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尚道中国发展论坛顺利举办
更新时间：2023-02-08 16:04:05 | 来源： 
尚道社会研究所
第五届尚道中国发展论坛
暨“全球大变局下的中国战略选择”线上研讨会成功举办
暨“全球大变局下的中国战略选择”线上研讨会成功举办
2022年12月17日至19日，尚道社会研究所与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成功举办了“第五届尚道中国发展论坛暨全球大变局下的中国战略选择”线上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哈佛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山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同济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20位学者参会。
12月17日上午，论坛正式开幕。主办方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先生和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教授分别致欢迎辞。两位老师首先对来自中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地的嘉宾学者线上参会表示了热烈欢迎，并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出席此次论坛。当前中美关系、中欧关系正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对中国来说，党的二十大刚刚闭幕不久，中国的发展正迈入新的阶段；而美国刚刚结束了中期选举，对华政策仍充满不确定性；对欧洲来说，俄乌战争的走向已成为各方密切关注的战略安全问题。两位老师共同期待参会学者围绕“全球大变局下的中国战略选择”这一主题，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在接下来的发言和思想的碰撞中产生出富有成果的讨论。
紧接着，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教授主持了第一场学术讨论。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穆萨瓦·拉赫玛尼商业与政府中心高级研究员欧威廉教授首先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的发言。通过回顾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他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资产、基础设施、政府组织管理架构等关键要素驱动，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层面，中国过去几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民营经济和政治改革，而外国的投资者会根据中国的市场走向来决定其投资和策略。因此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需要继续保持民营经济的活力、社会的多元化和开放趋势。当前，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GDP和政府收入都有所下降，而且也面临着来自一些邻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的挑战，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与诸多邻国和伙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在新能源、高铁、航天项目上也具有竞争优势，通过关注于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也会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中国经济将逐渐从疫情当中恢复，应该有更大地信心看待中国的发展。
乔治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政治学暨国际事务教授沈大伟以“二十大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为题主要介绍和回顾了二十大后国际观察家和西方媒体对这次大会的看法，以及中国对世界的主要影响。沈大伟认为，本次大会及《工作报告》在国内外都受到了相当的关注和评价。就西方而言，他认为国际社会（西方学术分析师和投资基金经理）对大会及其成果的评估总体上偏向负面。紧接着，他从经济方向层面、高层人士变动、国内政治、外交政策四个方面予以了解读和分析。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校长讲席教授，全球研究项目主任郝雨凡以“G20后中美关系的可能走向”为题演讲。郝雨凡教授认为，G20之后，中美关系在未来会相对趋向于稳定。事实上，中美关系在过去五年不断恶化，尤其是在佩洛西访台后，双方关系处于一个历史最低点。近年来，大多数人对中美关系的走向也比较悲观，这种负面的情绪在中美两国的学术界和政界蔓延。比如在华盛顿就存在着负责任的“鹰派”和不负责任的“鹰派”，而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也为中美关系带来了不确定性。而且美国两党政治语境下，双方仍缺乏一个稳定的框架和“护栏”。即便如此，G20期间的中美元首外交展现出了积极的信号。尽管双方在台湾、人权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但不管怎么样双方都展现出了继续保持互动交流的信号，双方仍有继续合作的可能和空间。
上海纽约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雷爱华做了“围绕中美之间所谓的‘新冷战’展开的辩论”的发言。自2017年以来，关于中美会发生“新冷战”的提法越来越多，但“冷战”真的发生了吗？中美之间的关系与美苏冷战真的匹配吗？一部分学者认为中美正处于或好或坏的“新冷战”之中；第二种说法认为“新冷战”不一定会发生，但双方正在走向这种关系；第三种认为中美其实处于一个更复杂的关系当中。雷爱华教授通过定量研究指出，中美之间的关系与美苏之间的“冷战”有很大程度的不同。比如在经济方面，中美之间并没有如美苏冷战那样存在完全对立的经济体系，也并没有完全的脱钩；在技术层面，美中之间并没有出现诸如当年的“太空竞赛”般的对立，而且仍然有技术、贸易层面的互动；在制度秩序层面，双方也有深度的交融。亚投行的57个国家中，不少是美国的盟友国。相关的辩论并不应该局限于中美之间是否处于 “新冷战”的模式，也应该关注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
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老师做了“世界格局变化中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演讲。他指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以及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然而，当前世界格局发生了几大潜在变化：一是世界正从集体安全转向力量平衡。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国际组织和经济体系式微，而区域性与排他性的政治、军事同盟、准同盟、经济组织的作用将日益重要。二是全球化的形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土化的矛盾和碰撞仍在持续；各国的政治观念和价值观正在重塑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强。三是俄乌战争深刻改变了世界秩序和经济政治格局，其对世界的影响远远大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中国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和挑战，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当前，中国必须调整自身发展战略，改革发展方式，以适应世界形势变化。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建新以“李约瑟难题：作为‘话语范式’的中国与西方”为题，从文化和话语范式角度分析了中西方发展道路的差异。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提出了令人深刻的几个“难题”。对于这些难题，李约瑟的结论在于中国长期强势的封建官僚制度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丁老师认为，李约瑟的结论并没有考虑到科学范式的问题。中国是以整体论的哲学，实用化的研究作为特征的科学范式，西方则是以还原论哲学、公理化研究方法为基础的科学范式。鉴于两者存在巨大差异，以一种文化范式来衡量另一种文化范式，无异于方枘圆凿。丁老师提出，中国未来的崛起和文化的重建，需要在仰望西方与民族激情之间找到平衡，在追求现代性与秉承传统之间找到平衡，需要更多的温文尔雅的教育与启蒙。
12月18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校长讲席教授，全球研究项目主任郝雨凡老师主持了第二场学术讨论。
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访问教授、哈佛肯尼迪学院研究员陆克（Philippe Le Corre）教授做了题为“欧洲在持续紧张局势中的第三条道路”的演讲。陆克教授认为欧洲与美国的立场有所不同。2019年以来，欧洲确立了新的中国政策，虽然其对华政策的主题包括贸易、气候等多方面，但当前最主要的关注点还是俄乌战争。欧洲密切注意着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和举动，以此审视作为全球重要力量的中国。当前中欧关系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中国的软实力在欧洲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布鲁塞尔关于对华问题的“三角形纠结”等，但整体而言欧洲人仍不希望与中国脱钩，他们还是希望与中国市场打交道。
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学教授、费正清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以“中国与自由国家联盟”为题谈了谈他对中美关系的一些看法以及他认为中国方面应该关注的一些问题。他认为，联盟结构对美国的国力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拜登上台后，更为重视盟友关系的重塑，而俄乌战争、欧洲盟友对华看法的改变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重建与盟友的关系。对于美国重建其同盟关系，中国方面应当避免以工具性地视角来看待其系列的举动，而应该更为审慎全面地评估各方动机，当然也包括中国自身在全球事务中所产生的影响和角色。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前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芮悟峰（Wolfgang Röhr）做了题为“俄乌冲突背景下的中欧关系”的演讲。他提出，自俄乌冲突以来，欧洲的对华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俄乌冲突为欧洲敲响了警钟，而中国的做法则让一些欧洲人对中国的立场感到失望。他提到了2019年以来欧洲的对华战略，并以德国为例讲述了欧洲三年来对华战略的整体框架和演变。他认为中国应当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努力促成冲突的化解，以便使欧盟成为中国未来几十年重要的合作伙伴。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教授的演讲聚焦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景及其对台海关系的影响。胡老师认为，在未来六七个月中美关系可能会有改善的机会，但长期来看，至少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之间，中美关系还是会存在竞争性甚至是比较紧张关系的可能。关于台海关系问题，他认为，过去几年台湾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台湾研究本身被边缘化。其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美国的对台政策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自特朗普政府以来“以台制华”的趋势增强；其二则是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西方国家将之与台湾问题联系起来，美国并由此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一些更进一步的措施。未来，中美两国还是应当回到“三个联合公报”上去，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双边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巍教授主要讲述了中美的经济关系并预测了2023年中国对美政策。李老师提出，中美双方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对两国而言过去的发展是双赢，但美国对目前双方的关系并不满意。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转向，为调和国内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两党愈发聚焦于中产阶级的利益，而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就被美国用作了解决其国内问题的工具。就中方而言，中国应当采取更多创造性的手段以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未来，中国可能会采取更多的市场开放策略，并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加务实，以期通过自身政策的改变来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轨道发展。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的首席专家肖滨教授请他的博士生代为做了题为“全球话语复合体与中国应对的战略和策略”的演讲。发言内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中国所面临的各类话语以及全球话语复合体的概念阐述。当前中国面临的话语环境是，每个国家处于平等地位的、由每个国家的话语最终构成的全球话语复合体，每个国家都是参与者和建设者。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如何应对全球话语复合体，他提出了复合应对战略、价值认同、寻求共识、知识对话、解构陷阱、贡献中国元素等积极有为的关键应对策略。
在研讨会的互动环节，与会嘉宾还进一步就中欧关系、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俄乌冲突等话题进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就相关问题提出了非常具有洞见和启发性的观点。与会嘉宾期待2023年疫情散去之时，大家能够再次线下相聚，开展更多面对面的、建设性的交流。
12月17日上午，论坛正式开幕。主办方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先生和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教授分别致欢迎辞。两位老师首先对来自中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地的嘉宾学者线上参会表示了热烈欢迎，并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出席此次论坛。当前中美关系、中欧关系正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对中国来说，党的二十大刚刚闭幕不久，中国的发展正迈入新的阶段；而美国刚刚结束了中期选举，对华政策仍充满不确定性；对欧洲来说，俄乌战争的走向已成为各方密切关注的战略安全问题。两位老师共同期待参会学者围绕“全球大变局下的中国战略选择”这一主题，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在接下来的发言和思想的碰撞中产生出富有成果的讨论。
紧接着，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教授主持了第一场学术讨论。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穆萨瓦·拉赫玛尼商业与政府中心高级研究员欧威廉教授首先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的发言。通过回顾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他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资产、基础设施、政府组织管理架构等关键要素驱动，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层面，中国过去几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民营经济和政治改革，而外国的投资者会根据中国的市场走向来决定其投资和策略。因此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需要继续保持民营经济的活力、社会的多元化和开放趋势。当前，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GDP和政府收入都有所下降，而且也面临着来自一些邻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的挑战，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与诸多邻国和伙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在新能源、高铁、航天项目上也具有竞争优势，通过关注于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也会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中国经济将逐渐从疫情当中恢复，应该有更大地信心看待中国的发展。
乔治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政治学暨国际事务教授沈大伟以“二十大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为题主要介绍和回顾了二十大后国际观察家和西方媒体对这次大会的看法，以及中国对世界的主要影响。沈大伟认为，本次大会及《工作报告》在国内外都受到了相当的关注和评价。就西方而言，他认为国际社会（西方学术分析师和投资基金经理）对大会及其成果的评估总体上偏向负面。紧接着，他从经济方向层面、高层人士变动、国内政治、外交政策四个方面予以了解读和分析。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校长讲席教授，全球研究项目主任郝雨凡以“G20后中美关系的可能走向”为题演讲。郝雨凡教授认为，G20之后，中美关系在未来会相对趋向于稳定。事实上，中美关系在过去五年不断恶化，尤其是在佩洛西访台后，双方关系处于一个历史最低点。近年来，大多数人对中美关系的走向也比较悲观，这种负面的情绪在中美两国的学术界和政界蔓延。比如在华盛顿就存在着负责任的“鹰派”和不负责任的“鹰派”，而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也为中美关系带来了不确定性。而且美国两党政治语境下，双方仍缺乏一个稳定的框架和“护栏”。即便如此，G20期间的中美元首外交展现出了积极的信号。尽管双方在台湾、人权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但不管怎么样双方都展现出了继续保持互动交流的信号，双方仍有继续合作的可能和空间。
上海纽约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雷爱华做了“围绕中美之间所谓的‘新冷战’展开的辩论”的发言。自2017年以来，关于中美会发生“新冷战”的提法越来越多，但“冷战”真的发生了吗？中美之间的关系与美苏冷战真的匹配吗？一部分学者认为中美正处于或好或坏的“新冷战”之中；第二种说法认为“新冷战”不一定会发生，但双方正在走向这种关系；第三种认为中美其实处于一个更复杂的关系当中。雷爱华教授通过定量研究指出，中美之间的关系与美苏之间的“冷战”有很大程度的不同。比如在经济方面，中美之间并没有如美苏冷战那样存在完全对立的经济体系，也并没有完全的脱钩；在技术层面，美中之间并没有出现诸如当年的“太空竞赛”般的对立，而且仍然有技术、贸易层面的互动；在制度秩序层面，双方也有深度的交融。亚投行的57个国家中，不少是美国的盟友国。相关的辩论并不应该局限于中美之间是否处于 “新冷战”的模式，也应该关注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
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老师做了“世界格局变化中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演讲。他指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以及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然而，当前世界格局发生了几大潜在变化：一是世界正从集体安全转向力量平衡。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国际组织和经济体系式微，而区域性与排他性的政治、军事同盟、准同盟、经济组织的作用将日益重要。二是全球化的形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土化的矛盾和碰撞仍在持续；各国的政治观念和价值观正在重塑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强。三是俄乌战争深刻改变了世界秩序和经济政治格局，其对世界的影响远远大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中国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和挑战，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当前，中国必须调整自身发展战略，改革发展方式，以适应世界形势变化。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建新以“李约瑟难题：作为‘话语范式’的中国与西方”为题，从文化和话语范式角度分析了中西方发展道路的差异。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提出了令人深刻的几个“难题”。对于这些难题，李约瑟的结论在于中国长期强势的封建官僚制度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丁老师认为，李约瑟的结论并没有考虑到科学范式的问题。中国是以整体论的哲学，实用化的研究作为特征的科学范式，西方则是以还原论哲学、公理化研究方法为基础的科学范式。鉴于两者存在巨大差异，以一种文化范式来衡量另一种文化范式，无异于方枘圆凿。丁老师提出，中国未来的崛起和文化的重建，需要在仰望西方与民族激情之间找到平衡，在追求现代性与秉承传统之间找到平衡，需要更多的温文尔雅的教育与启蒙。
12月18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校长讲席教授，全球研究项目主任郝雨凡老师主持了第二场学术讨论。
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访问教授、哈佛肯尼迪学院研究员陆克（Philippe Le Corre）教授做了题为“欧洲在持续紧张局势中的第三条道路”的演讲。陆克教授认为欧洲与美国的立场有所不同。2019年以来，欧洲确立了新的中国政策，虽然其对华政策的主题包括贸易、气候等多方面，但当前最主要的关注点还是俄乌战争。欧洲密切注意着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和举动，以此审视作为全球重要力量的中国。当前中欧关系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中国的软实力在欧洲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布鲁塞尔关于对华问题的“三角形纠结”等，但整体而言欧洲人仍不希望与中国脱钩，他们还是希望与中国市场打交道。
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学教授、费正清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以“中国与自由国家联盟”为题谈了谈他对中美关系的一些看法以及他认为中国方面应该关注的一些问题。他认为，联盟结构对美国的国力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拜登上台后，更为重视盟友关系的重塑，而俄乌战争、欧洲盟友对华看法的改变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重建与盟友的关系。对于美国重建其同盟关系，中国方面应当避免以工具性地视角来看待其系列的举动，而应该更为审慎全面地评估各方动机，当然也包括中国自身在全球事务中所产生的影响和角色。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前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芮悟峰（Wolfgang Röhr）做了题为“俄乌冲突背景下的中欧关系”的演讲。他提出，自俄乌冲突以来，欧洲的对华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俄乌冲突为欧洲敲响了警钟，而中国的做法则让一些欧洲人对中国的立场感到失望。他提到了2019年以来欧洲的对华战略，并以德国为例讲述了欧洲三年来对华战略的整体框架和演变。他认为中国应当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努力促成冲突的化解，以便使欧盟成为中国未来几十年重要的合作伙伴。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教授的演讲聚焦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景及其对台海关系的影响。胡老师认为，在未来六七个月中美关系可能会有改善的机会，但长期来看，至少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之间，中美关系还是会存在竞争性甚至是比较紧张关系的可能。关于台海关系问题，他认为，过去几年台湾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台湾研究本身被边缘化。其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美国的对台政策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自特朗普政府以来“以台制华”的趋势增强；其二则是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西方国家将之与台湾问题联系起来，美国并由此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一些更进一步的措施。未来，中美两国还是应当回到“三个联合公报”上去，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双边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巍教授主要讲述了中美的经济关系并预测了2023年中国对美政策。李老师提出，中美双方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对两国而言过去的发展是双赢，但美国对目前双方的关系并不满意。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转向，为调和国内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两党愈发聚焦于中产阶级的利益，而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就被美国用作了解决其国内问题的工具。就中方而言，中国应当采取更多创造性的手段以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未来，中国可能会采取更多的市场开放策略，并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加务实，以期通过自身政策的改变来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轨道发展。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的首席专家肖滨教授请他的博士生代为做了题为“全球话语复合体与中国应对的战略和策略”的演讲。发言内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中国所面临的各类话语以及全球话语复合体的概念阐述。当前中国面临的话语环境是，每个国家处于平等地位的、由每个国家的话语最终构成的全球话语复合体，每个国家都是参与者和建设者。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如何应对全球话语复合体，他提出了复合应对战略、价值认同、寻求共识、知识对话、解构陷阱、贡献中国元素等积极有为的关键应对策略。
在研讨会的互动环节，与会嘉宾还进一步就中欧关系、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俄乌冲突等话题进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就相关问题提出了非常具有洞见和启发性的观点。与会嘉宾期待2023年疫情散去之时，大家能够再次线下相聚，开展更多面对面的、建设性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