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维尔｜法律与秩序
更新时间：2019-03-08 12:37:56 | 来源： 保守主义评论
腐败
与考察价格的作用一样，通过观察缺少可靠的法律框架时会发生什么，我们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可靠的法律体系将发挥哪些作用。即使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如果政府无效、专断或腐败透顶，国家仍然会很贫穷，因为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企业，都不愿冒风险进行大额投资，也就无法将自然资源转换成制成品，而只有这些制成品才能普遍提高生活水平。典型的例子就是非洲国家刚果，该国除了资源丰富，就只剩贫穷了。在它的首都金沙萨的机场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
金沙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城市之一，即使对机组成员来说也非常不安全，他们为了过夜常常不得不乘车去其他地方。飞机在坑坑洼洼的沥青碎石路面上滑行的感觉，就像在铁路枕木上开车一样。如果要在夜间打开飞机跑道上的灯，管理员会加收费用，而且乘客在登机离境前可能会被层层索贿。
玻利维亚是另一个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的第三世界国家：
媒体大量报道了与警察有牵连的贩毒和车辆盗窃、权力裙带关系以及非法收取服务费用。而收入微薄的官员则住在豪宅里。
在埃及，一位富有且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的商人由于雇凶杀害旧情人而被判处死刑，人们“又吃惊又高兴”。据《纽约时报》报道，因为他“这种权贵，埃及人一直以来都认为是不受法律控制的”。
不论法律有什么优点或缺点，都必须有人来实施，而执行法律的效率与正当性则会产生迥异的经济后果。“法律延迟”（the law’s delay）这一术语至少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时期。这种延迟会使一些人付出代价，他们的投资被迫闲置，运输业务被迫停止，而本可以按计划实施自己的经济活动的人受到繁文缛节和行动迟缓的官僚机构掣肘。此外，官僚能够造成延迟，常常意味着他们有机会以加快办事速度为由索取贿路，所有这些都会增加商业的成本。这又意味着消费者要支付更高的价格，以及相应的整个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
腐败的成本并不仅限于收取的贿赂，因为贿赂是财富的内部转移，而不是国民财富本身的净减少。由于稀缺资源具有多种可替代的用途，所以实际成本是放弃其他用途的成本——被延期或取消的经济活动、没有创建的企业、没有进行的投资，在一个彻底腐败的社会里还包括没有实现的产出与就业的增长，以及技术熟练、受过良好教育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离开本国带来的损失。据《经济学人》杂志报道：“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外国投资者和国际援助机构在进行投资和借贷时，越来越多地考虑贿赂与腐败水平了。”
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总结道：“世界范围内，高腐败水平与低增长和低人均收入高度相关。”全世界最腐败的三个国家分别是海地、孟加拉和尼日利亚。在这些国家，只有现代工业社会前所未见的赤贫。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沙皇俄国的工业化时期，俄国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普遍存在于民众间的腐败，除此之外，俄国政府的腐败也很猖獗。外国企业虽然会雇用俄国工人甚至俄国高级管理人员，但是都特别注意不会雇用俄国会计。这种腐败一直持续到苏联时期，已经成为一桩国际丑闻。一项研究显示，一家俄罗斯石油公司出售的股票价格大约是美国类似石油公司股票价格的1%，因为“市场预计这家俄罗斯石油公司将会被内部人士系统性接管”。类似的腐败也普遍存在于俄罗斯的高校中，《高等教育纪事》驻莫斯科记者在一篇报道中称：
据《消息报》报道，若要进入位于莫斯科受人推崇的高等院校学习，仅用于行贿的费用就高达10000美元到15000美元……在距莫斯科约700英里的阿斯特拉罕国立技术大学，有3位教授据称因考试评分事项向学生索贿而被拘捕……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副总理瓦伦蒂娜·马特维延科说，总的来看，俄罗斯学生及其父母要为这些“非官方”的教育经费每年至少花费20亿美元，有时可能高达50亿美元。
除了直接贿赂，腐败当然还有多种形式。比如，聘用政治家或他们的亲戚作为公司董事会成员，以期从政府得到更优惠的待遇。这种腐败与更公开的腐败一样，因国家不同而迥异。《经济学人》将之描述为：“腐败水平越高的国家，与政治关联的企业越普遍。”俄罗斯在这方面尤其突出，市场上80%的企业与政府官员有联系。而在美国，这一数字还不到10%，部分是因为美国法律对此进行了限制。普遍的腐败在俄罗斯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9世纪就曾写道：
俄国官员的普遍贪污必定会对俄罗斯帝国获得强大的经济增长能力产生严重拖累：因为公职人员的收入与其收到的贿赂所得大幅挂钩，这也会使他们更加苦恼。
阻碍经济活动的不仅有腐败，还有十足的官僚作风。即使印度最成的实业家埃迪亚·伯拉也不得不因为印度政府机构行动迟缓而转向其他国家扩大投资。
在他成功的背后，有许多让人悲伤失望的事情。其中一件事关芒格洛尔炼油厂，新德里官员用了11年的时间才批准这家炼油厂，即使以印度官僚的标准来说这也是超纪录了。孟买运动会举办期间，有一天我们两个都在等待法庭开庭，我问埃迪亚·伯拉，是什么促使他向国外投资的？他用深沉而真诚的声音说，他别无选择。在印度，障碍太多了。首先，他需要拿到许可证，而政府是不会给的，因为伯拉家族被列在垄断与限制性贸易法案的“大家庭”名单上。即使他奇迹般地得到了许可证，政府也会限制他的投资方向、使用的技术、工厂的规模、获取资金的方式，甚至连他公开发行证券的规模和组合也要由政府决定。然后他还必须同官僚主义斗争，以取得进口资本品和原材料的许可证。在那之后，他还要面临数十个国家层面的审批——电力、土地、营业税、消费税、劳动力等。“所有这些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且坦白说，光想想我都精疲力竭。”
这个领导着37家公司，总销售额高达几十亿美元的商业领袖（一个可以为印度创造紧缺的工作岗位的人），最终选择在泰国生产纤维，这些纤维被运到其在印度尼西亚的工厂里纺成纱，然后出口到比利时，在那里织成地毯后，再出口到加拿大。本来会让印度受益的这些工作岗位、收入、商机以及税收，由于印度自身的官僚主义而流失。
不论是政府造成的商业延迟，还是由此带来的负面经济后果，都不是印度独有的。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创办一家新企业所需的时间，从新加坡的不到10天到刚果的155天不等。
法律框架
要促进经济活动并带来繁荣，法律必须可靠。如果法律随国王或独裁者的意愿、民选政府的更换、现任官员的想法或腐败而改变，那么投资的风险就会加大，因此投资规模也就小于拥有可靠法律框架的市场经济中出于纯粹经济考虑会进行的投资。
19世纪的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当时英国法律的可靠性。英国人不仅在投资本国的经济时充满信心，不用担心收入被没收或被索贿，也不用担心签署的合同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改变或作废；而且在英国做生意或投资的外国人也同样能够满怀信心。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法律可靠与公正的声誉，吸引了来自欧洲大陆的投资和企业家，也吸引了拥有熟练技术的移民与难民，他们在英国建立了全新的工业。总之，从中世纪开始，外国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就对英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使英国从西欧的落后经济体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为英国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从而带领全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
在世界其他国家，可靠的法律框架能够同时促进国内和国外投资，并吸引拥有熟练技术的移民，这些技术往往是当地所缺少的。例如，18和19世纪的东南亚殖民统治地区实施了欧洲法律，取代原有的地方统治者和部落的权力。在这些新的法律框架之下——往往在比以前更大的地理区域内实现了统一，也更可靠——吸引了中国和印度的大量移民，他们的技术和企业家精神带来了全新的工业，并且使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得以转变。
欧洲的投资者同样把资本转向东南亚，投资于采矿和运输业，这些企业所需的资金通常要超过中国和印度移民拥有的资金，也超过了本地人拥有的资金。比如，在殖民统治时期的马来西亚，为该国提供了大量出口收入的锡矿和橡胶种植园都是由欧洲人出资的，并雇用华人和印度人劳作，而大多数地方的工商业都掌握在华人手里，大部分本地马来人反而成为他们自己经济现代化的旁观者。
虽然公正是法律的一个重要特性，但是如果歧视的特例已经提前明确，而不是表现为不可预期的偏见和法官、陪审团、官员的腐败决定，那么即使是歧视性的法律也仍然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定居在欧洲殖民统治下的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和印度人，从未获得过与那里的欧洲人同等的法律权利，也没有享有等同于本地人的权利。然而，只要他们享有明确的权利，就是可靠的，于是这些权利成为华人和印度人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创办企业的基础。
奥斯曼帝国也有类似的情形，基督徒和犹太人无法享有与穆斯林同等的权利。但是，在该帝国最繁荣的几个世纪里，基督徒和犹太人拥有的权利非常可靠，使他们能够在商业、工业和银行业中比大部分穆斯林都表现得更出色。此外，他们的经济活动也促进了整个奥斯曼帝国的繁荣。西非殖民地的黎巴嫩人、斐济殖民地的印度人，以及依靠不公正但很可靠的法律繁荣起来的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情况类似。
可靠性并不仅仅是政府对待人民的问题。可靠性还必须防止一些人干扰其他人，防止罪犯和歹徒给经济生活带来风险，因为这些风险会抑制经济发展和繁荣。
不同的政府在普遍执法的成效上各不相同，甚至同一个政府也可能在一些地区实施法律比在另一些地区更有效。中世纪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里，英格兰与苏格兰王国的边界地区长期处于两者的有效控制之外，于是该地区一直都是法外之地，经济也长期落后。山区往往很难维持秩序，不论是在巴尔干地区、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地区，还是其他山区，在经济发展上往往都很落后，也几乎吸引不了外来人口和外来资本。
如今，高犯罪率的地区以及恶意破坏行为或骚乱高发地区，也同样由于缺乏法律与序而在经济上备受折磨。很多企业根本不会在那里落户；而建在那里的企业，与建在其他地方的企业相比，效率更低或更不合人意，并且在其他地方，这些不合格的企业将无法从竞争中胜出。商店内外增加的额外安全设备，以及雇用保安的成本都增加了营业成本，反映在价格上是高犯罪率地区的居民购买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更高，尽管在这些地区居的大多数人都不是罪犯，而且也难以承受由犯罪者带来的额外成本。
（本文摘录自索维尔《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吴建新 译），第18章“政府职能”，第369-3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