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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进:中美关系中的“放大镜效应”

更新时间:2018-04-26 16:28:30  |  来源: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新世纪以来,中美政治安全关系摇摆不定,既有竞争性的一面,又有合作性的一面,这种现象引发国内学者对于中美合作(竞争)的性质和程度判断的极大兴趣。虽然每位学者的观点与判断不乏道理,但因为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学术界因此就出现了人言人殊的现象。本文拟在批判性回顾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中美关系中的“哈哈镜效应”,以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中美关系复杂性的理解。
 


1、对既有研究的回顾
 

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总体上承认中美两国处于合作和竞争并存的状态,但是对于合作与竞争何者为主则看法不一,大体形成了三种观点:竞合同等论、合作为主论、竞争为主论。
 

持竞合同等论的学者对中美关系没有明显倾向性的判断。他们认为中美关系十分复杂,摇摆不定,既斗争又合作,斗而不破,和而不同,在曲折中发展。比如周荣就提出虽然小布什的强硬政策使中美关系遭受挫折。但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美之间好也好不到成为真正意义的战略伙伴,差也差不到全面对抗的程度。在此前提下,中美关系将呈现出既斗争又合作、斗而不破、僵而复生、好好坏坏、起伏不定的状态。”邵峰也认为“中美关系始终沿着非敌非友、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中轴上下波动,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种规律性的波动,在可预期的时间内,仍然会继续下去。”
 

持合作为主论的学者承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但认为合作才是中美关系的主要发展方向,虽然中美两国在某些问题或领域上存在竞争甚至冲突。然而这部分学者对于两国合作程度的判断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一部分学者十分乐观,比如傅梦孜提出“未来中美之间有竞争,但合作仍是主流。”沈大伟认为2001年~2003年是中美关系自1989年以来最好的一段时期。还有人认为“中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间的关系不再是‘非敌即友’的模式……未来的中美关系应当是以互补互利、合作共赢为基本特征,而不是传统的以对抗为基础、寻求力量均势互相制衡的零和游戏。”
 

另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对谨慎的观点,认为中美两国有积极发展的趋势,双方存在较大的合作可能性和空间,但不能无视两国之间程度起伏的竞争。比如,王辑思提出2005年以来,中美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成熟的时期,已经逐渐脱离了‘非敌即友’的简单逻辑,成为一种既相互防范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杨洁勉和夏立平就认为,两国关系目前处于比较好的时期,未来亦将以合作为主,但仍会受到某些关键问题的影响。
 

持竞争为主论的学者认为,中美存在战略竞争关系,双方缺乏战略互信,在关键领域存在利益冲突。随着中国崛起和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调整,两国关系的竞争面会不断增强,冲突的可能性加大。比如,袁鹏提出中美不是战略伙伴关系,而“是在全球化新时代中不同国力发展阶段的两国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不对称性的而非全面性的、具合作潜力而非冲突本质的新型战略竞争关系。”阎学通用“假朋友”理论,说明中美关系的冲突性大于合作性,双方的竞争正在成为双边关系的主要方面。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指出,中美之间因战略目标不同导致的结构性矛盾的深化使双方关系对立为主的性质难以改变,美国将持续在安全领域对中美施压,但中美两国仍有机会发展消极安全合作。
 

 

2、放大镜效应
 

本文认为,中美关系在战略层面,或者说在政治安全层面是为竞争为主,在其他层面有可能以合作为主,或者竞争与合作同时存在。但是,中美关系中可能存在一种“放大镜效应”,将双方关系中的某些正(负)面事件不同程度地放大,良(恶)化两国的政治气氛,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两国的决策层。这种“放大镜效应”产生于国际环境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根据“放大镜效应”,如果两国互动行为的性质与国际环境的性质相符,那么两国决策者将放大对这一行为的正面认知。如果两国互动行为的性质与国际环境的性质相悖,那么两国决策者将放大对这一行为的负面认知。比如,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是以竞争为主,西德人帮助东德人逃往西德的行为符合国际环境的性质,因此这类行为得到西方国家的称赞与支持,而并不担心这会更加恶化东西方关系,并加剧国际环境的竞争性。1955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苏联提出了相互“开放天空”设想,即北约和华约集团成员国均开放各自领空,允许对方非武装飞机进入己方境内进行侦察监视,以确保双方对等执行核裁军协定。“开放天空”是一个促进美苏军控合作的设想,但它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性质明显不符,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将其斥之为“赤裸裸的谍报阴谋”而断然加以拒绝。(有意思的是,1992年由欧安组织 27个成员国签署了《开放天空条约》。条约规定,签约国之间可以对对方领土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以检查其执行国际武器控制条约的情况,增强军事透明度,避免由于猜忌而造成的紧张。俄罗斯于 2001年5月批准了该条约。)
 

冲突与合作是国际环境的两种基本性质。当某一时段国际社会的冲突事件或者合作事件逐渐增多时,国际环境的性质也会随之发生转变。比如从1945年冷战开始至今,国际环境的性质经历了从冲突为主向合作为主的转变过程。又比如在2010年前,西亚北非的区域环境总体上以合作为主,但此后就进入一个激烈冲突的时期。总体而言,自新世纪以来,从时代主题、良性的国际权力结构、国际规则的加强等三方面来看,国际环境的性质是以合作为主。
 

就时代主题而言,我们处于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爆发世界大战的风险很低,虽然恐怖主义、局部冲突依然存在,但国家间战争与冲突的频率与烈度不高。没有主权国家被兼并或消灭,表明了主权国家体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国家间的最基本安全能够得到保障。另外,在前几个世纪,对国际环境性质影响最大的是大国之间的战争。而进入21世纪以来,大国之间不仅没有发生过战争,而且在很多问题上相互合作,以共同应对新的安全问题,大国无战争现象似乎已经定型。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国际环境的合作性起到强有力的塑造作用。
 

就良性的国际权力结构而言,近年来相对弱化的“一超多强”格局基本上是一种良性的权力结构。相对弱化的“一超多强”格局是指美国的一超地位仍然保持,但其相对实力优势正在缩小;多强正在分化,中国快速崛起,中美实力差距在缩小,而中国与其他强国的实力差距在拉大。相对于标准的多极结构,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起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相对于标准的单极结构,国际体系中又存在一些能够制衡超级大国的力量,以防止超级大国一意孤行;相对于两极结构,世界走上毁灭性对抗的可能性很小。这样一种良性的国际权力结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世界走向持续冲突的道路,进而营造出有利于合作的国际环境。
 

就国际规则的加强而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诸多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70多年来,国际规则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国际制度的建设也更加完善,我们所处于的世界不断由“丛林世界”向“规则世界”演变。当各国越来越多地根据国际规则、在国际制度平台上进行合作与竞争时,国家间的暴力冲突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遏制,国际合作的机会、程度与效力就会得以增强。
 

 

3、被放大的首脑外交效应
 

首脑外交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一种主要外交形式。首脑外交是指“指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最高政府领导人或者国际组织的最高代表为了推动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顺利实施,服务国家利益,直接参与或者委派代表实施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外交活动,包括通过信件、电报、热线电话等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进行通讯,任命特使,互访和多边会晤,参加最高级会议,发表外交宣言和声明等等。”首脑外交适应了科技发展和全球化的趋势,能够提高外交事务的效率,把握国家交往的方向,促进双方的进一步合作,避免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道路。因此,学术界对于首脑外交所带来的影响则多持肯定态度。
 

新世纪以来,中美首脑外交的频率较高。根据笔者粗略统计,中美元首互访、利用第三方会议平台进行会谈以及互通热线电话近百次,平均每年大概互动5~7次。中美首脑外交涉及的议题广泛,包括涉及两国的各类重大问题以及有关世界政治的重大问题。中美首脑外交日趋机制化、常态化,比如,双方建立了首脑热线电话,以便两国领导人能够就重大国际事件及时沟通。可以说,首脑外交是一种高度合作性的外交行为,符合当前国际环境的性质。因此,双方、特别是中方高度重视首脑外交工作。这虽然有利于两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也会放大首脑外交带来的合作效应。
 

以首脑外交中最重要的元首互访为例。每次元首互访当然会有丰硕的成果,必定促进双边关系的改善或发展,中国的媒体甚至每次都会称赞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或者断言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但实际上元首互访带来的合作效应有多大,持续时间有多长则值得思考。
 

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大国关系定量衡量”数据库,我们可以发现,元首互访其实无法使中美关系出现持续稳定的改善趋势,这个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出现了。1997年10月,中国领导人访美,此前三个月中美关系持续上升,但11月关系分值即下降0.1(从2.2降为2.1)。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当年前9个月均处于上升态势,但随后又转为下滑,从1998年9月的3.3降为1999年3月1.9。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当月中美关系分值从1.2升至1.6,12月又升至1.7,但次年前三个月,关系分值却连续下跌至0.8。中国领导人于2011年1月访问美国,中美关系分值从2010年12月的1.7上升至2.0,这一分值保持到4月,5月份双边关系分值上升至2.1,并保持到8月,9月时下降至1.8。2017年是中美元首外交史上比较独特的一年,因为双方元首在一年内实现了互访。2017年4月,中国领导人访美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海湖庄园会晤。当月中美关系分值上升0.2,但上升势头当月而止,5月双边关系即猛降至-1.4。11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当月中美关系的分值从-1.7上升至-1.3,但12月时分值即下降至-1.6,即这次首脑外交的正面效应只持续了一个月。
 

近20年的首脑外交的确为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做出就有的贡献,但这一与国际环境性质相符的高度合作性行为有被人为拔高之嫌。首脑外交对中美关系的拉抬效应是短期的,最长仅能持续8个月。这表明,从中长期来看,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是多元的,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是很强的。
 

 

4、被放大的中美南海争端效应
 

近几年来,南海问题持续升温,中美两国在此问题上立场相左,矛盾冲突不断。美国不满于中国的岛礁建设力度和对南海岛礁加强控制的行为,声称中国此举正在破坏地区力量平衡,而且违反国际法。中国不满于美国这个与南海问题无关的第三方公开介入,尤其反感美方鼓吹的所谓“南海航行自由”原则,以及不断派军舰和飞机进入我南海有关岛礁附近海域,执行所谓的“航行自由计划”(FONOP)。中美两国官方和媒体对对方的行为均大加鞭挞,称这是对南海和平与稳定局势的最大威胁。由此,南海问题一时间似乎成为破坏中美关系合作气氛的最主要问题。
 

但仔细观察中美关系的分值,我们又会发现,沸沸扬扬的中美南海战略竞争对双边关系的负向拉动作用其实不大,持续效应也不长。从2015年10月至今,美国军舰在中国实际控制的南海岛礁及附近海域大概进行了数次“航行自由行动”。第一次行动是2015年10月美国军舰进入我南沙渚碧礁海域,中国副外长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森通过国防部直通电话进行视频通话,向美方表达严正立场。这一事件在当月中美关系中最严重的负面事件,负向分值达到-0.6分,但未能拉动中美关系下滑,中美关系当月分值为1.8分,与上月持平,11月甚至升至1.9分。2016年1月下旬,美国军舰进入我西沙中建岛12海里海域。中国外交部于2月做出了较强烈的反应,表示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还多次反驳美方对中国在南海岛礁部署导弹和雷达设施的批评。当月,中美关系的负向分值为-2.3,而有关南海争端的负向分值为-1.4,2016年2月的中美关系比上月下降0.2分,可以说南海争端是导致当月中美关系下滑的主要原因。2016年5月10日,美国军舰进入中国永暑礁附近海域。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发言人均表示坚决反对,当时,外交部发言人还数次驳斥美方高级官员对中国加大南海岛礁控制力度的批评。当月,中美关系负向分值为-2.8,而有关南海争端的负向分值为-0.9,中美关系比上月下降0.3。而6月中美关系的分值与5月持平,表明本次事件的影响基本到此为止。2016年10月21日,美国军舰进入我西沙中建岛和永兴岛附近海域。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当月,中美关系的负向分值为-1.2,而有关南海争端的负向分值为-0.4,当月中美关系分值下降0.1,而次月又回升0.3,表明美方这次行动的负向拉动作用和持续时间都很短。2017年5月,美国军舰两次进入我南沙岛礁附近海域,由此导致的负向分值为-0.8分,而当月的全部负向分值为-3.4分,前者占比不到四分之一。虽然当月中美关系分值下降0.5,但主要不是由美舰行动导致的。
 

十八大以来,中美通过开启“庄园会晤”、“瀛台夜话”、“白宫秋叙”、“海湖庄园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美陆军首次机制性对话”等交流合作机制,不断推动中美关系牢牢抓住共同利益,有效管理矛盾分歧,促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进展和突破。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两国在加强高层沟通和交往、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促进人文交往、加强在国际地区热点及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等重点方向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和合作成果,并且通过一系列具体外交行动,推进了中美双边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惠及了两国人民。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领域,为中国破解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历史困局,维护大国关系稳定和世界的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中美关系取得历史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美关系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国际环境性质的合力会对其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使其可以塑造国际环境的性质,而国际环境的性质又对中美关系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试图指出,国际环境可以对中美之间的合作性与竞争性互动行为产生放大效应,这种放大效应会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两国的决策者、观察家、社会乃至民众,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对中美关系性质以及合作(竞争)程度的认知,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当然,本文也存在两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是如何判断有的事件效应是被夸大的,有的没被夸大。二是如何准确判断中美政治安全关系的性质及其合作(竞争)程度,而不是仅凭一两件重大事件来给出一种“印象式”的判断,则可能需要研究者利用数据库,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来进行定量衡量。

(徐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