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国家制度建设与发展战略”尚道论坛顺利召开
更新时间：2023-08-31 13:29:42 | 来源： 尚道社会研究所
第二届“国家制度建设与发展战略”尚道论坛暨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与社会变革和制度建设”研讨会顺利举行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与社会变革和制度建设”研讨会顺利举行
2023年7月6日，由南京尚道社会研究所主办、中山大学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的第二届“国家制度建设与发展战略”尚道论坛暨“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与社会变革和制度建设研讨会”顺利举行。来自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贵州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以及印度金德尔大学的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4位学者，围绕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与社会变革和制度建设，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台湾问题、边疆民族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上午9点，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老师以及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肖滨教授分别致欢迎辞。
寒竹老师在致辞中表示，本次会议立足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旨在讨论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与发展问题。“现代化”这个概念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热词，相关文章更是数以千计。但是大部分内容较为空泛，既缺乏对“现代化”概念本身的比较分析，也缺少从近代以来社会变革和制度建设层面的深入探讨。寒竹老师希望通过本次会议，能够追溯并分析中国百余年以来的现代化历史，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进行比较，为当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经验、借鉴与教训。
肖滨教授在致辞中指出，本次论坛不仅请来了一批资深教授，也有许多年轻学者。讨论的问题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国家发展、政治理论问题，以及中国内地和本土问题。台湾问题、民族边疆问题，以及地缘政治问题也都在讨论之列。这些问题事关国家战略层面的发展，意义重大。
上午的主旨发言中，各位发言者主要聚焦于国家结构形式、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经验与现代化的战略部署等内容。学者们还就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理论探索进行了回溯，也有学者对当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现状进行了点评分析。
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徐勇老师以单一制国家建构为例，分析了国家的双重性与制度创新的双重性。回溯历史，现代化的最紧迫任务就是对旧制度进行革命，并以先进国家为指标创立新制度。但在革命过程中以及革命者取得政权以后，发现有些从外国移植的制度并不是最合适的，反而承接了传统的制度形式，单一制国家结构就是典型的例子。孙中山和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曾分别参考美国和苏联，主张中国实行联邦制以及地方自治，但他们在革命的实践中发现，使美苏联邦制得以成功的要素在中国并不具备，且联邦制和地方自治与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权力由上至下的传统相冲突，而正是这些传统使得中国作为国家共同体能在王朝更迭中延续下来。因此，孙中山、毛泽东二人最后都以民主集中制的单一制替换了帝制和中央集权制，既有全新的内容又是对历史制度形式的继承。在最后，徐勇教授总结了两点：（1）制度创新存在着路径依赖，既承接了历史优势，也会承接弱点。（2）国家权力主体的更迭可以实现颠覆性的制度创新，但国家共同体受制于原有基础，无法更改。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周光辉通过分析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中国20世纪的革命家，从文明史视角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周教授呼吁走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误区，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阶段必然导致“多元现代性”；但同时，我们也要反对“中国中心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这是由于民族间的原始封闭状态随着科技进步和全球化的扩展日益被消灭。作为有着5000年历史的中国，在面临西方冲击时，并不是传统学者概括的“冲击-反应”过程，而是挑战和应战的过程，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中，孙中山提出了“中国式自由”，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式民主”，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都是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凸显中国自身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中的主体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王续添教授讨论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调动积极性的历史经验。中国的一切制度变革都是为了调动积极性，而能否调动、调动多少积极性，也是衡量制度变革的重要标准。调动积极性主要包括调节基本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发展生产力，前者包括调节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党群关系、政府间关系等。接下来，王续添教授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和抗战期间期间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邓小平等革命家在革命根据地对调动人民主动性的论述，以及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三个例子，来论述调动人民积极性和发展民主是一体的。正如邓小平所说：“调动积极性就是最大的民主”，只有调动人民积极性，才能凸显人民的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老师以“现代、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之路辨析”为题，试图厘清现代、现代化和中国的现代化三个概念。寒竹老师认为，西方并不是有意识地按照某种系统的理论指导而走向现代化。西方是在进入现代化社会后，发现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并不是那么容易，于是如何让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社会逐渐成了西方政治学研究的课题，而现代化这一理论才被提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西方社会的发展，是盲目的、不自觉的过程，“现代化”一词本身并不一定具备积极、正面的含义。但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来看，现代化逐渐成为一种正面的词汇，“现代”代表着和落后过去的分野。和西方相比，中国的现代化有着如下特点：（1）是一个自觉、有意识的历史发展进程。（2）有明确的价值取向。（3）追求物质性和功利性。（4）伴随着国家权力的集中。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里峰教授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探索与历史方位”为题，为大家展现了中国知识界在20世纪对现代化的理论思考。李里峰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虽在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但中国知识界和政治精英们从近代史开始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历经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二十世纪，除了不少的政治先贤，还涌现出了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傅斯年、董时进、李时岳等一大批学者探讨中国的现代化，出现了“全盘西化论”、“东西文明论”、“现代救国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等诸多理论观点。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方位来看，中国社会性质的“升与降”、各国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先与后”、现代化动力的“内与外”、现代化概念的“古与今”，以及现代化道路比较上的“中与西”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最为值得把握的五组特征。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建华教授作了“党的代表大会与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演讲。王建华教授先从党代会的历史讲起，分析党代会议程的由来，不同于西方政党的单一选举导向，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兼具完成领导的新老交替，以及为国家未来的战略发展进行部署两大功能。并且在代表和报告的产生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广泛征求意见，最大程度上避免了路线方针政策执行中的失误。随后，王教授总结了党代会的特点，一是坚持问题与目标导向，二是整体性与系统性，三是主动性与承继性。党代表大会的不断完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特点。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余逊达教授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介绍了民主工作制这一地方民主的重要平台。余教授讨论的“工作制度”，指的是在地方层面为解决问题形成的制度体系。20年来，杭州市在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经验、做法和特色，产生了许多代表性案例，如开放式决策、人大代表联络站等。这样的民主工作制构成了一组新的民主方式，可以覆盖政策的全过程，体现了兼顾群体与个体利益、可与时俱进等特征，是现代性的中国式呈现，深化和巩固了民主。当然，民主工作制也存在一定问题，例如难以定位，稳定性较差等，需要与其他民主制度统筹运转。
下午的发言中，除继续讨论中国内部问题以外，发言者也聚焦港台、印度等边疆、域外问题，将其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有机结合，探讨如何实现国家战略层面的稳定发展。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肖滨教授就国家，尤其是大型国家，如何在集中国家权力和激发社会活力和个体创造性之间获得平衡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在摆脱积弱、让国家富强的道路上，既要重建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政治权力，也要调动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活力、能力与创造力。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晚清的“地方化集中主义”，和民国国民党的半集中主义，以及新中国共产党人“统一的现代国家”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在一段时间内过于集中，陷入了全能主义状态，社会活力和个体创造性被压抑，这个问题直到1978年以后走上“中间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才得以解决。最后，肖滨教授谈到，实现集权与活力的平衡，需要政治和经济“两手抓”，政府既要培育市场，又要克服“市场失灵”，达到秩序与活力的平衡。未来中国的发展，一定要坚持这种“均衡之术”。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何俊志教授就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以及人员组成相关议题作了演讲。近几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非常多的法案，但其成员数量仅为175名，且多为兼职。许多外国学者试图对其高效性提出解释，主要的解释有明智的行动策略、有效的组织体系、代表构成的变化三种理论，但何俊志教授认为，常委会人员构成的变化也是其高效性的重要原因。此外，何俊志教授对历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任职模式进行分析，总结了委员任职的十四种模式，并分析了常委会委员及其任职模式的特点，如年轻化、高学历化等。何俊志教授认为，中国人大常委会实现的不同于西式民主的“中国式民主“，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赣栋副教授作了“国民身份建构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未来“的演讲。1949年后，新中国在民族地区推行阶级-民族双轴身份建构。这一双轴策略在改革开放后由于阶级身份弱化而变得失衡，市场经济激化了民族间的裂痕。国家试图通过强化公民身份和增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强化公民身份在现实中遇到宪法困境，而民族自治的集体本位有余、个体本位不足，造成国民身份薄弱。十八大以后，中央进一步推动民族自治制度的改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采用全新的“国民-民族”双轴策略。在最后，胡赣栋教授建议加强民族地区的国民身份建构以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现代化。
厦门大学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副教授作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台湾角色“演讲。唐桦副教授从反“台独”的话语竞争维度、“经济自主才能带来政治自主”的经济维度、认知的安全维度挑战，以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制度维度四个维度展开分析，认为两岸关系取决于大陆自身的崛起和中美关系。中国大陆要坚持深化对外开放，以新型话语同西方“普世价值”叙事竞争，反对西方对台湾的干涉，并设法让两岸经贸往来惠及台湾中下层，以人民为中心，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化解矛盾。最后，唐桦副教授希望我们能够提早设计一套全新的国家理论，在货币兑换、法律体系等方面为两岸统一提前做好准备。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丁建新教授以“学术的公共性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为题，就疫情与启蒙、自由主义、学术的公共性以及博雅教育四个话题作了演讲。就疫情而言，丁建新教授指出，人类历史上每次疫情爆发，包括这次新冠疫情，都伴随着政治和偏见，这就需要信息和知识的透明化。关于自由主义，丁建新教授主张自由主义应该拒斥污名化，回归其本意——有选择就是自由。在学术公共性方面，丁建新教授主张用语言和教育来进行社会变革，最后就博雅教育，丁建新教授认为，所谓“博雅教育”实际上就是liberal education，自由教育，在这当中教师所讲要代表进步的方向，并且拒绝功利主义、专业主义，以及沦为宣传工具的诱惑。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邓曦泽教授以俄乌战争为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世界地缘政治竞争正在从领土竞争转为科学技术竞争。在1970年代以前，由于科技发展程度和全球化水平低，领土及其所蕴含的财富，对于国家安全和发展至关重要。但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深入，科技、资本和管理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而领土和地缘的重要性日益下降，世界正在走向“后领土后地缘时代”，国家、组织和个人都不再需要通过战争占领领土，便可取得大量财富。就俄乌战争而言，不论是俄罗斯、乌克兰还是美国，其思维都停留在传统地缘政治观念之中，以武力扩张本国控制范围，从而酿成俄乌战争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
印度金德尔大学黄迎虹教授作了“空间加速转移中的国家限度与社会扩展：以德里和深圳非正式居住区域为例”的演讲。黄迎虹教授以印度德里和中国深圳的贫民区为样例，讨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家与社会的角色，以及中国的特点和优势。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现代化”、“城市化”，就是活动空间的加速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社会需要扩展、互补。中国相比于印度的优势和特点在于国家能力的强大，能够进行广泛的、强有力的规划，并且能和社会进行协调与合作，对城中村进行内部深度改造，这个优势必须得到保持并发扬光大。同时，也要抛弃国家中心主义，不要污名化贫民区，要尊重社会的主体性，给予其指导和空间发展。
主题发言结束后，各位发言嘉宾进行了坦率、开放的讨论。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中国应该坚持释放社会和民间活力，规范法治，鼓励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就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展开良性竞争，塑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化。同时也要理性客观看待中西文化的各个方面，积极学习、吸收西方文化的优势之处。最重要的是，要稳定社会的预期和信心，只有这样才能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压力增大、国际局势动荡的大环境下稳住发展，不断推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之路。
(会议现场)
(线下参会嘉宾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