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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更好的民族主义

更新时间:2019-06-21 16:08:12  |  来源: 国政学人

内容提要
 

近年来,以特朗普“美国优先”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政治抬头,对在过去几十年中稳步推进的全球主义施以重创。本文着眼当下的民族主义和自由全球主义之争,批评Hazony通过将自由主义描述成帝国主义来为民族主义辩护的行为,指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民族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而是民族主义与新自由全球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分析了民族主义势力抬头的背后,是普通民众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安情绪,因此她提出自由主义应当更加关心公民的自身利益,与民族主义一起携手并进,避免意识形态斗争和相互排斥。
 

 1、导 言 
 

数十年来,“民族主义”在西方政治思想界,被视为是代表着危险、反自由和分裂的词汇。西方学者们承认,民族主义曾推动了现代国家体系的形成,曾在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斗争中助力,也曾在冷战期间助长了反苏情绪。但他们认为,民族主义作为国家发展的一个阶段早已过时,它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远多于其能为国家发展带来的益处。
 

特朗普对于自身“民族主义者”身份的宣示,代表了现今在西方政治界中势头愈发高涨的针对反民族主义思想的质疑和攻击。一些思想家开始重新审视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若干假设。以色列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Yoram Hazony是这股浪潮中最热心的倡导者之一。他的新作《民族主义的美德》为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精神辩护,提出对所谓民族主义的缺陷进行更加细致和公正的分析。Hazony指责当代自由主义煽动偏见和仇恨,实质上是一种“自由帝国主义”。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主义”秩序向其他民族国家渗透一套统一的价值观念,试图用这种自由主义价值观取代不同国家的本土信仰和思想。
 

Hazony指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很少倡导建立全球治理体系,或压制不同地区的特色文化。相反,他们着力于寻求多边合作、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自由流动,建立以国际组织为核心的世界秩序。Hazony批评现今的“全球主义”议程忽视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不同价值观经常性互动的事实,他认为现代自由主义实际上源于国家政治框架,因此不应无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相互依赖性。
 

2、 “自由”和“帝国”的主义战争 
 

作者认为Hazony的论述过度关注犹太思想和历史,过分的依赖于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被所谓自由帝国主义攻击的案例,这使得本应更加泛化的论点变得狭窄、具体。尤其在案例的选择的问题上,Hazony有失偏颇。他举例斯大林、拿破仑和希特勒等历史上有名的“毁灭者”,力图展现帝国主义在不同意识形态驱使下的危险性,试图说明民族国家会满足于在其境内幸福地生活,而不会寻求对外扩张、征服他国。作者批评Hazony忽视了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等民族国家在历史上创造的庞大的而且往往是颇为残酷的殖民帝国和企业。
 

作者指出Hazony刻意混淆了若干概念,将道德普遍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自由主义信念,与建立政治帝国的意愿相混淆。Hazony认为那些倡导国际法、国际制度、人道主义干预的“自由国际主义者”实质上是“自由帝国主义者”,并指责他们同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寻求统治世界的专制暴君一样,为了满足自身利益使用武力去迫使他者符合所谓的普遍主义。作者认为,当代自由主义政治运动并没有如Hazony描述的那样寻求世界统治,无论是冷战后的美国霸权,还是美国领导和支持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虽然都可以被定义为帝国,但是这两者目前的状况都萎靡不振,只是在为生存而努力。如果还有其他的行为体可以被称作是帝国主义的话,那么那些总部位于硅谷、华尔街的一些跨国企业可能更加名副其实,然而他们所寻求的也只是主导全球商业,而非世界政治。
 

实际上民族国家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制度竞争者:国际组织软弱无力,跨国企业虽然强大且高效,但却不以实现统治作为企业经营的目标。因此Hazony所描述的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间的争斗很大程度上仅是一种幻想。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民族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而是民族主义与新自由全球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具体说来,就是民族主义关于国家干预市场以保护其公民和抑制全球化不良影响的权利或责任,与自由主义保障自由贸易和人员自由流动的信仰之间发生冲突。二者之间的真正矛盾是经济学上的矛盾,而非是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身份上的冲突。
 

新自由全球主义所倡导的全球化经济不断扩展,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快速的文化变革都引起不同区域内民粹主义倾向的抬头,其中一些更朝着民族主义转向,西方国家许多政客为了获得选票,以代表人民的名义指责精英阶层采取自私政策。作者认为,民族主义复兴的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对于越来越多的拥抱全球主义的国际政治精英感到不适,人们都渴望领导者、政策制定者致力于服务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去保护和服务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因此当类似特朗普这样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政客出现时,人们获得了安全感上的满足。
 

3、更加友好而温和的民族主义 
 

作者以中、美、英、法、德五国领导人为例,指出政治领导人在审视全球问题时,将本国的利益置于首位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一方面,自由主义者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能像Hazony那样将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描述为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间的斗争,错误的行为和意识会助长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之争。
 

全球化使得国家中最不富裕的公民付出代价,因此他们提出要求领导人维护他们的利益也是十分正当的。自由主义若想要逆转势头,应当发展自己的民族主义形式,支持有助于同胞福祉的政策,帮助公民感受到个体间紧密的联系。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他们可以而且应当携手并进。

(Yael Tamir/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治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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