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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尚道中国发展论坛研讨会顺利举办

更新时间:2019-10-28 10:36:54  |  来源: 尚道社会研究所

2019年10月19日,由尚道社会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尚道中国发展论坛暨当前中国的挑战与机遇”研讨会在澳门顺利举办。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地区、美国、德国、新加坡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围绕“当前中国的挑战与机遇”这一主题发言,深入探讨了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大国外交、中美关系等内容。
 
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首先致欢迎辞并对会议的议题及相关背景作了介绍。寒竹先生在致辞中指出,从去年第一届尚道中国发展论坛到今年,短短的一年时间,中国的内部发展与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在继续。如何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中国应当如何面对当下以及未来的挑战与机遇?现实的发展与出现的问题给中国问题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与新的研究课题。因此,今年的尚道中国发展论坛正好在这个时候给与会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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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主持。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中国项目主任David Shambaugh首先作了“中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演讲,他认为过去70年来,中国对外关系走过了非常漫长的道路——从遭受国际孤立到与国际制度的融合,从贫穷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从弱小的军队到世界上第二强大的军队,从犹豫不决的角色到在国际舞台上日益自信和突出的力量等。但是,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面临的挑战也愈发严峻,人们对中国的期待的标准也越来越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于内政、对外关系、中俄关系、亚洲邻国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软实力七个方面。关于中美关系,他认为,当前的竞争已经大大超过了合作。这种竞争甚至已经扩展到中美关系的所有功能领域:经济、外交、军事安全、技术、政治、公民社会、教育和研究、印太区域,以及全球化。中美关系的这种全面竞争性质将一直是中美关系的特征和“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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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胡伟星教授以“习近平的领导与中国的大国外交”为题从领导人的作用来探讨中国的大国外交。他认为领导力在外交政策转型中至关重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提出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上变化,还意味着在外交政策上出现的根本性的变化。例如,围绕“大国外交”,中国政府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行正确的义利观以及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等。通过区分“交易型”(transactional)领导人和“变革型”(transformational leader)领导人两种类型,胡伟星认为,习近平属于一个具有交易型风格的变革型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推动中国外交政策向新的方向发展方面具有雄心和创新精神。他富有远见,善于变革。当然,中国的“大国外交”还有待经受严峻的考验,今后还将面临许多艰巨的挑战。习近平的“大国外交”能否成功,取决于他将如何引导中国在未来几年克服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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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Bert Hofman以“中美共同体终结的经济后果”为题,分析了中美经济脱钩后的可能后果。他认为从当前的中美关系来看,中美共同体(Chimerica)已成为历史。中美之间长达40多年的高度互利的合作已经不复存在。贸易和经济冲突正日益扩大为两国之间的战略冲突。尽管中美正在进行贸易谈判,并于2019年10月11日宣布了一项“临时协议”,但中美之间紧张的贸易关系已经造成了双方的经济损失。与冷战期间与苏联事实上的脱钩相比,中美脱钩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破坏性可能要大得多。可以说,如果中国被排除在外,世界将失去未来技术进步的机会,特别是中国将会把不断增长的科研能力投入到研发曾被排除在外的关键性技术中。此外,在一个更具有对抗性的外部环境中,中国有可能回归到一种更受国家驱动、更少改革的发展模式。对中国的经济来说,中国的经济在未来还会增长,但这种增长将充满不确定性和曲折性,到那个时候整个世界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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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寒竹作了“中国需要深化改革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机制”的演讲。寒竹认为“中国奇迹“并非仅仅是持续三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很多国家在经济起飞时都有过高速增长,只是时间和规模有差异而已。中国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准的劳动生产率实现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这才是”中国奇迹“的意义。这个奇迹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三重叠加的劳动力红利:农民亦工亦农工的双重身份、低廉的劳动力、充分就业。这三重叠加劳动力直接创造了中国社会快速增长的消费,提供了中国社会的有效需求。而快速增长的消费和有效需求又反过来给与经济发展以巨大的推力。但是,随着中国的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上述优势正在弱化,三重叠加的劳动力红利正在消失。所以,中国持续了四十年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形态的增长机制已经很难再为中国的下一步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进一步对过去四十年经济增长机制进行改革。中国必须通过市场机制让创新企业和创新研发者个人获得应有的高额回报,这样企业与个人才有足够的、持续的动力进行创新。而在通过市场机制拉大第一次分配的收入差距的同时,加大在第二次分配中的贫富调节力度以缩小贫富差距。此外,生产全球化的趋势无法阻挡,中国必须进一步开放,跟发达国家的高端产业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在改革开放的阵痛中实现产业升级,最终避免跌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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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发言由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主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William Overholt首先以“中国的发展前瞻”为题发言。William Overholt称,中国和所有创造奇迹的亚洲经济体一样都面临着一个转折点,即一场由社会复杂性导致的成功后危机。经济上的成功造就了高度分化的社会。由于现代经济的复杂性,最高领导层无法实行直接全面的管理。同样,社会的复杂性也需要不同的政治管理。当复杂性使变革势在必行时,成功后危机的时刻就出现了。他认为,中国要想获得持续发展需要进行不断的变革。当前,由于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建立了非常牢固的基本制度,这些制度将经受住组织形态变革的考验,同时中国近年来在环境问题、经济的包容性、住房自有率等方面表现的比一些民主国家要好的多。因此,中国应当尽早的认识到这些成功后的危机并尽快实现角色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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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校长讲习教授、全球研究项目主任郝雨凡以“中美关系恶化及中国对美政策探究”为题分析了中国战略学界和国际关系专家为什么没能预测中美紧张关系的出现?中美关系恶化的深层次原因?以及中国应当如何应对几个问题。郝雨凡经过分析中美两国近年来的对外政策得出,中美紧张关系的出现固然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有关,但中国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未来防止中美关系恶化是可能的,美国虽然感到了遏制中国的必要性,但其对华的新战略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体,似乎期间也还存在缝隙可以防止走向极端。中国应当有崛起的新思维,一方面要正视中美之间的差距,防止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美国力浮沉乃大势所趋,时间应该在中国一边,中国应继续坚持双方的接触,有序和平竞争,避免破局导致全面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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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亚洲与国际关系研究教授Daniel Lynch发表了“全球网络社会对中国政治秩序的威胁”演讲。他通过借用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 “网络社会”的概念指出,网络社会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社会联结方式,它没有中心,只有节点,这导致网络社会的权力不能轻易地集中在一个人甚至一个组织内。当前,通过与全球网络社会相连的国内网络所产生的综合的经济和文化行动,在这些网络节点之间传播的不稳定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趋势,对中国威权政治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重大威胁。尽管中共已经认识到这种风险,也开始通过集中权力以及继续推动面向市场的改革,但是由于网络社会与中共政体之间矛盾的存在,如何将两者创造性的融合在一起将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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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李远以“一带一路是中欧包容性增长、合作发展的新催化剂”为题发言,他认为经济发展放缓和不平等加剧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两大问题,因此,包容性增长被世界各国公认为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而“一带一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有望成为欧亚大陆一体化程度较低地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助推器。尽管欧洲和中国存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利益上的分歧,但中欧双方都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努力寻求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因为世界上所有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联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遵循相同的制度安排和秩序机制,我们应该认识到并拥抱现实世界的多样性。世界因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多样性而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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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的发言围绕“中国国内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大辩论”展开。他认为,特朗普上台以来发动的贸易战在中国学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论。第一次主要围绕是否会发生贸易战,形成了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论战。第二次争论主要围绕美国对华贸易战的起因,最终形成了结构冲突理论、制度冲突理论和转移国内问题理论三种不同的视角。第三次争论则是随着中兴和华为事件的爆发,产生了如何应对贸易战的争论。在如何应对技术战争的问题上,“举国体制学派”和“市场改革学派”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的道路上出现了分歧。第四次争论主要是围绕两国之间的经济是否脱钩问题。主张全面准备经济脱钩的人士与坚持与美国经济进一步挂钩的人士之间出现了激烈辩论。虽然这四个辩论阶段的主题有所不同,但它们在辩论的概念渊源上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他们的分歧,从本质上说,是由于他们在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独立与相互依存、权力的零和竞争与经济合作共赢等问题上的观点不同。这也印证了中国学术界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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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评论通讯社副社长、中评智库理事王平以“极限对峙:国企为骨,民企为肉”发言,他认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并不仅仅简单地表现为贸易与科技,更在于制度选择与发展模式。受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企业的发展呈现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齐头并进的局面。两者各有千秋,各自承担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功能。尽管民营企业已经在中国发挥着重要的角色,但涉及有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以及一些投资巨大,回报难以测定的行业还是应当以国企为主。尤其是在中美已经极限相持的阶段,国企的抗风险的能力比较强,中国不能放弃作为骨骼的国企,因为对一个处于成长阶段的大国来说,骨骼强健,才能行稳致远。同时,中国的人口基数大,不能缺少民企的多元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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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嘉宾们的立场和观点不尽相同,但此次论坛还是给与会嘉宾创造了自由、包容、开放的互动讨论平台。在每一组嘉宾发言结束后,此次论坛还分别安排了现场提问环节。除了主旨发言嘉宾,来自香港、澳门、上海等地的学者和朋友也参与其中,分别就中国大国外交、美国对华政策、中美贸易战的未来走向、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等问题向现场嘉宾提问,进一步加深了相关问题的探讨。从2018年到2019年,世界和中国都在发展变化,新老朋友的演讲与讨论交流的内容也更加深入,期待2020年的“尚道中国发展论坛“办的更好!
 
(撰稿人/尚道社会研究所曹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