到各个小组中宣传动员，使每个党员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造成党员积极响应、热烈要求参加竞赛的氛围。运动开始后，党小组要检讨自身存在的缺点，找出与其他小组的差距。在此基础之上，结合支部提出的中心口号，订出每周的工作计划。运动过程中，应全面了解每个党员的表现，定期总结小组工作的优缺点，以创造热烈的竞争氛围。
配合模范支部的创建，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加强支部教育，提高支部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文化水平，使干部熟悉支部及乡村工作，使一般党员懂得怎样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同时，在支部生活中培养自我教育的党员。[8]陕甘宁边区的陇东、三边等分区，还开办乡级干部训练班，每年冬季开学，学制3—6个月，课程包括党员基本知识、文化课、政策法令与实际工作训练。[9]
及至抗战胜利前夕，根据地模范支部的创建工作，虽然标准具体，声势很大，但成效甚微，几无成功案例。据中共西北局办公厅材料，时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长陈正人、边区政府民政厅副厅长唐洪澄，在延安裴庄创建模范支部，“干部多有七个，时间用了一年”，没有“搞出名堂来”就失败了。究其原因，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认为，过去模范支部的标准多从主观愿望出发，机械的规定几条，不管能否实现硬往上套。[10]事实上，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上存在的问题，早在中央苏区就已存在。据中共江西省委1932年前4个月工作报告：革命竞赛项目有时太多了，而不能抓住工作的中心和当前最紧急的工作。革命竞赛的运用，常使各级组织只注意数目字的统计，而不去深入的检阅和了解工作中发生的问题。以革命竞赛代替经常工作，容易忽视其他工作，经常使用革命竞赛的方式，“实际上玩弄了革命竞赛”。[11]考察这一时期中共的战争动员，即便是以扩军、征粮为中心的组织竞赛都难以收到预期效果，而以改造人们精神世界为目的的支部建设更非一日之功，通过竞赛的方式创建模范支部更多地反映了中共重塑自我的急迫心情。
————————————
[2]《中共瑞金县委七月份工作报告——附“八一”示威运动工作总结（1932年8月9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②》，第412页。
[3]任弼时：《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1933年3月15日）》，《任弼时选集》，第71页。
[4]《一个模范支部的工作报告》，《斗争》第5期。
[5]毛泽东：《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
[6]《一个模范支部的工作报告》，《斗争》第5期。
[7]过分抽象当然不好，过分琐碎也无必要。比如，什么“对党忠诚”，“思想意识正确”等自然太不具体了；而一天“开几亩荒地”，“看几页书”等也太琐碎了。也就是说，标准最好留给竞赛参加者一些发挥自主性、创造性的余地，可以作为全体党员一致努力的方向。
[8]《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页。
[9]《西北局通知（第22号）——关于开办党的乡级干部训练班问题（1941年9月24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年）》甲1，1994年，第175—176页。
[10]《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组织问题座谈会材料（1944年4月14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年至1945年）》乙，1994年，第136—137页。
[11]《中共江西苏区省委四个月（一月至四月）工作总报告（1932年5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①》，第194页。
四、支部生活的事务化
对于共产主义政党而言，如何让党员从思想上入党是组织发展的首要问题，因为只有思想入党，才有行动入党的可能。问题是，1927年开始的武装暴动更多的是情势所迫，有着仓促发动的思想与组织准备不足。其后，中共组织扩张与暴力革命，可谓同时进行，而革命任务的艰巨性，使得基层支部更似任务型党组织。即便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党内有着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影响，党内组织生活的中心内容仍是战争动员，以致于新党员训练、模范支部建设，也是以此为中心而展开。
按照规定，新党员均要接受党员训练，如上所述，内容包括理想道德、组织纪律与能力培养等科目。问题是，相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扩军、征粮为主要内容的战争动员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紧迫性，如此，就可以理解黄岭乡模范支部也忽视新党员训练工作的行动逻辑。即便进行新党员训练的支部，训练的目的与指向也是明确的，那就是完成支部的动员任务。根据中共瑞金县委1932年7月份工作报告，运用新党员训练大纲改造支部，有1/3支部工作有了转变，沿江几个乡支部的党员，过去从来没人当红军，现在有去当红军的了。[1]
其后，模范支部的标准，同样突出动员任务。1940年初，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提出模范支部的条件：
1、各种工作任务保证能按期完成并超过，在方式上，重要的工作务必经过民主的讨论，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解释，使党员群众自觉的去执行。做到没有摊派、命令、耍私情等现象的发生，使支部真正的与群众打成一片。
2、教育上：①每个干部每月识字50个，每个党员每月识字30个；②每月必须开流动训练班二次，保证每个党员平均每月参加一次以上，做到大体的了解党员须知；③支部必须利用时机带领党员每日讨论一次时事政治问题与统一战线下阶级斗争摩擦问题。
3、支部与小组要做到自动的开会，每个党员按期缴纳党费，按时到会，进行自己一定的日常工作。[2]
可以看出，这个标准的第一条，即首要的就是要完成各种战争动员任务。标准中虽有对党员进行政治训练以及按时开会、缴纳党费这样的内容，但革命的行动逻辑与小生产者的落后性使得后者成为组织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内容。从张闻天神府调查可以看出，乡村党员对以政治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组织生活并不感兴趣，以致于能否按时开会也成为问题，面对组织生活的涣散，党员登记的结果是中共组织在乡村的减少，而模范支部的创建也几无成功案例，[3]让农民过有组织的生活，还需中共寻找新的路径。
如果说中央苏区时期，中共组织生活已经逐渐走向事务化，那么，1942年底延安高干会后的基层党组织则实现了向着这一目标的彻底转向，其后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使得根据地党政工作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这一任务而展开。1943年1月25日，《解放日报》刊文“领导生产应成为农村支部的首要职责”，强调生活在群众中的农村支部，如果对农民的生活不大理睬，不把农民的切身利益作为支部领导的首要职责，那么，这种支部一定是脱离群众的，支部生活也一定是“半死不活的”。文章强调，判断支部工作的优劣，应以人民生活的好坏为标准。[4]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提出，支部的第一个任务是提高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农村中的生产热潮。在支部会、活动分子会、小组会上，要让干部和党员懂得，“我们的生产，是有全国意义的大事，不仅是使人民生活得好，而且是迎接抗战胜利的准备”。[5]
1944年初，中共西北局提出，要依靠农村支部和党员的力量，组织全边区50%以上的劳动力参加劳动互助。各地农村支部工作的中心应当放在组织变工队、扎工队和唐将班子上，经过劳动互助来领导群众的生产，来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农村的党员不但要积极参加劳动互助，成为劳动互助的领导者，而且要为着提高劳动效率，改造旧的劳动互助组织而奋斗。党员应当具有牺牲私人利益，顾全集体利益的精神；应当有发挥革命友情，互助互爱的精神；应当在劳动互助中，“排难解纷”，成为群众的领导核心。[6]对于群众工作，应以“多上门，少开会为原则”。[7]
组织生活的现实回归，体现了中共行动纲领与组织建设的统一。生产原本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几千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农民生活的写照，让支部来领导生产，既是为了让农民扩大生产，以提高生活水平，也是为了满足战争动员的需要，就后者而言，它与此前支部领导的扩兵与征粮动员是一致的。只是那时的支部生活还强调按时开会，缴纳党费以及党员训练等内容，一定程度上远离了革命的现实需要。以生产为中心的基层支部生活背后，是中共组织理念的变化，那就是生存第一，发展第一。问题是，对于共产主义政党而言，主义的力量是立党之基，当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动员成为支部工作的全部内容时，如何使党员了解党的主张与行动纲领，遵守组织纪律就成为支部组织生活缺少的内容。其后，虽然中共一再强调绝不能使基层支部陷入事务主义的圈子里，放松思想政治工作与中共方针政策教育。但如何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却没有找到有效的形式。
————————————
[2]《边区党委组织部，西北局组织部，一野政治部关于修正土地征购条例、审查干部、选派干部学习，粉碎敌军清剿，开展边区经济建设，擅用敌伪人员的指示、决定及及西乡、洋县、宁强等县调查材料》，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7－211.1。
[3]《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组织问题座谈会材料（1944年4月14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年至1945年）》乙，1994年，第136—137页。
[4]赵志：《领导生产应成为农村支部的首要职责》，《解放日报》1943年1月25日，第2版。
[5]王丕年：《支部怎样领导生产》，《解放日报》1943年2月8日，第2版。
[6]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农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536页。
[7]鲁直：《论农村支部在今年生产中的作用》，《解放日报》1943年2月2日，第2版。
五、余 论
革命情境下，中共基层组织生活的事务化，必然带来思想、纪律建设的弱化。因此，为了弥补思想建党的不足，定期整党就成为中共保持组织纯洁性的经常性手段。在中共领导人看来，党内斗争是保持党的纯洁性，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不可缺少的。[1]根据布尔什维主义的建党经验，党内斗争主要表现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建设。这是因为，从阶级革命的理论逻辑出发，共产党人的“特殊材料”决定了中共进行自身建设可以通过革命同志间的批评教育取得进步，更可以通过自我反思、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来消除自身存在的缺点与错误，以确保组织的先进性与纯洁性。1940年7月，时任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维汉发表《举起自我批评的武器》一文，强调自我批评的两方面，中共党内需要自己批评自己的精神，也需要相互批评的空气，不能接受别人批评的人，也决不会有真正自我批评的精神。自我批评就是要找出工作上的缺点与错误，打破同志间“瞒上不瞒下、互相包庇、一团和气的风气”。[2]
与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其他社会组织不同，作为以共同信仰为基础，以暴力革命为手段的政党，生命的依托使得个体间的信任常常是脆弱的，战争的残酷性与生存危机使得组织要定期纯洁队伍。虽然中共强调，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要有布尔什维克的尺度。一切过分的批评，夸大问题的批评，都是错误的。党内斗争不是愈厉害愈好，应有限度，要适当，要有分寸。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要有布尔什维克的尺度。一切过分的批评，夸大问题的批评，都是错误的。党内斗争不是愈厉害愈好，应有限度，讲求适当，“过”与“不及”都是要不得的。[1]问题是，在二元对立的精神世界里，个体为了证明自己的纯粹与高尚，对革命“敌人”高度警惕，对不同意见高度紧张；为了表明对党的忠诚，总是表现出对组织的非理性盲从，由此导致党内斗争的扩大化，而这，也是革命情境下中共组织生活的阶段性特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张闻天：《论两条战线的斗争（1930年5月19日）》，《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2]罗迈：《举起自我批评的武器》，《共产党人》第9期。
[3]刘少奇：《论党内斗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页。
作者：王建华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备注：原文发表在《人文杂志》2016年第5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