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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瑞娜:互联网金融企业出海东南亚要过“三关”

更新时间:2018-01-09 13:20:22  |  来源: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在当前一片繁荣的景象下,互联网金融企业出海东南亚也潜藏着一些风险,如东南亚金融市场监管过严、中资企业难以融入当地环境等问题,更有舆论认为中资企业在东南亚遭受了明显的“市场准入”歧视,但这些外部阻力均非决定中资企业成败的核心要素。中资企业能否在当地站稳脚跟,关键在于企业自身实力是否过硬。整体而言当前出海东南亚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无论是在商业模式、竞争能力还是对当地政策的把控上都存在着亟须克服的难关。
 

用户接入关

中资互联网金融企业布局东南亚市场时虽有并购、战略合作、技术输出等多种模式,但这些模式均未能妥善解决用户接入难题。以蚂蚁金服的并购进场模式为例,蚂蚁金服母公司阿里巴巴先是收购了东南亚最大的在线购物网站Lazada,再将Lazada自有在线支付工具Hellopay与支付宝合并进而尝试借助该网站的渠道将支付宝导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市场。蚂蚁金服在东南亚的成败取决于支付宝能否在当地市场扎根。但实际运营中暴露的问题是:支付宝虽接入Lazada平台,但仅是该平台13种支付方式中的一种,且具有独立运营权的Hellopay并未被支付宝完全替代,加之当地网购群体支付习惯已经形成,最终反会造成支付宝缺乏用户使用而造成支付工具“空置现象”。

 

究其原因,在于这种“自上而下”借并购进场的模式难以复制支付宝在国内发展的独特路径。蚂蚁金服金融业务的核心支柱是支付宝,而支付宝得以壮大的根本原因是解决了淘宝平台早期用户对在线支付信用担保的诉求。换言之,移动支付工具本身并没有价值,其价值依赖于支付工具接入电商平台时平台用户的使用意愿。支付宝虽接入了Lazada购物平台但却不具备支付方式上的不可替代性,因而难以完全掌控该平台用户的使用意愿,这势必会影响蚂蚁金服金融业务的进一步开展。其他互联网金融企业虽然进驻模式略有不同,但也都面临着用户使用度不足、资金难以有效沉淀的难题。
 

市场竞争关

东南亚市场的增长潜力不仅引起了我国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关注,也吸引了全球互联网金融巨头的进驻。在东南亚市场上,中资企业将直面全球同行的竞争。以移动支付这一互联网金融的支柱性业务为例,支付宝、微信支付都要与Paypal等全球移动支付巨头直接竞争。在国内移动支付的竞争中,海外巨头一直处于缺位状态。当国内企业参与海外竞争时,需要与国际巨头同台竞技,此时比拼的重点自然是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与适应海外市场的能力。相比海外巨头而言,中资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略有欠缺,在参与国际竞争时并不具备压倒性优势。

 

政策兼容关

关于国内互联网金融企业出海东南亚可能遭遇的风险,国内舆论担心的焦点集中在中资企业的企业文化难以适应当地营商环境,进而引发对中资企业的政策歧视。这是典型的以非金融类企业既有经验来推测金融类企业的市场风险。实际上,东南亚市场对中资金融企业并未有太多显性政策歧视,即便是对非金融类中资企业,东南亚市场的接受度也普遍较高。从管理成本上看,东南亚各国的行政、税务与金融系统很难针对中资企业设置特定的限定性政策,本质上,中资企业与其他外资企业都处于同一竞争环境中。限制中资互联网金融企业扎根当地的关键因素是东南亚诸国金融体系自身的不完备,主要表现为东盟整体金融体系的碎片化。

 

一方面,东盟内部缺乏系统的跨境金融服务基础设施体系,这增加了中资企业开展金融服务的难度。另一方面,东盟内部金融体系不兼容情况较为突出。东盟诸国的金融体系各有不同,有些国家没有中央银行,完全依赖政府的政策调控,这不仅增加了区域金融系统对接难度也加剧了金融系统的不可预测性。互联网金融企业依赖用户使用数量,对区域金融一体化要求较高,但东盟不同国家在基本的货币进出境、外籍账户资金划转上都有完全不同的政策要求,使得进入东南亚市场的中资金融企业需要建立“一地一策”的应对机制,这不仅增加了运营成本,也延缓了中资企业在东南亚扩张的步伐。
 

要提升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出海成功率,首先就是改变观念、分清主次。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而言,最为关键的是解决用户接入难题。中资企业应优化当前“自上而下”的进场模式,将获取用户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先打牢移动支付的客户群体再图谋开展金融业务。其次,在东南亚市场上应先谋一域、再谋全局,在市场竞争中不断优化自身竞争力。长期以来,我国互联网金融企业缺少与海外巨头硬碰硬的经验,在进入东南亚市场时应先谋求在小区域、细分市场上站稳脚跟。当前国内一些企业四面出击、同时布局多个国家的做法实非明智之举。
 

最后,政府应积极推动“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在东南亚的实施落地,从“顶层设计”逐步推进到“底层建设”,全方位、多角度协助东盟实现区域金融一体化建构,让中资企业有机会参与东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其后的市场发展打牢根基。另外,中资企业出海东南亚,要学会“抱团”,不仅是企业与企业“抱团”、业务与产业“抱团”,更应是企业与政府“抱团”。互联网金融企业走出去,不但要业务走出去,还应是整个金融业务的政策支撑系统一并走出去,这就不仅需要企业主动加强与政府间的合作,政府更应主动提升自身政策的外部辐射力度,借区域合作搭建政策合作平台,推动企业在东南亚市场落地生根。


(苏瑞娜/南京尚道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南京行政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