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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为何引发全球关注?

更新时间:2015-09-04 11:12:47  |  来源: 尚道社会研究所

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在北京出席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中印俄德韩澳成为前几大股东,而菲律宾、丹麦、科威特、马来西亚、波兰、南非、泰国七国未签订协定。按照商定的时间表,各方将共同推动亚投行于今年年底前正式成立并尽早投入运营。亚投行的成立被世界舆论看作是中国外交和战略的巨大胜利。显然,就像世界银行不是美国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不是日本的银行那样,亚投行也不是中国的银行。那么,“胎动中”的亚投行对于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引发全球关注
  现实主义者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最为关注安全与权力,国际政治实际上是大国之间的博弈,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体现国家权力大小的变化,而“极”的数量变化,将构成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的关键变量。
  从力量对比变化的观点看,毋庸讳言,这是中国的一大外交胜利。首先,中国把英法德意澳韩等美国的重要盟友变成了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而且是在美国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其次,亚投行成员国覆盖了全球几大洲,包括亚洲34个,欧洲18个,大洋洲2个,非洲2个,南美洲1个,其中,巴西、埃及、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均是所在洲代表性国家。可以说,除了北美,各大洲代表性国家均已加入。这显示亚投行已不仅仅是亚洲区域的金融机构,称之为全球性银行亦不为过。再次,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包括了五个金砖国家,囊括了日本以外的亚洲主要经济体,亚洲48个国家中的34个均已加入。
  此外,在亚投行内,中国占有26.04%的最大投票权,事实上享有否决权,行长由中国人出任,这些方面都有美国在世界银行中角色与地位的影子。而且,中国的经济依然处于高速增长期,GDP总量可能在10年内超过美国,这意味着,在未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亚投行的贷款总量可能超过世界银行。
  这可能是亚投行在全球引发重大关注的主要原因。
  依旧“任重道远”  
  国际制度存在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不同领域,但国际制度的研究者通常最为关注经济制度,因为在和平状态下各国政府关注的重心是发展。考察亚投行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角色,其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二战后美国成为综合实力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其对世界的治理主要通过一系列国际制度来落实:政治与安全领域有联合国,军事领域有一系列多边与双边同盟体系(如北约、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菲同盟、澳新美同盟,以及一度存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与中央条约组织),文化领域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领域则更多,包括负责贸易议题的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负责国际货币议题尤其是汇率问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发展中国家减贫与发展的世界银行。美国除了是美洲国家组织的领导者外,在泛美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中也发挥着实际上的领导作用。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例,虽然长期以来由日本人担任行长,但美国在该行所占的股份与投票权与日本一样,并列第一——二者均占有15.571%的股份和拥有12.756%的投票权。1997年8月,日本倡议建立10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以稳定亚洲汇率,但由于美国的反对而流产。这提示,在亚开行的重大决策中,日本很难与美国唱反调。
反观亚投行,现在还未开始运营。而且,即使开始运营,其主要使命也将集中于基础设施领域,以实践与亚开行互补的承诺。其能否有胜过亚开行的表现,还需要观察。而美国为了保持自己在服务领域的比较优势,已经着手制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新的国际制度。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货物生产与贸易领域,已经总体不逊色于美国,某些方面甚至有比较优势。但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与美国及欧洲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差距,这种差距不容忽视。与货物领域不同,这是欧美“安身立命”之本,不会轻易向中国开放。
  并非“另起炉灶”
  建构主义权威理论家温特认为,人类社会的结构主要由“共有观念”决定,“共有观念”决定行为体的身份与利益。文化认同又叫文化身份,是行为体反复选择的结果。建立集体身份需要四个主变量:相互依赖、共同命运、同质性与自我约束。
  我国对外贸易量全球第一。作为欧盟、澳大利亚、东盟、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强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上与亚投行各成员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追求,而新一届中国政府力倡建立各种命运共同体,因此,这些国家有浓厚的兴趣加入亚投行,哪怕美国对此表示反对。然而,有必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亚投行的投资重点是亚欧大陆的中东部,其成立与运营,仅是中国重构地区经济制度的一个尝试。其次,亚投行涉及的是经济领域事务,而没有涉及安全与军事领域,否则美国盟国的反应将显著不同。事实上,韩国、澳大利亚等加入亚投行就是反复权衡的结果,不排除对美国做了某些补偿,换来了美国的默许。再次,亚投行是一个开放性的组织,不排斥美国的加入。而美国对于经济领域国际组织的涉入也持选择性态度。也就是说,在亚投行问题上,各方都体现了某种自我约束。最后,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中华文明有普世性的一面,但整体上是一种区域文明。在经济实力走向世界第一的过程中,如何以自身文明为基础,结合其他文明的长处,提炼出一种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核心价值观,事关中国梦的实现与可持续,这也是未来亚投行建设需深思的问题。
  亚投行的建立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但不是中国“另起炉灶”寻找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开始。中国无意在国际安全与军事领域建立类似美国的同盟体系,即使未来中国的军费开支超过了美国。中国政府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一个佐证是,王毅外长在6月底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上表述道,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非挑战者,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而非破坏者;中国将继续维护当代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无意另起炉灶,再搞一套。(中国社会科学网刊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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