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特朗普政府采取一系列比前任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我们是否已经进入或正走向一个新的冷战时代，如今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

近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一篇“美国对阵中俄：欢迎加入第二次冷战”的文章。该文通过分析美国、俄、中三国近年来的军事、经济和外交等举措得出，叶利钦在1994年所宣称的俄美之间的“冷和平”局势正变得更加紧张和使人不安，美国和中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产生冲突的可能性日渐增大。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冷和平”宣告终结，第二次冷战开始了。这篇文章还提到，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结盟现象已经出现，新的军备竞赛正在展开，第二次冷战是基于第一次冷战期间相互对立双方之间的重新较量。其中一方是美国及其东亚和欧洲的盟友（包括在中欧、东欧和波罗的海的北约新盟国）；另一边则是俄罗斯、中国及其盟友或友好国。

但也有学者反对这种论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冷战两极格局国际体系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在那个紧张而危险的时代，不计代价地发展战略核武器“意在摧毁作为对手的超级大国”。而如今的国际体系已不再完全植根于冷战，相反，它已经走出了两极格局和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局面。文安立认为，“无论当前的国际体系是什么样的，都不会是冷战体系。”文安立反对过度使用“冷战”一词，他强调，我们应该注意到过去的经验教训如何影响到我们当下的思考。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在政策制定时考虑历史因素，就必须警惕所类比事物之间的不同之处。

那么，世界真的可能进入“新冷战”时代吗？鉴于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华政策上的一系列举措以及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现象，很多国内学者和政策专家也对中美之间出现“新冷战”表示出担忧。如果《国家利益》杂志上渲染的“第二次冷战”现象成立，也就意味着当今世界真的出现了两大对立阵营。但细究一下，意识形态在当今国际格局中发挥的作用并没有第一次冷战时那么强烈，结盟现象也还未充分体现。一味强调“冷战”可能会强化那些不看好中美关系的人们的心理预期。

另一方面，诸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文安立教授的看法成立，我们同样需要思考，意识形态在当今国际舞台的较量中真的不重要了吗？如何解释近几年国际舞台上意识形态不断强化的现象？如果贸易和经济冲突加剧，会不会引发新形式的对抗？而中国在面临“新冷战”威胁时，需要注意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或是项庄舞剑

5月8日，特朗普在白宫宣布美国将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启因“伊核协议”而对其豁免的相关制裁。特朗普在电视讲话中称这是一项本就不应该签署的“糟糕”协议。美国将恢复协议签署前对伊朗的制裁，而且还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

这是特朗普上台以来退出的又一个多边协议，这不仅让其欧洲盟友感到不安，也让作为协议签署国之一的中国感到遗憾。很多国家担心，国际社会打击核扩散的机制岌岌可危了。
 

然而，美国再次“退群”的背后目的和深意恐怕还不止如此。众所周知，伊朗主要的贸易伙伴中，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重要的国家。其中，中国是伊朗原油的最大进口国。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的制裁，与对中国的贸易战有关吗？是否属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或是想“一石两鸟”，借此影响中国？对此，尚道社会研究所研究员魏迪英博士认为，特朗普进一步制裁伊朗这张牌，可能反手变为一张打向中国的牌。奥巴马时期的对伊朗政策是中东政策的一部分，认为和伊朗谈判有助于稳定中东局势。但如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开始转向以对华政策为中心，对伊朗政策开始和对华政策绑定，整体思路发生了变化。

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寒竹指出，最近由于叙利亚局势，石油价格一直在上涨，中国的石油期货已经受到了影响。现在美国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最高级别制裁，国际石油价格应声高涨。这对于大幅度依赖石油进口，并期望以最大买家身份来改变国际石油市场的支付货币的中国经济发展，无疑构成巨大冲击。所以，那种认为美国制裁伊朗，分散了中国对中国的注意力，减轻了中国来自美国的经济压力，是相当错误的看法。至少，这是对美战略评估中一个值得高度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特朗普仍未同意重返TPP，日本对美贸易立场缘何生变？
 
据中国贸易新闻网报道，日本政府官员近日称，日本虽仍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TPP回心转意，但也在做两手准备，对同美国达成其它形式的贸易协议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日本方面称，双方在多边还是双边框架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可能会适得其反。“不管是TPP还是自由贸易协定（FTA），都需要对类似的问题进行谈判，而重要的是协议的内容。”日本财务省一位官员表示。

这样的态度与几周前大为不同。当时，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声称，日本绝不会同意启动双边自贸谈判，这对日本没有好处。是什么原因让日本改变了主意？

鉴于此，南京尚道社会研究所研究人员曹朝龙接受了来自《中国贸易报》的采访，对美日之间的经贸关系进行了分析。曹朝龙认为日本改变主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特朗普政府一直强调“自由、公正、互惠”的贸易，持续在钢铁、铝关税以及汇率问题上对日本施压。不同于暂时得到豁免的加拿大和韩国，日本至今未出现在美国的关税豁免名单上，面对压力不得不考虑应对策略；二是安倍晋三在与特朗普在最近一次会面时未曾说服特朗普重返TPP协议。作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逆差国，日本一直被要求缩减贸易逆差或更大程度地对美开放市场、加大对美投资等，如何尽快满足特朗普的要求，又最大程度地维护本国利益，是日本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

在此背景下，日本希望找到更灵活的方法，即一边向外界传达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采取“抱团反美”的方式加入反对单边主义的阵营，呼吁美国重返TPP，另一方面又表示不完全拒绝双边谈判，但会继续“拖延”，也更看重谈判内容是否符合日本的利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作为美国盟友，在对美经贸关系上相互依存，同时又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量的复杂心理。
 
“当代中国的历史渊源”学术研讨会在宁举行
 
如何认识当代中国？哲人莱布尼茨说：“现在包含着过去，而又充满着未来。” 当下的中国来自过去的中国，但何为过去的中国？中国悠久的传统是单线还是多线？是什么样的传统在今天的中国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要告别中国旧有的历史传承，还是要弘扬历史传承，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

鉴于此，尚道社会研究所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于5月3日举行“当代中国的历史渊源”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高校和相关机构的近20位中外专家学者围绕当代中国何以形成这个议题，探索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革命、制度建构、社会改革与过去两千多年历史传承的渊源关系，寻找仍在当今中国发生主导性作用的历史基因，以期达到对当代中国现实与未来发展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会议当天，共有13位专家进行了主题发言，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李里峰教授和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寒竹分别主持了上午和下午的主题发言。

与会学者认为，何为现代中国？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回答。中国的复杂性决定了认识中国的广度和深度，当然也决定了对中国认识的难度。但除了中国本身具有的巨大体量和复杂性外，“古今”和“中外”两个纠缠不清的线索常常使得人们对中国的研究陷入片面性的陷阱。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国力日益增强，离民族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强调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作用的声音日渐高涨。十八大以后，中共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的意义同时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中华文化在当代中国中的关系如何？二者的结合点在哪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究竟所指为何？这个历史渊源要追寻到何时？这些问题显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研讨会现场

 

附：中国社会科学网对此次会议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