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迪英：社交媒体对美国精英政治的冲击
更新时间：2016-06-24 16:00:16 | 来源： 文汇报
从1789年美国宪法生效，联邦政府成立以来，美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尽管爆发多次经济危机和社会运动，但在政治上却长期保持了稳定，这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美国政治长期稳定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在经济、社会，特别是政治领域的精英主义体制。
对于美国的精英主义体制，美国学术界有相当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查尔斯·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中分析了精英集团对1787年美国制宪过程的主导；赖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和威廉·多姆霍夫的《谁统治美国？》论述了工业化时代美国精英集团的构成和影响。最近的2014年，马丁·季伦思和本杰明·佩奇通过定量研究，证明美国富裕阶层和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普通民众。这些研究揭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精英主义体制是美国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核心。
但是从2008年开始，以社交媒体的兴起为背景，美国的精英主义政治体制遭到冲击。社交媒体的发展，动摇了美国精英主义政治体制的两大关键机制，即媒体筛选和政治捐款机制。碎片化的草根阶层通过社交媒体联合起来，冲破了主流媒体的筛选机制，削弱了政治捐款的影响，推动“圈外人”闯入政治中心地带。此前在美国政坛中边缘化的特朗普和桑德斯两人异军突起，就是证据之一。
在社交媒体兴起前，只有作为两党“圈内人”和精英集团一分子的资深政治家，才有机会得到主流媒体的重点报道，进而在全美国选民中获得知名度。主流媒体的垄断地位和影响力，足以构成强大的过滤机制，阻止“圈外人”的冲击。但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主流媒体的过滤机制大幅弱化。“圈外人”即使遭主流媒体过滤，仍然能通过社交媒体直接和普通选民建立接触，并和选民互动。
特朗普是著名商人，本身有一定知名度，然而从正式宣布参选开始，特朗普在美国主流媒体的形象基本是负面的。就负面报道的规模和程度而言，在近几十年的美国政治和媒体历史上是罕见的。尽管有如此密集的负面报道，也未能阻止特朗普的冲击。这种反常现象令主流媒体人士倍感惊讶，以至于《纽约时报》著名记者纪思道哀叹主流媒体的负面报道反而成就了特朗普。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研究发现，这种反常在于社交媒体影响力的迅速上升。2016年2月，该实验室通过分析社交媒体推特的数据库，发现对2016年选举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和机构中，居于前三名的分别是特朗普、希拉里、桑德斯。这说明尽管主流媒体报道偏向明显，但社交媒体的意见导向在相当程度上不受主流媒体影响，甚至能打破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和意见导向。社交媒体的发展，导致主流媒体很难继续垄断影响力，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一些主流媒体因此不得不调整方针，顺应社交媒体的导向，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后来就为特朗普安排了较为客观的专访。
社交媒体不仅打破了媒体过滤，还发挥了政治动员的作用，部分替代了政党基层组织的功能。此前，政党基层组织是候选人赢得支持者的基础，而这正是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短板。在共和党组织中，特朗普不仅弱于杰布·布什等主流派，也敌不过克鲁兹这样有茶党背景的新锐；在民主党组织中，桑德斯也不如希拉里人脉广泛、根基深厚。如果按照此前的选举模式，特朗普、桑德斯这样缺乏两党基层组织支持的候选人，基本在初期就早早出局了。
但是2015年以来，特朗普和桑德斯借助社交媒体，弥补了缺乏基层组织支持的短板。在社交媒体上，随着关注和订阅增长，特朗普、桑德斯各自的党内支持率也迅速上升。从2015年6月到2016年1月，特朗普的推特订阅量增长86%，在共和党中的支持率从4.9%增加到36.9%。同一时期，桑德斯的推特订阅量增长1644%，他在民主党中的支持率从12.4%增加到33.3%。因此，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度领先的候选人，在初选中同样优势明显。
在美国政治中，政治捐款的过滤作用比主流媒体有过之而无不及。竞选活动耗资不菲，只有那些受大额捐款人青睐的候选人，才有可能筹到充足经费，打赢激烈的选战。因此，政治捐款机制基本能保证当选者在政策上倾向于精英阶层。然而，社交媒体的兴起削弱了政治捐款，特别是大额捐款的作用。首先，社交媒体削弱了电视广告的垄断地位，竞选广告的投入规模，或者说竞选经费规模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其次，小额捐款异军突起，降低了大额捐款人的影响力。
尽管美国立法规定了个人给候选人捐款的上限，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大额捐款的政治影响，但长期来看，在美国大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精英阶层的大额政治捐款。草根阶层的小额捐款由于募集成本过高，形同鸡肋，作用很有限。但2008年以后，网络支付便利了小额捐款，候选人通过大量小额捐款也能筹到大笔资金，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额捐款的影响。
在2012年，共和党人罗姆尼筹集的捐款中，1000美元以上的大额捐款占82%，200美元以下的小额捐款只占9%；而奥巴马收到的捐款中，两者分别是28%和48%，结果罗姆尼筹得的捐款只有奥巴马的一半，最后在大选中大败。到2016年2月底，希拉里筹集的捐款中，1000美元以上的大额捐款占64%，200美元以下的小额捐款占21%；而桑德斯收到的捐款中，两者分别是12%和56%，结果希拉里筹得的捐款只比桑德斯略多，同时也迟迟不能在初选中胜出。这说明小额捐款聚沙成塔，在总额上完全可能抵消甚至超过大额捐款，导致美国的精英阶层失去对政治的影响力。
早在2010年，为了平衡小额捐款的冲击，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判决，裁定政治捐款是言论自由的表达，企业、利益集团等组织，只要不直接把钱给候选人，即可通过“超级政治委员会”无限制地募集、使用资金支持候选人的选举。最高法院这项判决的实质是，通过各种不设限额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的精英阶层可以无限制花钱助选，由此抵消草根阶层的影响，来保护美国的精英主义体制。
然而，从2016年的初选看，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并未能有效阻止“圈外人”对精英主义体制的冲击。最高法院的这项判决被认为是给金权政治背书，激起了全美国范围的抗议。各种政治不满集中指向精英阶层，特别是政府和两党的高层。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总统、国会的支持度大幅跌落；另一方面，两党上层精英在本次初选中遭遇前所未见的重挫。
随着传统主流媒体和政治捐款的过滤机制弱化，美国精英主义的政治体制，暴露在草根阶层政治参与的压力下。面对这种压力，美国的精英主义体制如何反应？美国政治体制能否通过吸纳参与压力来延续精英主义？这或将决定美国未来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走向。
对于美国的精英主义体制，美国学术界有相当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查尔斯·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中分析了精英集团对1787年美国制宪过程的主导；赖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和威廉·多姆霍夫的《谁统治美国？》论述了工业化时代美国精英集团的构成和影响。最近的2014年，马丁·季伦思和本杰明·佩奇通过定量研究，证明美国富裕阶层和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普通民众。这些研究揭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精英主义体制是美国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核心。
但是从2008年开始，以社交媒体的兴起为背景，美国的精英主义政治体制遭到冲击。社交媒体的发展，动摇了美国精英主义政治体制的两大关键机制，即媒体筛选和政治捐款机制。碎片化的草根阶层通过社交媒体联合起来，冲破了主流媒体的筛选机制，削弱了政治捐款的影响，推动“圈外人”闯入政治中心地带。此前在美国政坛中边缘化的特朗普和桑德斯两人异军突起，就是证据之一。
在社交媒体兴起前，只有作为两党“圈内人”和精英集团一分子的资深政治家，才有机会得到主流媒体的重点报道，进而在全美国选民中获得知名度。主流媒体的垄断地位和影响力，足以构成强大的过滤机制，阻止“圈外人”的冲击。但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主流媒体的过滤机制大幅弱化。“圈外人”即使遭主流媒体过滤，仍然能通过社交媒体直接和普通选民建立接触，并和选民互动。
特朗普是著名商人，本身有一定知名度，然而从正式宣布参选开始，特朗普在美国主流媒体的形象基本是负面的。就负面报道的规模和程度而言，在近几十年的美国政治和媒体历史上是罕见的。尽管有如此密集的负面报道，也未能阻止特朗普的冲击。这种反常现象令主流媒体人士倍感惊讶，以至于《纽约时报》著名记者纪思道哀叹主流媒体的负面报道反而成就了特朗普。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研究发现，这种反常在于社交媒体影响力的迅速上升。2016年2月，该实验室通过分析社交媒体推特的数据库，发现对2016年选举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和机构中，居于前三名的分别是特朗普、希拉里、桑德斯。这说明尽管主流媒体报道偏向明显，但社交媒体的意见导向在相当程度上不受主流媒体影响，甚至能打破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和意见导向。社交媒体的发展，导致主流媒体很难继续垄断影响力，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一些主流媒体因此不得不调整方针，顺应社交媒体的导向，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后来就为特朗普安排了较为客观的专访。
社交媒体不仅打破了媒体过滤，还发挥了政治动员的作用，部分替代了政党基层组织的功能。此前，政党基层组织是候选人赢得支持者的基础，而这正是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短板。在共和党组织中，特朗普不仅弱于杰布·布什等主流派，也敌不过克鲁兹这样有茶党背景的新锐；在民主党组织中，桑德斯也不如希拉里人脉广泛、根基深厚。如果按照此前的选举模式，特朗普、桑德斯这样缺乏两党基层组织支持的候选人，基本在初期就早早出局了。
但是2015年以来，特朗普和桑德斯借助社交媒体，弥补了缺乏基层组织支持的短板。在社交媒体上，随着关注和订阅增长，特朗普、桑德斯各自的党内支持率也迅速上升。从2015年6月到2016年1月，特朗普的推特订阅量增长86%，在共和党中的支持率从4.9%增加到36.9%。同一时期，桑德斯的推特订阅量增长1644%，他在民主党中的支持率从12.4%增加到33.3%。因此，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度领先的候选人，在初选中同样优势明显。
在美国政治中，政治捐款的过滤作用比主流媒体有过之而无不及。竞选活动耗资不菲，只有那些受大额捐款人青睐的候选人，才有可能筹到充足经费，打赢激烈的选战。因此，政治捐款机制基本能保证当选者在政策上倾向于精英阶层。然而，社交媒体的兴起削弱了政治捐款，特别是大额捐款的作用。首先，社交媒体削弱了电视广告的垄断地位，竞选广告的投入规模，或者说竞选经费规模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其次，小额捐款异军突起，降低了大额捐款人的影响力。
尽管美国立法规定了个人给候选人捐款的上限，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大额捐款的政治影响，但长期来看，在美国大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精英阶层的大额政治捐款。草根阶层的小额捐款由于募集成本过高，形同鸡肋，作用很有限。但2008年以后，网络支付便利了小额捐款，候选人通过大量小额捐款也能筹到大笔资金，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额捐款的影响。
在2012年，共和党人罗姆尼筹集的捐款中，1000美元以上的大额捐款占82%，200美元以下的小额捐款只占9%；而奥巴马收到的捐款中，两者分别是28%和48%，结果罗姆尼筹得的捐款只有奥巴马的一半，最后在大选中大败。到2016年2月底，希拉里筹集的捐款中，1000美元以上的大额捐款占64%，200美元以下的小额捐款占21%；而桑德斯收到的捐款中，两者分别是12%和56%，结果希拉里筹得的捐款只比桑德斯略多，同时也迟迟不能在初选中胜出。这说明小额捐款聚沙成塔，在总额上完全可能抵消甚至超过大额捐款，导致美国的精英阶层失去对政治的影响力。
早在2010年，为了平衡小额捐款的冲击，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判决，裁定政治捐款是言论自由的表达，企业、利益集团等组织，只要不直接把钱给候选人，即可通过“超级政治委员会”无限制地募集、使用资金支持候选人的选举。最高法院这项判决的实质是，通过各种不设限额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的精英阶层可以无限制花钱助选，由此抵消草根阶层的影响，来保护美国的精英主义体制。
然而，从2016年的初选看，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并未能有效阻止“圈外人”对精英主义体制的冲击。最高法院的这项判决被认为是给金权政治背书，激起了全美国范围的抗议。各种政治不满集中指向精英阶层，特别是政府和两党的高层。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总统、国会的支持度大幅跌落；另一方面，两党上层精英在本次初选中遭遇前所未见的重挫。
随着传统主流媒体和政治捐款的过滤机制弱化，美国精英主义的政治体制，暴露在草根阶层政治参与的压力下。面对这种压力，美国的精英主义体制如何反应？美国政治体制能否通过吸纳参与压力来延续精英主义？这或将决定美国未来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走向。
（作者为中国力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