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托克维尔认为人人平等反而会孕育更严重的专制？

更新时间：2017-07-14 11:16:11  |  来源： 北大政治学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有两种发展的方向和两种可能。民主社会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和保存自由，也可能会导致新的专制。可以说，托克维尔整体政治思想都与此两种可能有关。托克维尔的中心议题正在于：如何在民主社会保存自由。

       为什么人人身份平等的社会反而会孕育更严重的专制？这个表面上的悖论在托克维尔那里并不难解释。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字里行间以及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反复提到法国在走向现代民主社会的历史中，与平等化并行不悖的是一条政治权力不断加强的过程。平等化意味着贵族阶层的逐渐消失，贵族的政治权力逐渐减弱，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个人独立性增加。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国王或国家的权力不断增长。在不断式微的贵族权力之上，国王的权力获得前所未有的空间，以至于法国的路易十四可以当之无愧地称“朕即国家”。人们的生活从原来对地方贵族的依赖也慢慢转变为对国家的依赖。托克维尔说，在大革命前的旧制度时期，“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

       在托克维尔的思想中，自由即意味着支配性权力的不存在，或权力受到制约的状态。准确地说，托克维尔的“自由”主要指的是政治自由。托克维尔认为，在欧洲的贵族社会，地方贵族有着巨大的地位和独立性，也正是这种独立性使其能够成为国王权力的制约力量。国王虽然位尊权大，但他不能为所欲为。国王也要服从一些确定的规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托克维尔认为贵族社会也存在“自由”，只不过这种自由是以不平等为基础。而在走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过程中，身份的平等化使地方贵族这一“中间阶层”日益难以为继，以致最后消失。尽管“个人”从传统的不平等的关系中被解放出来，人的独立性得到空前的增加，但是，政治权力并没有因为个人的独立而受到制约。事实上完全相反，国家的权力作为一种代表全体人民的权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由于缺乏中间阶层的权力的制约，这一新的国家权力有可能变成支配性的权力。如此，对托克维尔来说，则自由不再存在。

       托克维尔认为，新的身份平等的社会并不会自动带来自由。个人虽然获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但个人同时又是软弱的，个人无法单独抗衡如国家或“大多数人”这样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力。托克维尔敏锐地观察到，平等化的社会必然导致新的更大权力的出现，他们或是表现为“大多数人”的权力，或是整个社会的权力，或是代表整个社会来进行统治的国家的权力。个人在这些权力面前只可能妥协和屈服，而不可能有反抗的空间。正因为此，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我最挑剔于美国所建立的民主政府的，并不像大多数欧洲人所指责的那样在于它软弱无力，而是恰恰相反，在于它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我最担心于美国的，并不在于它推行极端的民主，而在于它反对暴政的措施太少。

       然而，托克维尔并不认为民主社会不可能实现和保存自由，只不过这需要长期的政治实践。对托克维尔来说，美国是政治自由与平等结合相对较好的社会。在美国，托克维尔发现许多当时的法国亟需而又缺乏的东西。一方面，在法国，随着平等化的发展和地方贵族的消失，地方自治也无从谈起。然而在美国，平等的社会无须贵族的领导，人们自发地组织起自治的地方政治生活。这在托克维尔看来是令人无比景仰的壮举。地方自治使个人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限制了可能形成的强大的国家权力。

       另一方面，托克维尔极力赞扬美国自由结社的民情习惯。人们以平等的身份为基础，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自愿地结合在一起。托克维尔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现代民主社会个人主义的发展，使人们愿意走出自身狭隘的私人领域，与他人相联系。个人因结合而获得更为强大的权力，这些权力就形成类似于前现代社会地方贵族的“中间阶层”。在贵族不再可能存在的时代，这种新的中间阶层对一个社会的自由的空间至为珍贵。相比美国，大革命前的法国人则逊色很多。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在当时，“要想修补被风刮坏的教堂房顶，或重建本堂神甫住所坍塌的墙垣，必须获有御前会议的裁决”。平等化的法国社会一切都依赖于国家权力。因此，在托克维尔那里，民主社会的两种可能——自由和专制——便昭然若揭了。

       需要强调的是，民主社会的自由和专制两种可能之间仍然不是简单的制度上的差别。托克维尔明确指出，他的目的不在于告诉人们美国的制度如何优越，或者法国应该学习美国的制度。事实上，他“决不认为美国的法制可以应用于一切民主国家”。对托克维尔来说，民情（mores）——或心灵的习惯（habits of the heart）——是决定一个社会自由与否的最关键因素。自由与专制社会之间当然有法律和制度上的区别，但最主要的还在于社会内部人的观念、情感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否支持自由的政治空间。当一个社会由原子式的个人组成，人人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公共利益、只重视物质福利而视政治参与为负担之时，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专制的社会。

        这也是为什么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在大革命之前和之后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的原因所在。无论在革命之前还是之后，法国人都没有自治和政治参与的习惯和能力，革命本身并未能改变这一点，这也为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拿破仑专制所证实。从而，对托克维尔来说，从法国式的专制社会到自由社会的转变也不是简单的制度上的转变，它需要长期的以民众为主体的政治实践。事实上，法国在大革命之后花了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才逐渐摆脱专制和革命的循环，建立起一个稳定和健康的共和国，这中间的变化远非简单的“制度”转变所能概括。今天关于作为一种制度的民主的讨论远远不能涵盖托克维尔对现代社会与自由关系的探讨。

本文为作者发表于《学术月刊》2015年第4期的文章， 原标题为《托克维尔的“民主”概念》。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有删节，并为阅读方便删去所有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