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迪英：东西方之间知识和权力的区别
更新时间：2017-11-20 16:18:59 | 来源： 
尚道社会研究所
在东方和西方，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有很大区别。
在讨论古代希腊哲学和政治学的时候，常常容易忽视的一点是，古代希腊的哲学家是积极参与了政治，但同时又是在当时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迫退出了城邦的实际政治。
从智者时代开始，古代希腊的哲学家基本是支持贵族政治，反对民主政治的；但是在雅典城邦中，贵族派无法遏制民主派的崛起，导致共和政治被民主政治取代。苏格拉底的学生很多是贵族派的城邦政治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试图依靠斯巴达的力量在雅典重新恢复贵族寡头政治，失败后导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审判处死。柏拉图参与了支持叙拉古僭主的活动，导致他在雅典也遭到怀疑。亚里士多德看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落，但是胜利的并不是贵族政治，而是更不开化的马其顿人。
所以，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反对民主政治，而支持贵族政治，但是他们都找不到一条建立和巩固贵族政治的道路。所以，他们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基本反映了这种处境，最后退守到对知识的探求中。从这时开始，西方的政治权力和知识之间，就划出了一条界限，这也是后来西方出现政教分离的渊源。
继古代希腊而起的罗马，其政治权力也不依靠知识的参与，罗马共和国时期，政治权力的基础是掌握大庄园的贵族；到罗马共和国后期，共和国疆域扩大导致境内经济发展，货币经济导致庄园崩溃，掌握商业资本的骑士阶层崛起，同时自耕农经济崩溃后，招募的职业军团代替了共和国早期的自耕农公民军团，这时政治权力的基础，就落到既能掌握职业军团，又能获得骑士阶层商业资本支持的军人首领手中，“前三头”联盟的克拉苏、庞培、凯撒，和“后三头”联盟的安东尼、雷必达、屋大维，都是这样的军人首领。西罗马帝国的皇帝，都是依靠军团支持统治的，为此又必须依靠商业资本才能收买军团。
近代西方的宪政，和民主政治，并不是在希腊、罗马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而是从日耳曼的部落政治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尽管在中世纪时期，日耳曼的部落，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了很多王国，部落首领也采用很多罗马帝国的官职作为头衔，但其实质还是日耳曼的部落政治，并没有也不可能罗马化。所以，在西方历史上，政治权力和知识之间，一直有明确的界限。政治权力，并不需要知识来支持，这就为保守主义留下了空间，保守主义对历史、传统、血缘的尊重，其实是反知识的。
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第一次把政治权力和知识结合起来，要按照自然法则创造一种符合理性的政治，这对当时的欧洲政治造成巨大冲击，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而把政治权力和知识结合起来，进一步就要按照自然法则创造一种符合理性的社会，这就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马克思主义。法国大革命第一次把知识从象牙塔里释放出来，要用知识不仅解释这个世界，还要改造这个世界，这就完成了知识到主义的转变。因此在今天西方世界，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思想在学界影响很大，而政治立场对知识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塑造也很大。
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在战国时期开始，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过程中，知识的参与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法家到儒家帮助巩固了大一统的王朝；但在这过程中，知识由于密切参与政治权力，失去了自身的独立，被政治权力所吸收。
本文来自“尚道社会研究所学术讨论群”
(作者/魏迪英 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尚道社会研究所研究员)
在讨论古代希腊哲学和政治学的时候，常常容易忽视的一点是，古代希腊的哲学家是积极参与了政治，但同时又是在当时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迫退出了城邦的实际政治。
从智者时代开始，古代希腊的哲学家基本是支持贵族政治，反对民主政治的；但是在雅典城邦中，贵族派无法遏制民主派的崛起，导致共和政治被民主政治取代。苏格拉底的学生很多是贵族派的城邦政治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试图依靠斯巴达的力量在雅典重新恢复贵族寡头政治，失败后导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审判处死。柏拉图参与了支持叙拉古僭主的活动，导致他在雅典也遭到怀疑。亚里士多德看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落，但是胜利的并不是贵族政治，而是更不开化的马其顿人。
所以，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反对民主政治，而支持贵族政治，但是他们都找不到一条建立和巩固贵族政治的道路。所以，他们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基本反映了这种处境，最后退守到对知识的探求中。从这时开始，西方的政治权力和知识之间，就划出了一条界限，这也是后来西方出现政教分离的渊源。
继古代希腊而起的罗马，其政治权力也不依靠知识的参与，罗马共和国时期，政治权力的基础是掌握大庄园的贵族；到罗马共和国后期，共和国疆域扩大导致境内经济发展，货币经济导致庄园崩溃，掌握商业资本的骑士阶层崛起，同时自耕农经济崩溃后，招募的职业军团代替了共和国早期的自耕农公民军团，这时政治权力的基础，就落到既能掌握职业军团，又能获得骑士阶层商业资本支持的军人首领手中，“前三头”联盟的克拉苏、庞培、凯撒，和“后三头”联盟的安东尼、雷必达、屋大维，都是这样的军人首领。西罗马帝国的皇帝，都是依靠军团支持统治的，为此又必须依靠商业资本才能收买军团。
近代西方的宪政，和民主政治，并不是在希腊、罗马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而是从日耳曼的部落政治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尽管在中世纪时期，日耳曼的部落，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了很多王国，部落首领也采用很多罗马帝国的官职作为头衔，但其实质还是日耳曼的部落政治，并没有也不可能罗马化。所以，在西方历史上，政治权力和知识之间，一直有明确的界限。政治权力，并不需要知识来支持，这就为保守主义留下了空间，保守主义对历史、传统、血缘的尊重，其实是反知识的。
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第一次把政治权力和知识结合起来，要按照自然法则创造一种符合理性的政治，这对当时的欧洲政治造成巨大冲击，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而把政治权力和知识结合起来，进一步就要按照自然法则创造一种符合理性的社会，这就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马克思主义。法国大革命第一次把知识从象牙塔里释放出来，要用知识不仅解释这个世界，还要改造这个世界，这就完成了知识到主义的转变。因此在今天西方世界，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思想在学界影响很大，而政治立场对知识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塑造也很大。
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在战国时期开始，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过程中，知识的参与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法家到儒家帮助巩固了大一统的王朝；但在这过程中，知识由于密切参与政治权力，失去了自身的独立，被政治权力所吸收。
本文来自“尚道社会研究所学术讨论群”
(作者/魏迪英 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尚道社会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