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吗？

“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国际安全专家、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2012年，艾利森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修昔底德陷阱已凸显于太平洋”，并认为“中国与美国就是今天的雅典和斯巴达”。[1] 2013年6月，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前夕，艾利森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阐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对于破解中美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意义。[2] 2015年9月，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艾利森投书《大西洋月刊》，详细地阐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以及美中两国走向战争的可能性。[3] 2017年，艾利森在上述三篇文章的基础上正式出版了《注定一战：美中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4] 在该著作中，艾利森系统地阐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及相关的历史案例，并运用于对中美关系的分析之中。该书甫一出版便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既有赞誉之声，亦不乏批评者。《注定一战》很快就登上了美国的畅销书单，入选了《纽约时报》“编辑精选书籍”以及亚马逊“2017年度最佳历史读物”。中美两国学界、政策界以及媒体围绕该书主题议论纷纷，似有中美战争即将到来之势。然而，书中的内容并非如书名那般悲观。相反，作者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却抱有几分乐观心态。

《注定一战》全书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分析中国已经全面崛起的事实。第二部分回到历史当中，作者在回顾和援引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论述基础上，发展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并搜寻自1500年以来所有崛起国挑战守成国的相关案例。第三部分借古喻今，回顾美国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走向霸权之路的对外政策，比较了中美两国之间“文明的冲突”，并展望了可能导致两国发生战争的潜在议题。第四部分将读者从中美两国可怕的战争前景中拉回现实，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有助于崛起国与守成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若干要点与经验。最后是结论部分，在明确“事在人为”的前提下，作者向美国领导人提出了有助于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几个重要理念。此外，本书的附录部分向读者提供了“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文件集”，并部分回应了读者对艾利森发表于《大西洋月刊》那篇文章的批判。

一、“修昔底德陷阱”及相关历史案例

“正是雅典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多次援引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这句名言。[5] 这句简明扼要的话，是修昔底德对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的那场前后持续近三十年战争的深刻总结。在修昔底德看来，新兴国家雅典的“崛起”及其给老牌霸权国家斯巴达造成的“恐惧”，是驱使这两个实力雄厚的城邦国家以及它们的同盟先后卷入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基于修昔底德的上述论断，艾利森进一步发展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当崛起国威胁到守成国，并想取而代之时所引起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混乱以及剧烈的结构性压力。[6] 换言之，“修昔底德陷阱”指的就是这种现象：无论新兴崛起国家的意图是什么，由于其崛起不可避免地威胁到了老牌霸权国家的既有利益，两者之间产生了一种无法克服的结构性压力，在这种状态下，再寻常不过的导火索也能点燃连接两国的战争火药桶。

通过设定自变量（崛起国与实力占主导地位国家之间权力平衡的快速转移）和因变量（导致年均至少死亡1000人的战争），艾利森及其研究团队投身到过去五百年以来浩瀚的历史记载与文献当中，搜寻符合“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案例。最后他们共找出了16个有关崛起国挑战守成国的案例，其中12对竞争者及其同盟发生了战争。书中简要介绍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发生战争的5个案例，并着重分析了德国挑战英国的霸权地位而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另外4个案例以非战争形式结束了两者间的结构性冲突、成功地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它们分别是15世纪后期西班牙挑战葡萄牙（案例1）、20世纪早期美国挑战英国（案例2）、冷战时期前苏联挑战美国（案例3），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德国与英法争夺欧洲的政治影响力（案例4）。艾利森通过细致地分析这4个案例，总结出它们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12个要点与经验，以警醒当下及今后的崛起国与守成国。[7]

其中，案例1启示人们，类似于联合国的更高权威或法律框架，有助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免受于战争的摧残。考虑到历史上的大国更倾向于从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角度去解释联合国的章程（比如，如何才能对他国合法使用武力），现实主义者们并不完全赞同国际法有助于国际秩序体系的稳定性。由于缺少事实上的超越于主权国家的最高权威，现实主义者的这种担忧有其合理之处，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更高权威与法律框架对相关国家发动战争的约束。艾利森从案例2的分析中提炼出了3个要点。其一，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些非做不可的事情，他们懂得在“必要”与“想要”之间做出取舍。英国在没有牺牲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对美国的需求进行了调适，长远来看，这不仅再平衡了英国在一战前的军事实力，而且延长了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其二，机会之窗稍纵即逝，因此对时机的准确把握显得至关重要。艾利森认为，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本可以通过支持南方邦联并趁机削弱美国的实力，但良机一旦错过就不会再现。其三，文化共性有助于防止冲突。英美两国享有同样的语言与政治文化，所以当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霸权之后，英国人也同样感到欣慰。后者认为，其文化在美国的统治之下仍处于主导地位，以英语为母语者继续统治着这个世界。

案例3中美苏冷战期间的对抗带给人们更多有益的启示。其一，“除了核武器，天底下已了无新意”，艾利森如是强调核武器带来的颠覆性变化。[8] 核武器及核威慑已然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急剧降低了核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其二，核威慑下的相互确保摧毁（MAD）战略使任何一场全面战争都变得极为疯狂。其三，核大国之间的“热战”不再是合理的选项。在MAD战略之下，中美两国必须承认他们已经是“不可分离的连体婴儿”，任何战争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其四，核大国领导人必须准备发动一场他们皆无法取胜的战争。在艾利森看来，正如美国为了激励维持其经济利益的限制因素而甘心与中国打一场经济战一样，为了可信地制止真实或潜在的对手，美国也同样须要将核战争放入其工具箱内。案例4则说明国家被嵌入大范围的经济、政治与安全机制之中，可以有效地制约这些国家历史上的“正常”行为（如二战前日本和德国的尚武传统）。

最后，结合对“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文件集”中其他案例的综合分析，艾利森又总结出3条经验。其一，高程度的经济相互依赖提高了战争的成本，从而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已发展为“相互确保经济摧毁”（MAED）的相互依存状态。其二，军事同盟具有致命性的吸引力。在国际关系史上，崛起国与守成国为了巩固自身实力几乎都会采纳军事同盟战略。然而，它们与第三国的同盟关系却极有可能导致彼此之间发生致命性的全面战争。其三，国内实力扮演决定性的角色。构成国内实力最重要的三个部分是经济绩效（国家实力的基础）、良好的治理能力（提升对资源的动员能力），以及民族精神（维持经济增长与治理绩效的保障）。同时在这三方面拥有相对优势的国家，将对其他国家的政策与行为造成更大的影响。作者希望这些从“修昔底德陷阱”历史案例中提炼出的经验与教训可以有效地指导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

二、中国崛起导致中美战争难以避免？

《注定一战》首先对中国的国家崛起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快速崛起给全球的权力平衡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作者引述了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二十多年前曾说过一段话：“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9] 中国的快速崛起也打破了中美两国原有的权力平衡。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以来持续地快速增长，政治影响力也随之不断提升，而美国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则呈现相对衰退的趋势。按照艾利森对“修昔底德陷阱”相关历史案例的比较研究，以及从他的相关论断（比如，“全球秩序的根本问题就是中美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10]）来看，他已实际上将中美两国视为即将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受害者，即中美之间正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如历史上其他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紧张的关系状态。因此，如何使两国避免陷入战争“陷阱”就成为当下第一要务。但在这之前，艾利森给读者们呈现了一幅中美关系“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灰暗景象。首先，他回顾了美国实力上升、走向霸权之路的所作所为，比如发动与西班牙的战争、实施“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门罗宣言”、策动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独立并修建巴拿马运河、将阿拉斯加纳入美国版图等，并将今日的中国与那时的美国进行比较。中国在南海与东海海域日益积极和自信的行为，是否类似于美国当年在加勒比海的行为？如果今天的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苛求程度只及美国当年的一半，美国现任领导人也会像当时的英国人一样寻求某种方式并去快速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吗？艾利森指出，遗憾的是，目前并没有多少迹象表明美国人正准备接受英国当年将霸主地位拱手让给美国的命运。

其次，艾利森分析了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及其对美国的可能影响。作者认为，“中国梦”就是“使中国再次强大起来”，并将其比喻成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的美国世纪与小罗斯福总统新政的合体。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内致力于稳定经济增长、促进爱国教育、在国际事务上不屈服于任何强权，并不断提升强军发展、党政建设、环境治理、国际议程设置等内政外交层次的能力。作者再次提醒他的国人必须接受中国综合实力快速提升的事实。尽管中国的强军要诀强调“能打仗、打胜仗”，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想和美国开战。再次，作者援引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出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中美两国之间在文明、文化以及战略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将会恶化两者的竞争，两国不同的价值观与传统将会增加它们在陷入冲突时采取和解姿态的难度。尽管中国不随意使用武力，但当对手改变了不利于中国的实力对比局面，尤其是当中国国内正处于不稳定形势的时候，即使对方是强大的美国，中国仍会不惜一战。最后，《注定一战》列出了可能驱使中美两国走上战场的几个重要议题，如南海、台湾问题、经济冲突等，第三方国家如朝鲜、韩国或日本也可能使两国陷入敌对与冲突。

全面分析了中国崛起及其给美国带来的影响之后，艾利森略显悲观地感慨道，“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在未来数十年内美中之间爆发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比我们所容许的可能性要更大”。[11] 但是他又鼓舞读者们注意，正如历史上的崛起国与守成国并不必然都是以战争的形式完成权力转移一样，中美之间的战争并不是上天注定的，两国完全能够避免这场战争。他甚至认为，中美两国最根本的核心利益就是避免与对方交战。为了防止中美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免于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注定一战》提出了若干指导原则与战略选项，以期引起美国社会进行严肃的反思，并激起美国展开一场与美国当初决定与中国建交前类似的政策辩论。艾利森建议，中美两国需要做到两点才可能避免它们之间的恶战。首先，双方主观上要承认它们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次，它们也要认识到，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12] 这就需要两国去积极创造有效避免交战的相关措施。作者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两国的决策者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才能制定一项迎合双方根本利益却又不至于爆发战争的战略。其二，处理两国关系，需要双方政府的最高领导层付出长期和大量的精力，尤其是重建如基辛格和周恩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样的对话机制。更重要同样也更困难的是，中美双方领导人以及民众都需要根本性地改变他们以往对待彼此的态度与行为。相比较而言，美国作为守成国需要比崛起中的中国做出更加痛苦的利益割舍和行为调整。总之，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两国必须想他人所不能想。[13] 此外，《注定一战》还数次提醒人们注意，不能因为他们想当然地以为中美两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不明智的”或“不合意的”，就轻易地拉开了战争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细微间距。[14] 要知道，历史上诸多陷入战争泥潭的国家都不曾想要战争，但严峻形势的快速发展往往让决策者无所适从、积重难返，最后敌对双方被迫兵戎相见。对中美两国而言，潜在的冲突都可能将它们拖入一场双方都不情愿看到的战争。

三、《注定一战》的贡献及其不足

艾利森目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讲席教授和美国知名的国家安全与国防政策分析专家，其主要研究兴趣包括核武器、恐怖主义以及决策分析。艾利森曾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院院长（1977-1989年）和学院下辖的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1995-2017年）。此前，艾利森曾供职于美国政府部门，担任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的助理国防部长、里根总统国防部长特别顾问。目前，他仍是国务院、国防部以及中央情报局的咨询委员会成员。[15] 概而言之，艾利森不仅是一位熟知国际安全理论的政治学教授，而且是一名通晓官僚决策与核安全战略的政治实践者。或许正得益于此，艾利森在理论的分析与现实的拿捏之间游刃有余，这不仅体现在曾使他声名大噪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更体现在他的这本新著《注定一战》之中。[16]

总的来说，《注定一战》是一本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著作。首先，作者旁征博引、论证有力，通过深入浅出和饶有趣味的方式向读者阐述了“美中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议题。从理论层面而言，过去五百年人类历史上发生了数十起崛起国挑战守成国，从而导致双方以战争的形式结束了彼此对抗的重大事件。作者通过分析和对比这些类似的历史个案，抽象出它们之间的共性，并归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断，是一个难得且重大的理论创新。从现实层面来讲，中国的崛起给美国带来了结构性压力，这将导致美国的剧烈反应和双方冲突的升级，两国是否也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在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细致的归纳和全面的总结。

其次，作者采纳了应用历史学的规范方法，通过挖掘历史先例、展开类比分析，以期借古喻今地明确当下的挑战，并阐明未来的选择。在明确了中国崛起可能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困境之后，艾利森重返“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现场”，收集并提炼出有益的经验启示，从而指导中美避免陷入一场因结构性矛盾而引发的灾难。《注定一战》的行文遵循着严谨的论证逻辑：定位现实困境与现有选择——寻找并分析相似历史事件——开拓思维及展开想象——总结经验并阐述启示——提出建议和评估后果。作者运用应用历史学这种新兴的学科方法，通过历史类比与生动描述，展现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取鉴价值。

再次，该书虽是一本兼具理论性与政策性的学术著作，但却讲诉了作者经历过的许多真实故事，同时呈现了作者对历史知识、地缘政治以及军事战略等领域的深刻洞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此外，该书剖析深刻、言辞犀利，对中美两国的分析大体持有一种较为中立的态度。作者对中国鲜有微词，但在描述美国时，他不仅没有将美国视为一个“例外论”的国家，反而对美国大加鞭挞、针砭时弊。比如，他指出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其霸权，其本质并非像许多美国人自以为是的国民秉性，如才智、美德或者魅力，而是美国压倒性的体量。又如，他直言美国要维持其战后建立的霸权已愈加困难，呼吁美国人应该直面中国崛起及其导致的结构性现实，并采取新的战略去适应新的国际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注定一战》中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相关论断，其实并非如有的批判者所指出的那样，具有上天注定的宿命论色彩。相反，艾利森在书中明确指出，他既非悲观论者，亦非宿命论信徒。实际上，他多次批评那些持有“战争不可避免”以及“战争不会发生”等类似绝对主义观点的人。仅仅只是承认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就能有效地避免战争本身的爆发吗？艾利森将人们从主观的臆想中拉回现实，指出战争往往不是由人们的想象就能决定的，它最后的发展并不受个人的控制。因此，他告诫人们，如果要避免战争的发生，国家之间应该提前做好准备，确保在战争苗头出现之前就将其掐灭。

尽管如此，《注定一战》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果说这是应用历史学无法克服的难题的话，那么艾利森运用历史上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区域性战争来分析中美两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难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片面性。

首先，作者选取的案例与历史类比存在缺陷。其一，中国不是雅典，美国也非斯巴达。正如艾利森自己所指出的，雅典在抵御波斯人入侵时建立了海上帝国，并要求所有盟国分摊军费、压制那些试图摆脱雅典控制的国家，并向希腊岛屿国家传播民主。而斯巴达则崇尚武力，拥有保守的君主政治与寡头政治的混合政治体制，专注于维持其地区统治权，很少干涉遥远国家的内政。[17] 显然，中美两国与雅典、斯巴达的政治体制与对外政策大相径庭。此外，中国和美国也不是城邦国家，而且中美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往程度之高、依赖程度之深远非雅典与斯巴达所能企及。显然，用两千多年前的城邦国家间关系来分析当下的中美关系，并不符合现实。其二，书中选取的16个案例并非都符合作者的理论假设，存在案例选择偏差的问题。作者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崛起国挑战守成国而导致的战争，但美苏对立是在冷战“两极”格局下展开的竞争，而非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挑战与被挑战的关系。而且，作者将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德国与英法两国在欧洲围绕政治影响力展开的竞争关系也纳入案例分析之中，这同样是不恰当的。此外，这些案例选择带有明显的欧美中心主义的色彩，欧美以外的案例只纳入了中国和日本，且出现的次数只有一、两次，因此案例的代表性也值得进一步商榷。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作者选取的这些国家中，它们之间的竞争和战争，有的是全球性的，而有的只是地区性的，因此案例之间的衡量标准也存在差异。最后，作者分析的两个核时代的案例均以非战争的形式告终，这是否已经说明了核威慑可以有效避免核大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如果是这样的话，《注定一战》对中美两个核大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分析似乎就没有展开的必要了。

其次，作者提炼“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历史本源受到人们的质疑。长期以来，修昔底德被国际关系学者们尊奉为现实主义学派的鼻祖，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被西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们视为圭臬而被广泛引用。《注定一战》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修昔底德对雅典与斯巴达战争的文字记载，并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了支撑该书的基本理论。但是，作为交战一方的雅典人，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是否真的持有中立立场，在多大程度上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客观的记载，一直遭到中外历史学界的怀疑。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注定一战》推演出的理论可靠性完全取决于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文字记载的真伪与虚实了。

再次，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表现出了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略带有一种历史必然主义的色彩。艾利森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潜在的敌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展望中美关系的前景。他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断与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家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之说，颇有几分相似之处。[18] 两者都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那里获得初始的理论支持，并遵循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典型的研究路径。一方面，他们与建构主义者有关“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建构的”观点不同，过度强调国际秩序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为生存而战所导致的安全困境，以及权力转移所导致的国际政治的失序。[19] 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对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合作的探讨，而是降低甚至忽略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20]《注定一战》映射出西方学者对无政府状态下“国强必霸”的零和博弈与传统认知，从而将“修昔底德陷阱”视为大国关系尤其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关系演进的必然结果。用这种推理逻辑来分析中美关系，似乎带有历史必然主义与机械绝对论的意味。反观现实，中美复合式相互依赖程度与日俱增，且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命运也与中美两国紧密相关，国际社会日益演变为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在这种不同于以往的国际体系之下，强调非合作思维的零和博弈与强化对抗关系的冷战思维最终要退出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将是主流认知下的双赢方案与合作思维。

最后，作者在书中的某些观点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艾利森反复强调人们以史为鉴的重要性。一方面，他指出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此深刻，足以使人铭记在心。“如果再给他们一个机会重新选择的话，没有人会那样[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在看来很明显，下一次政治家们将会更加聪明”。但另一方面，作者又提醒人们，历史的作用其实如此微弱。作者发现，人类社会在过去几百年以来都曾反复断言“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因而误导人们总是犯下同样的错误，一次次地卷入残酷的战争。[21] 这是否说明，人们在深刻的历史教训和眼前的实际利益面前，仍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呢？以史为鉴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约束政治家们滑向战争的极端呢？

瑕不掩瑜，笔者仍然认为《注定一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政策意义。艾利森在书中对中美关系的诸多细致观察与深刻洞见，反映了美国学界与政策界的多元思考。[22]《注定一战》警醒人们不应该将中美战争的“不可能性”视为理所当然，并强调了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以防止战争的出现，这是作者想要传达的两个重要观点。至于如何看待他的“修昔底德陷阱”论断及其对中美关系前景的研判，这将取决于读者个人的批判性思考。正确与否，尚需留待未来验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实际上是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恐惧而导致前者备战、最终走向战争的一种预言的自我实现。也就是说，对安全威胁和战争的恐惧认知改变了斯巴达人的行为，他们行为上采取备战措施，心理和思维上变得敏感、激进，从而降低了他们对雅典的信任、加剧了紧张的国际环境，最后两国间的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美双方——尤其是守成大国的美国——必须设法改变目前战略互疑的双边关系，降低以及有效地管控两国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呼吁的那样，“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23]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尚道社会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来源：《中国图书评论》冷眼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