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共产党如何更具合法性？
更新时间：2016-04-14 14:27:39 | 来源：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导语】2016年4月8日，《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在CCG大会议室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就“中国共产党往哪个方向走”以及“亚洲价值观”等国内外关心的问题发表最新看法。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东方出版社总编辑许剑秋以及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邱震海等重要嘉宾出席交流会并讲话。
【核心观点】
一、我也在思考共产党，但不是把共产党置于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制度下，而是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来回答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它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二、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文明的对话必须像朱熹那个时代一样，中学为主，佛学为次，就是说今天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还是要有文明自信心。
三、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中国对西方的真正威胁不在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多强大，也不在于中国的经济力量有多强大，中国如果能够对西方有威胁的话，就是中国这套体制所代表的价值。
四、从理论上，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的意识形态越近，执政党的合法性就越高。如果执政党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是把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那么执政党的生命力会更强。从技术上说，第一步是把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区分开来，努力把国家意识形态塑造起来。
五、我们在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一旦变成西方就会犯错误，日本犯了错误，台湾也犯了错误。
六、西方媒体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而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西方媒体的强不是传播技术的强，是后面知识体系的强。我们现在弱，归根结底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
以下是郑永年讲话全文：
美国学者拿中共与苏共比较 所以看不清中国
非常高兴有机会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大家交流这两本书，一本讲重塑亚洲价值观，一本讲中国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借此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最近在思考什么问题。
这几年，美国和欧洲的朋友来找我讨论中国问题。他们对中国看不清楚，非常迷惑，认为中国的不确定性很大——中国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往哪个方向走。大家在外面是非常担心的，因为看不清楚。我问一位美国朋友，你们在做什么研究。他说正在组织一个强大的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团队，比较中国共产党和苏共。他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也在研究共产党。他说你写了共产党的书以后在思考什么？我说，我也在思考共产党，但不是把共产党置于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制度下，而是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来回答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发展方向在哪里？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几年我们一直在争论，光看改革开放以后30年来解释中国未来，我想这看不清楚什么问题；加上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时代也看不清楚。有人说要从“五四运动”之前的近代历史发展来看——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来看——能否看清楚？我还是觉得看不清楚。我认为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来看，放到整个世界文明发展来看。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智库叫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我非常喜欢。我们一定不能把中国孤立来看，因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
从一个文明的角度，怎么样看中国的未来，中国未来五年十年甚至一百年、两百年往哪个方向走？文明的方向基本上能把握住，从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政党，其它组织也好，能够对它们把握的比较正确一点、精确一点。文明的力量很难改变，看西方的文明，印度的文明，文明的变化不是以五年、十年为基础。我一直在反思怎么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实。有人说中国是文明国家，我自己以前也说过多次。我们文明怎么发展。我先讲讲我的思路，再讲讲这本书，谈谈未来做什么的问题。希望大家提出一些批评意见。
中国文明经历四个阶段包容使自己更强大
文明的角度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基本价值形成时期，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基本上形成，这个时期形成的背景就是百家争鸣，就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由对话而产生。
第二时期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进来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冲击。中国文明与佛教之间的冲突不亚于现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击。大家知道历史上发生过很多的灭佛事件，表明佛教对我们产生的冲击。那时候的心态跟我们现在的左、右派心态没什么区别。我自己也在反思这个问题，每一个时代，知识分子自己往哪里摆？历史上像今天阶段化的思想状况，都产生过了。佛教时代进入以后，中国刚开始是拒绝，非常怀疑、猜疑，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可是以后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就到达顶峰。唐朝是国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说是文明的崛起。
中国第三阶段文明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宋朝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新儒学”开始。朱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物，对中国文明贡献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精通儒学。重新把中国文明转化成为一个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真正吸纳到中国自己的文明里面。一直到王阳明心学，新儒学到了一个顶点。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我们不说以前的传教士这些活动，哪怕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也有150、160年了。
如果从这四个阶段的发展来看中国文明以后怎么走呢？我自己觉得可以看清楚一些。中国文明是一个学习文明，特点就是开放、包容、改进，不是通过拒绝使自己更强大，而是通过包容使自己更强大。宗教文明很难包容，因为宗教文明的基础就是一神教，具有排他性质。中国文明是具有包容性的。我们现在讲文明对话，经常不能把握这个特点。最近在博鳌论坛上提倡要进行亚洲文明对话，我觉得要对话得首先掌握你自己文明的本质性问题，否则没办法去深刻对话。
当今中国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内部各种思想之间的对话，韩非子是一个顶点。第二个阶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但佛教文明是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处次要地位。
到朱熹到了第三个阶段。中国文明再次成为主体。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类似宋朝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着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应当思考怎么样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们文明里来。这个是老问题，80年代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观点。这也是近代以来一直所争论的。李泽厚先生那个时代，他看到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他认为这些制度是西方的制度，西方是主体，中学为用。但我自己觉得，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文明的对话必须像朱熹那个时代一样，中学为主，佛学为次，就是说今天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还是要有文明自信心。我觉得，如果意识到佛教在中国的演变过程，基本上也能理解西方文明进来以后的历程。我们已经到了新的时代，这是今天的大背景。
西方对中国的定位还停留在亚里士多德时代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内部各种思想之间的对话，韩非子是一个顶点。第二个阶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但佛教文明是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处次要地位。
讲到中西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我要梳理亚洲价值观。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首先，“亚洲”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亚洲自己发明的，是西方给我们的。我们一直在批判文明中国论。但我觉得，西方也是一个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中方有中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没什么大的忌讳。东方的概念是怎么来的？我们如何和西方发生关系的？如何和西方展开交流的？我发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已经开始谈论东方了。有意思的是，因为希腊文明东边就是波斯文明，他们就把波斯称为东方，波斯以东的都叫东方。他们以这个区分世界。东方分为近东、中东，我们这里是远东，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理位置的区分分为近东、中东、远东。我觉得这是西方人犯的错，他们把整个东方等同成同样一个文明。它们把中国称为东方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错误基础之上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以儒家为核心的文明与波斯文明是不一样的，没有区分来看。我认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中国定位没有任何大的变化。
三个德国人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看法
真正把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是三个德国人。第一个是卡尔·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第三个是卡尔·维特佛克，是50年代耶鲁大学的教授。
这三个人非常有名气，西方所有对中国的看法从这三个人身上来看是最系统化的。文艺复兴开始到启蒙运动，他们有谈中国，但是还没有系统化。直到马克思第一个谈亚洲，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专制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说中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明，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第一次对东方主义的概念化，当然还包括了印度。马克思从物质层面来分析东方专制主义。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专制主义。第三个人是从两者的综合，他把中国称为水利社会。这三个人是现在西方看中国的理论基础。我们今天用的totalitarianism，或者totalism也好，80年代被翻译成全能主义，都离不开这三个德国人。
我觉得，他们非常致命的错误就是延续了从西方古希腊开始的东方专制主义。我今天讲怎么塑造软力量，但这三个人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要塑造中国的软力量，就必须在讲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讲印度的故事、西方的故事，光讲中国的故事就永远达不到目的。亚里士多德讲他的政治学，是把古希腊各种政治制度比较得非常透，把它概念化、理论化，成为了经典著作。这三位德国人也是这样的。
日本假装自己是西方国家时却犯下致命错误
东方专制主义一直延续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亚洲国家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亚洲价值观的产生。
东方专制主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价值观、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最成功的现代化的国家。日本开始以为自己学西方非常成功，但是后来犯了致命的错误。日本没有能够正确解释亚洲价值观，而是假装成西方国家，尤其是二战期间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道路。明治维新把握得很好，后来的日本逐步发展成西方做什么，它就学什么。实际上，日本文献有提这个东西。二战从日本的角度看，是日本要带领亚洲国家把西方打败。日本在与俄国的战争中胜利了，是第一个打败欧洲的亚洲国家，但是它最后却走上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道路。日本的方向错了，日本失败之后，没有人提亚洲价值。19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亚洲价值观。当时李光耀先生把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找来了，研究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遭到西方的围攻。我现在在看为什么遭到西方的围攻？如果以学术的角度来看西方怎么围攻亚洲价值观的讨论非常有意思。可以预见我们以后做什么，西方会怎么对付。年轻的学者如果做一篇论文会很有意思。
中国只有在一件事上会真正威胁到西方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一方面遭到不仅是西方国家的围堵，也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例如李光耀先生和韩国总统金大中之间的争论。金大中比较认同西方价值，不承认亚洲价值。
我自己觉得亚洲价值是存在的，只是新加坡的力量太小。现在中国崛起了，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觉得，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中国改变不了西方。中国现在讲自己的中国模式，这并不容易。很多年以前，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中国对西方的真正威胁不在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多强大，也不在于中国的经济力量有多强大，中国如果对西方能够有威胁的话，就是中国这套体制所代表的价值。我刚才说提到西方怎么回应亚洲价值观。无论是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之间的争论，还是近年来对中国模式的争论都很有意思。中国模式从中国角度的来说很有道理，但是我们的中国模式太虚，用官方的话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又没有定义，反正什么解释不通了，就用中国特色来解释。而中国特色本身就是很虚的东西。这不仅使西方人困惑，我们自己也很困惑，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
中国不能拒绝西方 更不能把自己变成西方
首先，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这样一个背景里来谈。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东亚模式的一部分。
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或地区，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它们的成功确实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他们在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一旦变成西方就犯会错误，日本犯了错误，台湾也犯了错误。台湾以前做得很好，是四小龙之一，现在台湾完全照搬西方。中国香港以后如果照搬西方也会很麻烦。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选举上采用西方的方法，很多机制都符合自己特点的体制。日本早期的发展没有照搬西方，照搬西方的肯定会失败。尽管日本可以假装西方国家，但实际上变不了西方。台湾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完全跟西方的多党制之间的关系不一样；日本民主和西方民主也是不一样。我自己对新加坡比较了解，我是觉得完全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个做法，西方的东西都是作为工具来用，价值还是自己的。
中国共产党如何让生命力更强、更具合法性
回到中国怎么走的问题，这就是我在《意识形态重塑》这本书要讨论的问题。我这本书主要的意思很简单，能不能把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意识形态区分各有所侧重。
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把精英的意识形态或者党的意识形态加以整个社会之上。精英的意识形态很重要，像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如果在成为执政党之后，还是继续把小部分精英意识形态加以整个社会之上，意识形态合法性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孔孟是社会意识形态，后来到了汉朝大家觉得有用，为老百姓所接受，就正式成为皇权的意识形态。所以从理论上，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的意识形态越近，这个执政党的合法性就越高。如果执政党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是把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执政党的生命力就更强。美国一样，欧洲也是一样，政党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大部分都是把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把精英的意识形态变成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新加坡的体制，党报在党员之间互相传阅，党报是内部刊物，这就把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不分开有很大的危机。我到新疆、西藏看，要让少数民族接受精英意识形态还是很困难的。现在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没有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因为没有把国家意识形态塑造起来。中国如果没有国家意识形态，这个社会就会很难治理。
如果从技术上说，第一步是把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区分开来，努力把国家意识形态塑造起来。第二，国家意识形态怎么做？什么是国家意识形态？这不是现在所说得儒学和国学。现在的国学太迂腐。如果把辫子扎起来，把长衫马褂穿起来，女人裹小脚，也不见得能够回到传统价值观。现在的国学实际上是非常狭隘的——有些像佛教早期进入中国遭到抵制一样，一些人想用“国学”作为抵制西方的一种工具。
中国对西方民主的两个最大贡献
以自己为主，把其它的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
当然这个意识形态不光是说说的，一定要表现在各种体制政策上。一个综合中西方价值的体制是怎样的？这方面新加坡就做得很好。新加坡能够做好，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中国那么大怎么搞民主？世界上最长的两个体制是什么体制，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中国生命力最长的就是中国的文官体制，也就是官僚体制，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公务员体制，西方是学我们的。西方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宗教神权时代没有这个体制，什么都是宗教教廷说了算。一些传教士看到中国有这么好的体制，把中国的体制介绍到西方。中国文明对西方有很大的贡献，一个是文官体制，另一个就是有教无类的思想。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就很难支撑。没有一个相对中立的官僚体制，民主政治就很难运作；同样没有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没有老百姓教育普及的话，民主也同样生存不下去。这是中国对西方民主的两个最大的贡献。还有一个体制是西方的教宗制，罗马教皇制度已经一千多年。李光耀先生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是不是能像罗马教皇这种选举方式呢？如果把教皇的位置交给所有的教主们选举，罗马教皇制度恐怕早就完了，发展不到像今天这样。
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走到现在产生很多问题
大家可以反思西方民主。西方有两百多年的民主历史，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才开始，西方前面的一百七八十年就是精英民主，精英选举精英，他们选拔好了叫老百姓投票。在精英民主时期，大家都有共识。
瑞典是典型的第一波民主的典范，但是瑞典的妇女选举权1971年才开始。二战以前有选举权的人只是男性、有财产的、交给国家有税收的，妇女没有。西方的一人一票的民主走到现在产生了很多问题。道理很简单。一人一票为了什么，就是一人拿一份。李光耀先生说西方的民主就是福利的“拍卖会”。不过，一人拿一份的体制要让它可持续发展，那么就要一人贡献一份。
不过，西方的民主充分保证一人拿一份，但没有任何机制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这样的情况下，在以前没有经济全球化还可以持续，因为西方能规制他们国家的资本，资本流动不是那么大，可以通过二次分配，有钱人多缴几份。现在的危机是这样的，资本全球化让资本总是可以找到适合其发展的地方。法国总统一上来说要多征富人的税，富人就都跑到伦敦去了。中国的企业家、资本照样会跑出去，道理是一样的。在经济意义上，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有经济主权。资本、政治、社会这三者之间严重失衡，西方现在发生的就是这样。我想中国在某些方面也是这样。对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的前途，现在是一个考察的好机会。
我认为美国这次选举不像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选举，更像是体制内外的选举。民粹主义世界上到处都是，英国的工党、法国的国民阵线、匈牙利的右派政党、波兰的都在搞，有的是右派的民粹主义，有的是左派的民粹主义，区别只是政府有没有能力控制民粹主义，政府有没有鼓动民粹主义。中国民粹主义也很强大，这次两会之前大家看得到，一下子民粹主义就出来了。当然两会一开始就纠正过来了。
西方媒体比中国强大的背后 我们该怎么办
中国下一阶段还是需要根据亚洲价值观的开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把这套价值体现在一套制度上。
从政治上说也不复杂，把中国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结合起来就行了。经济上也是这样，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了几千年了，但要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要把社会保护好。实际上，中国的很多理念都具有普世性，所以我们要承认这些东西是普世性的。任何一个文明都是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两者的统一。
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价值，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波斯文明，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人类社会，他们之间也具有共享价值。下一阶段怎么通过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的结合，塑造成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呢？现在我们提倡的一些价值观，老百姓很难理会，因为一些是在现实中找不到的东西。要把我们社会上已经有的东西找出来，这样老百姓才能信你。大家还是找现在已经有的东西把它们作为核心价值，不要找没有的东西；没有的东西，没人相信，只能制造一些困惑。
塑造中国价值有三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加上全球化。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的担当，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识体系。现在搞外宣很困难，这个现象应当不难理解。西方的媒体很强大，但媒体只是一个技术和形式的东西。西方媒体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西方媒体的强不是传播技术的强，是它后面知识体系的强。我们现在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从经验上说，我们是有的，但是现在没有人做。
我们要有担当，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中国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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