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tou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时政 > 正文

魏迪英:社交媒体对美国精英政治的冲击

更新时间:2016-06-24 16:00:16  |  来源: 文汇报

从1789年美国宪法生效,联邦政府成立以来,美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尽管爆发多次经济危机和社会运动,但在政治上却长期保持了稳定,这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美国政治长期稳定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在经济、社会,特别是政治领域的精英主义体制。

对于美国的精英主义体制,美国学术界有相当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查尔斯·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中分析了精英集团对1787年美国制宪过程的主导;赖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和威廉·多姆霍夫的《谁统治美国?》论述了工业化时代美国精英集团的构成和影响。最近的2014年,马丁·季伦思和本杰明·佩奇通过定量研究,证明美国富裕阶层和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普通民众。这些研究揭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精英主义体制是美国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核心。

但是从2008年开始,以社交媒体的兴起为背景,美国的精英主义政治体制遭到冲击。社交媒体的发展,动摇了美国精英主义政治体制的两大关键机制,即媒体筛选和政治捐款机制。碎片化的草根阶层通过社交媒体联合起来,冲破了主流媒体的筛选机制,削弱了政治捐款的影响,推动“圈外人”闯入政治中心地带。此前在美国政坛中边缘化的特朗普和桑德斯两人异军突起,就是证据之一。

在社交媒体兴起前,只有作为两党“圈内人”和精英集团一分子的资深政治家,才有机会得到主流媒体的重点报道,进而在全美国选民中获得知名度。主流媒体的垄断地位和影响力,足以构成强大的过滤机制,阻止“圈外人”的冲击。但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主流媒体的过滤机制大幅弱化。“圈外人”即使遭主流媒体过滤,仍然能通过社交媒体直接和普通选民建立接触,并和选民互动。

特朗普是著名商人,本身有一定知名度,然而从正式宣布参选开始,特朗普在美国主流媒体的形象基本是负面的。就负面报道的规模和程度而言,在近几十年的美国政治和媒体历史上是罕见的。尽管有如此密集的负面报道,也未能阻止特朗普的冲击。这种反常现象令主流媒体人士倍感惊讶,以至于《纽约时报》著名记者纪思道哀叹主流媒体的负面报道反而成就了特朗普。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研究发现,这种反常在于社交媒体影响力的迅速上升。2016年2月,该实验室通过分析社交媒体推特的数据库,发现对2016年选举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和机构中,居于前三名的分别是特朗普、希拉里、桑德斯。这说明尽管主流媒体报道偏向明显,但社交媒体的意见导向在相当程度上不受主流媒体影响,甚至能打破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和意见导向。社交媒体的发展,导致主流媒体很难继续垄断影响力,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一些主流媒体因此不得不调整方针,顺应社交媒体的导向,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后来就为特朗普安排了较为客观的专访。

社交媒体不仅打破了媒体过滤,还发挥了政治动员的作用,部分替代了政党基层组织的功能。此前,政党基层组织是候选人赢得支持者的基础,而这正是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短板。在共和党组织中,特朗普不仅弱于杰布·布什等主流派,也敌不过克鲁兹这样有茶党背景的新锐;在民主党组织中,桑德斯也不如希拉里人脉广泛、根基深厚。如果按照此前的选举模式,特朗普、桑德斯这样缺乏两党基层组织支持的候选人,基本在初期就早早出局了。

但是2015年以来,特朗普和桑德斯借助社交媒体,弥补了缺乏基层组织支持的短板。在社交媒体上,随着关注和订阅增长,特朗普、桑德斯各自的党内支持率也迅速上升。从2015年6月到2016年1月,特朗普的推特订阅量增长86%,在共和党中的支持率从4.9%增加到36.9%。同一时期,桑德斯的推特订阅量增长1644%,他在民主党中的支持率从12.4%增加到33.3%。因此,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度领先的候选人,在初选中同样优势明显。

在美国政治中,政治捐款的过滤作用比主流媒体有过之而无不及。竞选活动耗资不菲,只有那些受大额捐款人青睐的候选人,才有可能筹到充足经费,打赢激烈的选战。因此,政治捐款机制基本能保证当选者在政策上倾向于精英阶层。然而,社交媒体的兴起削弱了政治捐款,特别是大额捐款的作用。首先,社交媒体削弱了电视广告的垄断地位,竞选广告的投入规模,或者说竞选经费规模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其次,小额捐款异军突起,降低了大额捐款人的影响力。

尽管美国立法规定了个人给候选人捐款的上限,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大额捐款的政治影响,但长期来看,在美国大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精英阶层的大额政治捐款。草根阶层的小额捐款由于募集成本过高,形同鸡肋,作用很有限。但2008年以后,网络支付便利了小额捐款,候选人通过大量小额捐款也能筹到大笔资金,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额捐款的影响。

在2012年,共和党人罗姆尼筹集的捐款中,1000美元以上的大额捐款占82%,200美元以下的小额捐款只占9%;而奥巴马收到的捐款中,两者分别是28%和48%,结果罗姆尼筹得的捐款只有奥巴马的一半,最后在大选中大败。到2016年2月底,希拉里筹集的捐款中,1000美元以上的大额捐款占64%,200美元以下的小额捐款占21%;而桑德斯收到的捐款中,两者分别是12%和56%,结果希拉里筹得的捐款只比桑德斯略多,同时也迟迟不能在初选中胜出。这说明小额捐款聚沙成塔,在总额上完全可能抵消甚至超过大额捐款,导致美国的精英阶层失去对政治的影响力。

早在2010年,为了平衡小额捐款的冲击,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判决,裁定政治捐款是言论自由的表达,企业、利益集团等组织,只要不直接把钱给候选人,即可通过“超级政治委员会”无限制地募集、使用资金支持候选人的选举。最高法院这项判决的实质是,通过各种不设限额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的精英阶层可以无限制花钱助选,由此抵消草根阶层的影响,来保护美国的精英主义体制。

然而,从2016年的初选看,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并未能有效阻止“圈外人”对精英主义体制的冲击。最高法院的这项判决被认为是给金权政治背书,激起了全美国范围的抗议。各种政治不满集中指向精英阶层,特别是政府和两党的高层。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总统、国会的支持度大幅跌落;另一方面,两党上层精英在本次初选中遭遇前所未见的重挫。

随着传统主流媒体和政治捐款的过滤机制弱化,美国精英主义的政治体制,暴露在草根阶层政治参与的压力下。面对这种压力,美国的精英主义体制如何反应?美国政治体制能否通过吸纳参与压力来延续精英主义?这或将决定美国未来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走向。


(作者为中国力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