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正在四处蔓延，迅猛发展。这一切何以发生？为何兜售民粹主义的人能大受欢迎？他们的政治风格能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其背后是否有着某些深层次的力量？民粹主义和民主是否有关？如果有，又是何种关系？是否如一些人所坚称的那样，民粹正是民主的精粹？是否正是为了民主的发展，新民粹主义才受到欢迎，受到控制，并且成为主流？或者说，民粹主义正处在一个危险的政治平衡上，对于民主制度来说不过是饮鸩止渴，它会损害民主制度，从而培育出蛊惑人心的政客、尾大不掉的企业和颐指气使的权力？

　　 约翰•基恩（John Keane）, 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

　　 古希腊人知道，民主制度可能毁于富人与权贵之手。蛊惑人心的政客暗中支持他们以人民的名义统治人民。希腊人甚至发明了一个（现在已不再使用的）动词来形容人民是如何在掌握权力的幻觉中被统治的。他们将它称之为：demokrateo，而我们则正好需要这一词汇来理解现代民粹主义中的矛盾。民粹主义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现象。数百万人感到愤怒、无力、不再受到社会的关注，于是他们运用民主政治中的各项自由权利，集结起来进行公开的抗议。分析家D.W. 温尼科特(D.W.Winnicott)运用demokrateo这个概念提出警告：那些感到失落的人们正在反击。人们感到被羞辱之时，就是民粹主义兴起之日。他们会毫不吝啬地支持那些允诺给予他们尊严的煽动者。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天生”渴望领袖，或者屈从于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血脉中的“法西斯主义”(the inherited  “fascism in us all”)。民粹主义之所以如此诱人，是因为它能唤起人们对改善生活的期望。但这样的改善是有代价的。作为允诺人民主权的交换，民粹主义很容易大量塑造一些像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欧尔班(Viktor Orbán)和埃尔多安(RecepTayyip Erdoğan)一般的典型人物。与19世纪专注于解放运动的民粹主义不同，今天的民粹主义常常引发排外的效果。要求对话或者错误地期待民粹主义会走向自我毁灭早已经不是能阻止demokrateo蔓延的良方。我们需要一些更加激进的民主：公平地重新分配权力、福利和机会，并以此来证明民粹主义只是一种虚假的民主。曾经，这样对政治权力进行重新分配的活动被称为“民主制”、“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

　　 本杰明•墨菲特（Benjamin Moffitt）, 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

　　 为应对民粹主义在世界政治范围内的胜利回归，至少有一件事是我们必须做的：停止默默摇头假装震惊。媒体上的权威人士，主流政党，民意调查者，各个领域的专家都一直为民粹主义者们的成功感到大惑不解：想想特朗普(Donald Trump)、英国脱欧(Brexit)、波琳•汉森(Pauline Hanson)、罗德里格•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但他们都不是奇怪的特例。这一现象正在全球范围内上演。这一切何以发生在此时？至少有五个重要影响因素。首先，现在“精英”由于各种原因令人感到厌烦。其次，正在转变中的媒体格局更偏爱民粹主义者那些简单的、抓人眼球的、戏剧化的信息。再次，过去十年民粹主义者的表演越发内行，吸引力也与日俱增。另外，民粹主义者们抓住了这个危机重重的机会。他们不仅在应对危机方面，更是在引发甚至固化人们的危机感方面大获成功。最后，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者在揭露现代民主制度的不足方面亦是成就显著。因此，别再惊讶，别再因为难以置信而连连摇头，别再因为我们不断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呆若木鸡。现在是时候承认一个事实了：民粹主义早已占据了世界政治的中心位置。

　　 克里斯托巴尔•罗维拉•考特瓦瑟（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迭戈波特尔斯大学（Diego Portales University）

　　 无论你喜欢与否，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者都在迫使民主国家回答关于合法性的一系列问题。许多公民感到自己被主流政治力量所背叛。在更大的程度上，那些未经选举的机构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可以解释这一现象。虽然经选举上台的领导人可以就重大问题进行决策，但可供他们腾挪的空间正日益受到非选举机构的压缩。理论上这些机构是自治的，并且致力于提供公共物品。不过，并没有什么能防止非选举机构横行霸道或与少数权贵同流合污。回想一下吧，美国最高法院强化了金钱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而欧盟在试图迫使财政部门为大萧条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时却遭遇失败。民粹主义者常熟练地将这样那样的问题政治化，而这些问题常常是当局所忽视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政策的制定者和学者们必须避免落入民粹主义的陷阱：他们常将自己描绘为善良而机智的斗士，正在与邪恶而愚蠢的民粹主义者相抗。解决民粹主义问题的最佳方案是促使他们进行真诚的对话，并且请他们就政治化的那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简•杰隆卡（Jan Zielonka）,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

　　 统治西方世界的精英们最近为他们所有失败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替罪羊：他们将其称之为民粹主义。他们表示，美洲、欧洲或澳洲的未来将会一片光明，如果不是因为一大群民粹主义者正在破坏新自由主义者们所努力创造的一切。这些讨厌的民粹主义者用简单的答案应付一切复杂的问题。他们依靠狭隘的道德判断玩弄辞藻，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并且对竞争对手进行不正当的人身攻击。他们妖魔化精英，理想化平民，并挑动后者对抗前者。民粹主义者们常常操纵困惑而一无所知的选民。他们使得精英很难再以一种理性而有效的方式进行治理。他们编造的故事都严重扭曲，因而全不可信。但是，如果简单的答案公平、有效并且能够通过民主程序，那么它就不容置疑。依靠道德判断玩弄辞藻不也是统治精英们的日常活动？还可曾记得2003年前夜入侵伊拉克时的“邪恶轴心”(axis of evil)一说？至于说诽谤对手并大开空头支票，这也早已成为主流政客们的家常便饭。并且，实现人民的意愿有何不妥？难道选举本身不就是一种确定公民们政策倾向的手段吗，而不仅仅是政客们的选美大赛？今天的主流精英，无论中左和中右派别都假设政府是一种代表无知大众的理性管理机构。但他们的政治行为背离了他们早先宣称的自由主义理想：他们容忍着四处肆虐的不平等，监视公民，折磨囚犯，侵略别国。民主与专制之间、文明和野蛮之间的界限已经日益模糊。如此一来选民走向另一种选择就毫不奇怪了。统治精英们在责备别人时应当首先从镜子里看看自己。

　　 猪口孝（Takashi Inoguchi）, 新潟大学（University of Niigata Prefecture）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文中推测，一百年以内生产力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使得人类不再需要工作。而至于经济学上的一些问题——如何生产及配置商品及服务，如何分配财富——将会不复存在。经济学将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不过，正如凯恩斯所预测的那样，生产力迅速提高，但经济政策却显然没有减少对工作或消费的需求。可以理解的是，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据此力证，最近就业率及人均收入的提高可以或多或少解释哪一位总统候选人将会获胜。并非如此！我们今天所见证的并非经济政策的终结，而是民粹主义的开端。全世界的人民现在都为民粹主义朴素的标语所引诱。而这正是一个问题：为何凯恩斯没有想象到经济学死亡之后将会是民粹主义的勃兴？

　　 萨米•波格列宾希（Thamy Pogrebinschi），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re Berlin）

　　 民粹主义的概念是有高度争议性的，要厘清民粹主义概念的轮廓，说明左翼与右翼民粹主义区别既是最佳也是最糟糕的起点。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产生出不同的观念、身份和效果。民粹主义是空洞的，因此可以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因此，民粹主义话语可以支持排外或者融合。拉丁美洲和欧洲的经验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个区别。在拉丁美洲，民粹主义尝试吸纳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无所适从的工人与中产阶级市民。在当代欧洲，民粹主义企图排斥那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在战争和资本主义体系下无所适从的群体。然而，在两个案例中，对于人民主权的呼吁揭示出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深层的张力。因此我们应当更少关心不同的定义，并探究真正的问题：代议民主是否被资本主义遮蔽以致它不再能够为作为其基石的人民主权留出空间。

　　 乌尔里克•居罗特（Ulrike Guérot）, 克莱姆斯多瑙大学(Danube University Krems）

　　 用两百字来论述民粹主义仅仅足够用来指明，一个世纪之前，在民粹主义变为针对右翼政党，如德国新选择党(the Alternative for Germany)，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Hungary’s Fides)和法国的国民阵线(the Front National in France)的脏话前，民粹主义是社会民主所付出的代价。普通群众对于左翼领导人，例如让•饶勒斯(Jean Jaurès), 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和茹费理(Jules Ferry)，来说是重要的。这些领导者关心普通民众，尤其是被剥削的工人群体，他们希望改善人民的生活。关爱是他们的关键词。今天，好像没有任何人关心人民。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欧洲的利益受损者，那些大部分生活在被摧毁的农村地区的人们，只能依靠自身。如果他们失败了，由于缺乏教育和生活机会，他们被告知他们正生活在一个任何人都有可能成功的自由社会中。对于民主的憎恨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机会，对于许多人来说，仍然只是一个虚构。因此艾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警告我们：由于离开了平等就不存在自由，反抗和改革政治秩序的权利是一种人权，尤其是当平等的自由和尊严遭到碾压的时候。民粹主义者知道这点。

　　 沃尔夫冈•默克尔（Wolfgang Merkel）, 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

　　 从应然的角度看，事情是清楚的：坚持平等、全球正义、民族和宗教宽容以及人权的世界主义者对于右翼民粹主义是不能接受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民族―宗教不宽容，与一个开放与宽容的社会的价值是不能类比的（incommensurable）。当我们尝试解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时，事情不再那么清楚。开明的，世界主义的，位于社会中层和上层的群体经常声称，右翼民粹主义是煽动行为的结果，尤其能够吸引未受教育的底层群体。这种解释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显示出傲慢的无知。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有三个原因：对于欧洲一体化的一种普遍性的不满；经济排外；对于移民和难民大量流入的不满和恐惧。相当大一部分中低阶层抱怨他们被排斥在政治话语体系之外。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与温和左派在解决分配问题上的普遍性失败一起，在社会底层中催生出一种无力和被边缘化的情感。因此，右翼民粹主义是丧失政治权利的群体(the disenfranchised)所进行的反抗。建制派(the establishment parties)做出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现在正是她们离开傲慢的堡垒，让未被代表的民众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刻。如果她们未能这样做，右翼民粹主义者将使我们的民主制度发生转型，变得更加得关注地区利益(parochial)，不宽容和极化。

　　 史蒂芬•科尔曼（Stephen Coleman），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

　　 当代民主的问题并非是公众对政治家的信任大不如前，而是政治家们塑造自己可信赖形象的努力越来越令人难以相信。他们的讲稿陈腐乏味、姿态因循守旧，逃避得越来越明显、粗鄙得越来越直白。至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他的政治模式太过于神经质，以至于他总是在自顾自放纵地在催眠之舞和蹒跚退场之间跌跌撞撞。从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到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民粹主义者们延续了颠覆规则与模式的久远传统，特朗普则是这一传统的接棒人。他就如同刚刚看完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60年代的《冒犯观众》(Offending the Audience)一样，宣称从前一切政治家的表现都误解了观众的诉求。汉德克曾说，他的目标是“以舞台来对抗舞台，以戏剧来抗议当时的戏剧”。这也正是特朗普所擅长的，他利用政治舞台来贬斥政治舞台。这就像他踏入庙堂的唯一目的就是拆毁四壁。这也是给民主政治的一个教训。陈旧的政治模式都会慢慢萎缩，不断消磨，直至人们对它残存的最后一丝眷恋也消失无踪。于是新的政治模式常常会以一种前喻政治(pre-figurative contortions)的扭曲形式慢慢浮现，我们只能通过观察一连串的怪异现象才可逐渐发现。特朗普或许不是新常例，却绝不能被当做老疯子而忽视。他是一种即将到来的新现象的幽灵：在这个新的时代，政治表现将不再代表人们的利益，而将仅仅映射人们的情绪。

　　 马克•周（Mark Chou），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

　　 乍一看，特朗普的形象和吸引力都足以轻松击败对手。这是一个反传统政治的民粹主义者、华盛顿的局外人，特朗普诅咒谩骂、污蔑诽谤那些美国自感优越的、工薪阶层白人男性的敌人们。一大批人由于全球化、廉价外来移民劳动力和自由贸易的冲击而遭受损失。他们倍感恐慌、愤怒。但特朗普即使在安抚他们的时候都能保持自己的娱乐态度。他口中的“敌人们”更是让原本就支持他的人视他如救世主一般。实际上，特朗普与他所宣称要捍卫的群体极端不同。因此，为何那么多他的支持者都将这“口无遮拦的亿万富翁看作自己的偶像”（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就十分令人感到莫名其妙了。对这些困惑的人们，我想说：不要小看特朗普这些戏剧性的表演。知识分子们或许只是把他的电视真人秀当作消遣，但正是他这些浮夸的舞台表演能为我们提供解开他大受欢迎之谜的机会。戏剧迷们可能已经看出特朗普及其选战与情节剧的相似之处。这一类型的戏剧以对善与恶戏剧性的刻画而闻名。为了加强感染力，情节剧中道德和政治的差别都被刻意夸大。特朗普赋予这出民粹主义情景剧的剧名为《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至今，这一口号还只停留在修筑隔离墙，驱赶穆斯林，妖魔化中国，挑衅ISIS，并且捍卫“普通”美国人的权利之上。但事实上，无论特朗普2016年的表演多么受欢迎，多么具有煽动性，它都不比他之前的“真人秀”更加“真实”。

　　 阿黛尔•韦伯（Adele Webb），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

　　 正如我们所知，民粹主义的反面即是选民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民粹主义者的候选人们时常宣布他们将绕过甚至无视民主程序，而选民们对此不仅毫不介意，甚至为其所吸引。民粹主义者们还会因此赢得巨大的号召力。如果这些候选人对民主政治造成了潜在的威胁，那么他们的支持者及其对待民主政治的矛盾心态岂不正是最大的帮凶？回想一下吧：特朗普的支持者，英国脱欧的支持者，波林•汉森的追随者；更别提菲律宾投票给貌似粗鲁的“牛仔”罗德里格•杜特尔特的中产阶级们了，想想在媒体和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中他们是种怎样的形象。媒体和知识分子具有这样的态度，实际上是忽略了一个要点：民主政治总是处于一种运动变化的状态中。聚敛财富的寡头政治倾向与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欲望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层的张力，它确保了民主政治总是在追求永不可及的终点。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天才之处。在我们这个漫长的世纪中，民主政治被固化在一套固定的制度和程序上。而这个时代即将宣告结束。这一状态不仅使民主成为了一种合法化的话语，用来为实际上损害民主政治的权力放行，更使得期待民众对权力与财富的过度集中作出反应成为一句空谈。在美国、欧洲、菲律宾和其他地区民粹主义候选人们的巨大号召力中，民主的矛盾性暴露无遗。因此它也是一种来自“人民”的警告：现行的民主治理体系必须重新调整。

　　 詹姆斯•洛克斯顿（James Loxton），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

　　 世界上其他地区很少有如同拉丁美洲一样经历过那么多的民粹主义。从20世纪40-50年代阿根廷的胡安•贝隆(Juan Perón)，到20世纪90年代秘鲁的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21世纪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这一地区经历了一轮又一轮局外人的冲击。他们集结了大量贫苦的选民，以选票对抗整个政治经济体制。他们对拉美的民主政治有何影响？他们的影响鱼龙混杂。一方面，民粹主义者推动了将从前被边缘化的群体整合进政治系统，例如阿根廷的工人阶层或秘鲁及委内瑞拉的非正式行业(the informal sectors)；另一方面，民粹主义者们经常运用手中的权力及他们从选民们手中获得的反建制授权来削弱监管及制衡，使竞争环境向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倾斜。这一结果就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卢坎•威(Lucan Way)所说的“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这类政权常以例行但并不公平的选举为特征。它们常向自己的支持者提供物质上和象征性的利益，但它们同时也倾斜自己与竞争对手间的竞争环境。因此他们所实行的不能再被称之为民主政治。

　　 本文最初发表在2016年11月2日的《对话》（The Conversation）上，俞可平老师《政治哲学》课程全体同学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