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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尚道中国发展论坛顺利举办

更新时间:2020-10-29 16:34:56  |  来源: 尚道社会研究所

10月24日至25日,尚道社会研究所和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共同主办“第三届尚道中国发展论坛暨动荡中的国际秩序”在线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哈佛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澳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了中美关系、“新冷战”、中国战略选择、后疫情时期的国际秩序等热点话题。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教授和香港尚道社会研究所寒竹所长分别致欢迎辞。胡伟星教授指出,在中美关系愈发充满不确定性,在美国大选临近的关键时刻举办这样一场国际会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希望来自中美等国家的学者能够积极分享自己的研究和看法,为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贡献思想和智慧。寒竹所长表示,“尚道中国发展论坛”虽然聚焦于中国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的变化,讨论中国问题很难离开现有的国际环境。大家在此次论坛重点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中美关系的紧张局面能否得到缓解,双方关系还能否回到过去;另一个则是现有的国际秩序能否容纳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或者说中美紧张关系持续升级会不会导致整个战后国际秩序的动摇。
 
24日上午的第一场会议由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研究员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时殷弘教授首先作了“美国对华态势、中国对外关系和战略选择问题”的主题发言,他认为特朗普政府正在被迫收缩经贸阵线上的对华强硬方针,同时在战略/军事阵线上采取自相矛盾的对华态势,而在政治/意识形态阵线上还施行着最举世注目的超鹰派政策行动。美国对华开展的有选择的“脱钩”正被蓄意和空前迅速地扩展和减少选择性,很可能会构成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由于美国劝诱和敦促尽可能多的重要国家跟进其对华战略,从而与新冠疫情等因素一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其他一些重要方面。就中国的战略选择而言,中国需要采取主动,以避免中美军事冲突局面的出现,可通过实施战略/军事收缩,争取促成中美之间新的战略稳定。同时,中国还应当积极争取美英以外的其余发达国家和任何发展中大国,以利战略集中,减少一二线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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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发言)
 
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政治科学与国际事务的加斯顿·斯格尔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以“管控中美竞争”为题发言。他将中美之间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描述为无限期的全面竞争对抗(indefinit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 rivalry),并预测中美关系的总体发展趋势是摩擦增加、全面竞争和对抗加剧,因此,北京和华盛顿的首要任务是有效管理和遏制竞争态势,并尽其所能防止一场全方位、多维度的零和对抗冲突的出现。沈大伟教授提出,管控竞争不仅需要找到能够在两国政府和社会之间形成合作互动的问题,还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护栏”、“缓冲”和“下坡”来“约束”竞争,即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需要构建一个类似的“有限竞争”架构。同时,在这种“稳定竞争”中,其他的“中间力量”如欧洲、东盟、日韩等也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它们也有可能为限制竞争加剧、甚至改善竞争的框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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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华盛顿大学沈大伟教授发言)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以“2020年的中美关系:冷战的类比有用吗?”为题探讨了 “中美冷战”的说法是否准确与是否有用两个层面的问题。宋怡明首先指出“冷战”这个词本身不是很恰当。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冷战并不是“冷”,而是发生了“热战”。在美苏冷战时期,尽管美苏两国没有直接的战争,但是其它国家和地区却承受了战争的影响。当今的中美关系比苏美关系时期复杂的多、密切的多,并不是像美苏关系那样有着生存性的威胁,即并非“你死我活”、“你输我赢”的对抗关系。此外,冷战时期的世界被分为两大国际集团。而在今天,两大国际集团并不存在,而且所有的小国和中等国家都不愿意选边站。从历史学的角度,冷战的类比虽然不恰当,但是我们可以从冷战中找到启示和教训,例如中美两国可以在全球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领域寻求合作,避免以敌对态度作为处理双方关系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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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宋怡明教授发言)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校长讲席教授,全球项目主任郝雨凡在主题发言中强调,即使中美关系很难回到过去,仍然有必要了解过去几年以来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源。中美双边关系是一个彼此互动的结果。华盛顿对华政策的突然改变,部分原因在于它对北京近年来强硬政策以及部分国内政策变化的误解。美国曲解了北京的外交辞令和基于国内执政稳定性的宣传行动。北京清楚地意识到它在全球事务中的外国影响力的制约和弱点,并且无意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行动-反应链进一步加速了不信任和“对抗”的恶性循环。特朗普政府的过度反应证实了北京方面长期以来的怀疑,即华盛顿正在破坏中国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北京担心并逐渐认识到遏制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和两党共识。那么有没有可能改善中美关系呢?郝教授指出双方都应该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争斗的漩涡,多强调在气候和卫生等公共领域的合作。只有先从这个方面努力,中美关系才存在改善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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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校长讲席教授郝雨凡发言)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指出,过去两年来,中美关系急剧恶化,这令很多人感到悲观。客观来讲,中国一方在陈述中美关系的变化时一般倾向于认为美国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中国自2017年特朗普上台伊始就旨在加强与美国的合作,然而自从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后,特朗普身边的一些鹰派政客不断主张对中国强硬,尤其是对中国的执政党进行攻击。在中国看来,美国鹰派的做法是非常不理性的行为,造成了如今中美关系的恶化。相对来说,中美之间在言论、行动的彼此回应方面并不是对称的。美国更多是在采取攻击态势,而中国则保持了一种“防御”的姿态。对于中国来说,要保证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就不应再跟随美国鹰派的步调,避免陷入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陷阱。与此同时,中国还可以从历史经验中寻找依据,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找寻新的可能的谈判条件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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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教授发言)
 
25日上午的第二场会议由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教授主持。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穆萨瓦·拉赫玛商业与政府中心高级研究员欧威廉(William Overholt)作了“关于脱钩的思考”演讲。欧威廉教授指出在美国,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政治派别,“脱钩”似乎都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中国在整个现代科技领域实现独立自主的计划,可视为对当前“脱钩”的政策回应。之所以在美国出现“脱钩论”,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过去几十年来接触政策的失败,而这种接触是建立在民主化中国的努力之上。作为1976年卡特竞选时的亚洲政策负责人,欧威廉教授以自己在政界、商界的经历指出,这种流行的论调是无法成立的。尼克松政府最初的出发点是希望联合中国来制衡苏联。当时的美国在外交过程中从未提及民主化。这之后的美国政府虽然在商业贸易问题上提及了民主化,也不过是政治上的夸大其词。受短期国内政治因素所驱动,当前华盛顿的政客过于关注供给和负面指涉,过于注重军事层面,忽视了参与全球消费市场重心的关键需求。如果美国切断与中国市场的联系,就会丧失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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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欧威廉教授发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Bert Hofman)教授以“在新冠疫情和冷战时期制定计划”为题分析了中国即将推出的“十四五规划”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与中国的战略选择。郝教授认为,新冠肺炎的影响与中美关系的迅速恶化将是未来几年中国发展的重要驱动。中国正准备讨论和出台的第14个五年规划重点是社会经济发展,但它旨在成为政府的一个综合计划,兼具了战略性和目标性。新冠疫情、美中紧张关系以及双边交流的减少使得中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面临的外部环境更为不利。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国正为可能升级的与美国的贸易和技术战争做准备。双循环和自主创新将是中国防务的两根支柱。毫无疑问,继续与国际经济和科学界接触是中国的首选,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好处。但是,突然被排除在国际贸易、投资和技术之外的风险,可能会让一条更注重内向、效率相对较低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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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教授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以“新冷战及其后果”为题指出,现在如果美国继续扩展对抗性的政策,双方很有可能陷入新冷战。目前仍然存在有利的因素阻止新冷战的发生,这包括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等因素。李教授还以跨国公司特斯拉和华为为例,分析了双方不会走向美苏那种对抗局面的经济原因。但是新冷战的发生,不仅取决于政策的制定者,还取决于社会公众的看法。新冷战思维如果进一步在两国社会蔓延,会加剧中美在经济领域的脱钩、促使中国被迫开展经济政策调整、加剧中美的军备竞争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中美两国都将深受其害。因此,中美都应该采取战略收缩的政策,都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放在改善国内民生层面,积极寻找战略的共识。如果美国新政府上台,对中国做出战略上的调整,中国也会乐意给予战略上的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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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巍教授发言)
 
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研究员以“战后国际秩序在后疫情时代面临的挑战”为题强调,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决定了双方的完全脱钩在短期内无法形成,这根本上也不利于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但是美苏冷战后,全球存在着一个政治的地方化与经济上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如果政治的力量的压倒了经济的力量,局面就可能发生逆转。现行的国际秩序是二战之后以同盟国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包括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代表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根本上是大国博弈和力量均衡的结果。因此,战后七十多年和平的维系虽然依靠了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但更多还是依靠大国政治和力量的平衡。如今随着中国的崛起,地缘政治的重心开始从大西洋两岸向亚太地区转移。目前美国的一些极端保守派正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双边或多边政治和军事同盟,正在推动“五眼联盟”与“四国对话”朝着军事结盟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根本性挑战。因此,中美双方应努力避免对抗加剧,探索建立危机的管控机制,阻止敌对情绪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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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道社会研究所寒竹所长发言)
 
本次线上会议专门在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设置了线下主会场,采取线下+线上的方式同步举行。主办方在主题发言环节安排了互动讨论环节,大家分别就美国大选、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脱钩等议题交流了不同意见和看法。两个半天的自由发言和讨论富有成效,参会嘉宾克服时差问题分别“起早”、“熬夜”参会,为中美关系的改善贡献了真知灼见。与会嘉宾均表示,尽管目前中美两国的关系阴云密布,但是仍然希望中美关系在美国大选后能有所改善,也期待疫情的阴霾早日散去,大家能够在第四届尚道中国发展论坛线下相聚!

(尚道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曹朝龙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