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疫情或导致全球经济衰退期提前到来
更新时间：2020-04-20 16:17:05 | 来源： 文化纵横
▍供应链停摆之殇
问：除了外部因素的影响，与2003年SARS时相比，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第三产业占比更大，此外企业的盈利能力、通胀率和信贷规模、杠杆水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否意味着此次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短期冲击可能会更大，且从中长期来看恢复起来也可能会更慢？
张军：中国的GDP规模在过去的17年里已经翻了好几番，现在的经济体量跟那时相比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人们一般会认为，经济体量这么大，在遇到金融危机或外部冲击时，抗压能力会更大，吸收危机的能力也会更强；另外我们经常讲“中国经济的韧性比较大”，所以冲击一下应该不会出现超预期的下滑。但遭遇病毒疫情的冲击时，情况会非常不同，因为疫情会让经济活动停下来。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大幅下滑，这正说明，经济停摆是主要原因，尤其是中国经济当中服务业的占比高，制造业当中的供应链发达，一旦停摆，影响特别大。
服务业占比高了意味着一旦受疫情冲击，服务业不容易恢复，因为服务业多半都是劳动密集型的，采取隔离政策之后，服务业就没有人了。这一方面会使得很多需求没有了；另一方面，很多人不能回到岗位工作，员工暂时也回不去，还要进行隔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服务业占比高，受到的冲击会更大一些。
从制造业来看，虽然中国的制造业占比相对于17年前已经下降，但是制造业的供应链相比那时更加发达了。所谓供应链更发达，就是说一个制造业的下游企业更多地依靠中国其他地方提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也就是跨地区的企业之间的供应关系更加复杂了。受隔离政策影响，即便今天的终端企业员工回到了岗位，可是没有中间产品、没有原材料——这些东西都在外地，运不过来。我们的制造业之所以能够发展得比较快，原因就是供应链发展得比较快，但现在看起来供应链在受到疫情冲击的时候会变得非常脆弱，有一个环节不能够及时地到位，整个供应链都会梗阻，那么就会影响到整个生产部门。
(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
问：我们注意到在疫情期间，尤其是口罩紧缺的时候，有些工厂组织工人复工复产，却没有相应的生产材料，这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随着供应链体系建立起来，很多工厂都处于零库存状态，这次疫情会不会带来对制造业现有库存状况的反思呢？
张军：我觉得肯定会有反思。比如我们过去一直说库存太多会占用资金、成本很高，每个企业都希望把库存降到最低，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发达的物流，供应链也比较完备，把库存降到最低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这变成一个最优的策略。但是我相信，接下来在很多领域当中我们都会反思库存，关于库存的理论可能会改变。
过去我们有很多企业基本上都是零库存，因为物流比较发达，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还是比较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多企业会对库存有一个重新的评估。可能要库存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量，关键取决于这个行业的特殊情况，以及对外部冲击的一个基本估计。
将来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状况可能会比较频繁地出现，比尔·盖茨在TED演讲时也讲到，全球面临的最大的威胁不是核武器，而是病毒和超级微生物。这就表明，将来我们的公共医疗要有足够的应对储备，我们的企业在库存上面也要增加，这就相当于买保险，或许大多数时间里面较高的库存代表了成本，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每个行业会有具体、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一些行业的上下游可能比较短或比较长，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上下游比较长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库存考虑，上下游比较短或者说很容易在当地找到替代品的行业，就方便很多。所以我觉得每个行业确实不同，但总体上疫情会让我们对库存的重要性有一个新的评估和考虑。我相信在疫情之后，库存是会有大幅的提高的。
▍经济韧性与改革契机
问：您刚刚提到“中国经济的韧性”，事实上早在2014年的一次演讲中您就谈到过这个概念，并认为“韧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在过去30年以及东亚（特别是韩国和台湾）在经济发展的头40年里为何会取得成功。能否请您结合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和现实，谈谈在当下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韧性”？
张军：当时讲到“韧性”这个概念，我是从体制的“可改革性”这个角度来谈的。一个国家如果体制上有很多问题，其实并不一定是个特别大的问题，体制上有问题却改不了，才会导致真正严重的问题。像中国和东亚“四小龙”，虽然他们的体制是不完备的，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其体制是可改革的。一个不可改革的体制，哪怕再完美，总会遇到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些问题，关键是这个体制在遇到问题、走到十字路口时，能不能做到对问题有反应。当时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一个经济体制的韧性为什么是重要的。
另外，现在很多人谈“韧性”这一概念，主要还是讲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所以在碰到外部冲击时，相对于小型的外向型经济体，有更多的回旋余地。一个经济有韧性不仅仅是说有回旋余地，其实还在于我们有很多市场是相对比较灵活的。大家都知道，在遇到外部冲击或经济遇到问题时，企业因承受不了压力往往会解雇一些员工或者给员工降薪，从而渡过难关。但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欧洲最典型的像是法国这样的国家，就会发生罢工，他们的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而没有弹性就不能缓冲、吸收外部冲击。
所以，我觉得韧性可以泛指经济体制的可改革性，能够在遇到解决问题的时候，去应对这些问题，而不是无动于衷，它也可以使市场相对比较灵活，变得有一定的弹性，这样就可以吸收外部的冲击。
问：您一直强调，地方竞争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些年地方竞争的范围一直在不断拓展，从支持创业企业到吸引人才等等。最近还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认为围绕疫情防控的地方公共治理竞争逐渐显现，如果能持续深化，其意义不下于地方政府的GDP竞争，甚至有可能开启改革开放下一个40年的新篇章。您是否有观察到这样一种趋势？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竞争的意义？
张军：地方竞争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竞争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发展的层面上，大家要招商引资，要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其背后是一种中央政府对主政官员政绩的考量。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又很高能的激励，因为只考核一个指标，这个激励的强度就比较高。所以官员们都会为官一任，去把当地的经济推上去，保持比较快的一个增长，这样也会增加这些官员的晋升机会，这就是背后机制。
当然这种竞争也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比如，这种竞争导致的重复建设、资源过度使用问题，地方争相去开发土地、搞房地产，然后把地价推高；另外还有对环保方面的关注不够，以及在公共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也就是说，很多民生项目因其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可能会被忽略。而在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我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到公共服务的问题、民生的问题、环保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下，中央政府就要去回应这些东西，强调地方政府不要只关注GDP，对其考核机制也做了一些调整，我把它叫作“从单任务考核到多任务考核”。
原来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考核GDP、看经济发展，现在则要考核环保等多个方面，尤其是将环保作为一票否决制——其他做得再好，如果环保不达标就不合格，官员就没有晋升的机会。一旦变成多任务考核，地方政府对GDP的追求力度就不是那么大了，在基础设施、招商引资这些方面也不可能像之前那么有动力了，这些也可以理解为是过去这些年我们的GDP增速一路回落的背后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也听到很多说法，比如地方官员不像过去那么放得开，能够大胆地改革，等等。那么，这次疫情会不会带来一些改变？因为疫情对当地经济有比较大的冲击，为了尽快地复工复产，也为了下半年能够更好地对冲疫情冲击，我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简政放权的政策。简政放权当然是个好事情，除了对受疫情冲击比较大的一些部门、行业、企业进行财政扶持、解困，采取简政放权的办法将有助于当地经济快速恢复，不要经过那么多审批、条条框框。而且如果有个别省市先走一步，在这个时候推出简政放权的政策，我相信会引发其他省市的模仿和竞争。这实际上就等于是疫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各地竞相加快在简政放权上的进度。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的整个改革来讲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问：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影响，多国股市暴跌，国际油价也持续走低，联合国旗下机构国际劳工组织（ILO）3月18日发布评估称，新冠疫情可能导致全球2500万人失业……您如何看待此次疫情对欧洲、美国和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短期及长远影响？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全球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危机？
张军：我觉得虽然目前主要还是金融的危机，但疫情会直接冲击实体经济，让经济活动停摆，造成经济衰退。而且，从过去几周的情况来看，特别是从美国开始，疫情引爆了三大股指的熔断，然后全球共振，大多数的资本市场都出现了熔断的现象，个别国家已经出现本币贬值的现象，这些都会加剧衰退。
金融危机的源头是疫情的蔓延造成的恐慌，没有人知道疫情会在美国持续多久，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感染到这个病毒。不确定性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出现巨大恐慌，这种恐慌会导致流动性在金融市场收缩，而在流动性收缩之后，很多机构有可能挺不过去。再加上如果股市持续暴跌的话，市场上的那些大公司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前两天就报道说波音公司的股价好像腰斩了，这对这些实体企业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就目前来讲，因为美联储出台了超预期的政策对市场有所缓解，市场的恐慌也会有所缓解，但还没有彻底消除这样一种恐慌，这个市场还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大家都在关注当下全球金融市场的这样一种恐慌到底会持续多久。这种恐慌如果在市场上得不到彻底地消除，再持续两三个礼拜，那么我觉得不排除这种金融的危机会影响到经济的衰退，这还是一个持续时间的问题。
现在大家对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全球怎么应对缺乏信心，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时，全球治理还是比较稳固的，中美也联手应对危机。当时中国出手为美国提供了很多——比如在流动性上——支持，同时中国还动用了10万亿来提升国内需求，这可以吸纳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和资源，所以很多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挺过来。但现在中美不太可能合作，到目前为止两国在疫情这个层面上也没有合作，这和十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没有全球治理，大家最后都只顾自己，同时又相互封锁，这对应对危机是极其不利的。
所以我觉得对接下来全球经济衰退可能带来的影响，不可掉以轻心。并且，一旦全球经济进入到衰退期，这个衰退期会比较长，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那次重创，很多国家都还没喘过气来，全球的债务负担并没有减少。而且，全球靠什么来挽救这次经济衰退，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可以拿出什么样的杀手锏来阻止全球的衰退，好像不能太乐观。
(新冠疫情下空空荡荡的美国纽约时代广场)
问：而且现在恰好处于全球商业周期的一个脆弱节点？
张军：就是一个转折点，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再坚持一两年还有可能，但是有疫情的话，这个衰退可能提前到来。关键问题是，我们没有什么办法。不像十年前，那时候中美还可以合作，现在都没有了，几乎是个真空，称为G0。
问：前不久“七国集团”（G7）领导人提出，将“不惜代价” 采取一切必要的经济政策，但他们现在也不是铁板一块？
张军：第一，他们不是铁板一块，第二，我觉得他们也拿不出真枪实弹。全球各大央行的利率都已经为负，债务负担又那么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现在情况普遍不好，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七八年了，所以这个已经是此一时彼一时的问题了。
▍逆全球化的阴影
问：刚刚您谈到供应链的问题，这次疫情还引发了大量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此次疫情将加剧去全球化、去国际工序分工、去人际交流的冲击，可能会带来逆全球化进程，使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本地化、区域化和分散化。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新冠疫情是“全球危机”，但非“全球化危机”，倡导人们不能无视全球化的益处，自给自足并不能带来安全，应利用分散的全球供应网络的能力，加快全球化结构的调整。您如何评价这两种观点？
张军：很多人把这次疫情产生的这样一个冲击看成是“暂停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思潮在过去十年间已经蔓延到大多数西方国家，这次疫情发生之后，我认为全球化真的会面临巨大的考验。
首先来看看产业链，大家会觉得目前的全球产业链极其不安全，因为它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手中，疫情发生后，我相信很多国家的共识是要尽快地分散全球产业链，这种想法肯定会成为主流，而这对中国就会很不利。过去我们讲全球化1.0、2.0版本，现在我觉得前面要加个负号，将来的全球化可能是反向的一个版本，可以叫做负1.0版本，这个版本就是它可能会退到区域化。
现在各个国家不断涌现出来的民粹主义以及由民粹主义来支配的政府，那么政治正确的事情一定会是反全球化的。在疫情当中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大家都要切断与其他国家的交流，航线要停下来、机场要关掉、人口的流动要停止，这些都是反全球化的。所以我不太相信疫情之后全球化会迎来一次机会，我倒觉得应该是相反的，反全球化可能会越来越变成政治正确的事情，会有越来越多的被选举的政府上台走上逆全球化的这条道路。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消息，而且我觉得中国必须去考虑这个问题。我相信未来十年中国将面对严峻的外部挑战，那么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产业链撤出中国的问题这些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我相信疫情之后（产业链）也可能会加速流出中国；再加上很多主要的经济体可能会考虑分散产业链的问题， 这会对中国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但中国这些年慢慢也明白，我们不是要阻止一些投资转移，而是要利用好一些产业链外移的机会，更合理地优化我们的产业链。这些年外移的投资大多数还是低端制造，如果我们能在高端方面变得更有竞争力，我们就可以保持全球产业链上的优势。现在看来，全球产业链多样化的趋势不见得是个坏事，中国可以在高端技术领域与更多国家加强合作，同时集中精力做好高端技术供应链的文章。
（作者张军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