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关系历来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因素。阎学通表示，本届世界和平论坛对中国的关注将更多集中在中美关系上。今年中美关系的紧张程度，达到了比较高的程度。所以，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将关注中美关系的前景问题。 

阎学通强调，现在的中美关系需要被重新界定，中美竞争的危险在于“模式之争”。短期内，由于特朗普不注重意识形态，这为中美避免意识形态之争提供了机会。 

阎学通在专访中指出，台海形势前景比较明确。“台独”势力发展较快，得到支持的程度也将越来越高。这样的趋势意味着，在当前或较长一段时间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都比较小。今后长期的趋势在于，如果不能以武力阻止“台独”，台湾“和平独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特朗普想改变贸易秩序

中评社

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凸显，贸易冲突是今年双边关系的一个热点。您微博上曾提出“是贸易冲突还是战略竞争”的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阎学通

我认为，这次已经不是简单的贸易竞争，特朗普的目的不仅是要平衡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他更多地是想改变当前的贸易秩序。他认为整个国际贸易秩序对美国不利，这就是他为何不仅同中国有贸易冲突，同德国、墨西哥等美国传统盟友在贸易问题上也在制造摩擦和冲突。他实际上是想要改变整个贸易秩序。 

阎学通

但说到中美关系，我认为，贸易冲突仅是美国和中国战略矛盾表现的一个方面，比如从去年12月开始，美国已经在政府文件中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
 

因此，中美关系的性质需要被重新界定。谈到中美关系的性质时，现在很多人一直想坚持过去的说法，就是中美之间非敌非友，双方的共同战略利益大于冲突利益，恐怕现在需要重新考虑这个判断。 

中评社

关于这个判断，您自己有哪些考虑？ 

阎学通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讲，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理论问题，就是中美之间，也是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它们的关系是不是零和性质。
 

如果我们否认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关系是零和性质，那么就可以做出很多的较为理想的判断，比如非敌非友的判断；如果我们对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关系的判断是零和关系，这是由于一极向两极格局转变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产生结构性矛盾，那么可以得出结论，中美的冲突利益一定大于共同利益。这样，竞争成为主导方面，合作仅仅是缓解竞争的手段。 
 

中评社

中美竞争会扩散到意识形态领域么？ 

阎学通

中美之间在物质利益方面的冲突，会否扩散到意识形态领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战略，就是双方是否想把竞争向意识形态领域扩展。如果有一方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采取不对抗的政策，那么意识形态的对抗难以形成。 

现在危险在于所谓的“模式之争”。如果双方都强调我的模式比你的模式好，都想在世界上推行自己的模式，那么意识形态之争就难以避免；如果两方都不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那么意识形态之争就不会发生；如果有一方不强行在世界上推行自己的模式，就可以弱化意识形态之争。所以，关键问题取决于，中美双方是否要在世界上推行自己的模式。 
 

中评社

但特朗普本身是一个不太关注意识形态的领导人，那么美国在这一方面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阎学通

正是因为特朗普不注重意识形态，注重的是物质性的利益，这给中美双方避免意识形态之争带来了一个机会。目前，特朗普还没有特别大的决心要推行美国模式，虽然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其他内阁官员想在世界上推行美国模式，但是特朗普兴趣不大，这是一个积极因素。 

这就看中国如何反应，如果中国在世界上推行模式的力度特别大，很有可能特朗普会从现在“没有那么高的兴致推行美国模式”变成“积极推行美国模式”，那时麻烦就会变大。 
 

中评社

中国现在外交上较为积极作为，比如推行“一带一路”倡议，面对“意识形态之争”的可能性，中国应如何应对？ 

阎学通

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用意识形态指导外交政策，其结果将是严重伤害国家利益。如何防止以意识形态指导外交政策，涉及到关于如何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问题。 

从推行“一带一路”的角度来讲，究竟把“一带一路”作为推行中国模式的手段，还是把“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的方式，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如果作为推行中国模式的手段，那么危险非常大，存在重新点燃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之争的可能性；如果“一带一路”只是用于经济合作，没有任何其他目的，那么会好得多。 
 

中评社

接下来的中美竞争中，台海形势会如何变化？台湾问题引发中美全面对抗的可能性有多大？

阎学通

接下来，台海形势前景比较明确。台湾方面，“台独”势力发展较快，而且势力将越来越大，得到支持的程度也将越来越高。这样的趋势意味着，在当前或较长一段时间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都比较小。也就是说，今后长期的趋势在于，如果不能以武力阻止“台独”，台湾“和平独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短期来讲，特朗普加大对“台湾独立”势力的支持，这是一个基本趋势，因为特朗普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向中国施压的手段，所以不太可能轻易放弃这个手段。特朗普在前一阶段把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和朝核问题挂钩。朝核问题解决后，贸易冲突并没有因此被解决，而是继续发展。特朗普要把贸易冲突和台湾问题挂钩，从贸易扩散到台湾问题的冲突，恐怕不可避免。 
 

中评社

特朗普和普京即将会面，引发了人们对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担忧，您怎么看？这对中国是否有利？ 

阎学通

特朗普和普京的见面可能会使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略有改善，但不会改变地缘政治的关系。原因就在于，特朗普和世界很多领导人多次见面，但对地缘政治关系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如果说俄罗斯和美国关系不好，主要是因为美国国会。特朗普一直想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这次即使和普京见面，美国国会对特朗普的牵制，仍然使得美俄关系难以得到实质性的发展。 

会面对中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普京清楚会面很大程度上是表面现象，不可能实质性地改善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美国对俄罗斯的压力总趋势仍然是上升趋势，不会因为特朗普和普京见面了，美国对俄罗斯的压力就会下降。从这个意义来讲，普京也不会因此改变对华政策。 

中评社

您曾在谈及中国发展环境时说，“大国实力对比变化对中国有利，但中美关系和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向不利方向发展”，如何理解，这是否矛盾？ 
 

阎学通

说“国际实力对比变化对中国有利”是指国际格局从一极格局向两极格局转变，而且中国是两极之一。这个大趋势的好处在于，中国的一极的地位在上升，影响力越来越大。不好在于，正是因为从一极格局向两极格局转变，而且中国是一极之一，是崛起的一极，所以美国必然加大对中国的对抗政策，这是必然。于是导致中美关系向不好的方面发展，中美关系冲突越来越多，竞争成为主流，这是一个发展趋势。 

另外就是舆论。我们在崛起的过程中，和美国发生冲突，实际上是一个必然和正常的现象。问题是在崛起的过程中，我们能否让世界认为，中国是一个比美国好的国家。如果国际社会能够认为，中国是一个比美国好的国家，那么舆论就会向有不利于我们的方面发展；但是如果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比美国还坏，那么舆论就会向恶化的方向发展。中小国家会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比美国的霸权给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么中国如何在崛起的过程中让全世界认为，中国是比美国好的国家？宣传工作者认为，我们到处讲自己比美国好，可以让别人相信。但做国际关系研究的人就会认为，一个国家说自己比别的国家好或坏，起不到作用。所有国家对任何一个国家好与坏的判断，都是根据行为判断的，不是根据这个国家的宣传来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虽然做了很多外宣工作，却不起作用的原因。 
 

中评社

那么中国如果想用行为让别的国家认为我们比较好，这样的行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阎学通

主要是两点。
 

第一，我们向国际社会承诺的政策，自己不能违背。我们必须要履行承诺。我们可以承诺的低一点，但不能向国际社会承诺做不到的事，否则必然影响国际信誉，会被认为是言而无信的。
 

第二，为了向人们保证我们的行为和原则是一致的，我们反对的不要做。比如我们反对美国到处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既然如此，就不能和美国一样到处推广中国自己的模式。按照儒家思想就是“来而不拒，不往教之”。
 

如果其他国家要到中国学习我们的模式，我们欢迎也会介绍，但我们不会派人到对方国家去讲“中国模式”。因为如果美国派团到中国来介绍美国的三权分立，我们肯定会认为这是一种“和平演变”的政策，同样，我们到别的国家介绍“中国模式”，别的国家也会认为是“和平演变”的政策，起到的负面作用是相同的。 
 

中评社

去年论坛就“美国国际领导权在下降，人们在寻找新的国际领导者”达成共识。在您看来，现在是否有了新的世界领导的合适选择？新的世界领导需要具备哪些特质？ 

阎学通

自去年论坛结束以来，一年间，美国的领导地位进一步下降，而且幅度很大。由于特朗普政府不愿承担世界领导责任，因此美国已经失去了世界领导的地位，和其他大国的国际领导作用已经没有性质区别。老布什组织海湾战争时，有30多个国家参战。现在，如果特朗普发动战争，估计能动员5个国家参加就不错了。 

国际社会正面临没有世界领导的现实：美国不愿承担世界领导责任；其他大国没能力承担世界领导责任，即使有意愿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前国际社会也形不成集体领导。因此，“如何在没有世界领导的情况下维护世界和平”正在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在美国不承担世界领导责任的情况下，任何物质实力弱于美国的国家要承担起世界领导责任，只能依靠其超强的政治实力。根据道义现实主义的综合国力原理，政治实力是操作性实力，决定了军事、经济和文化等资源性实力能发挥多大作用：政治实力强，可使资源性实力起到成倍的作用；政治实力弱，则使资源性实力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甚至不发挥作用。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大国具有能使自己资源性实力要素发挥成倍作用的政府，因此任何一个大国现在都不具备这一承担世界领导责任的必要条件。一国与美国资源性实力差距越大，对其担任世界领导所需要的政治领导力要求越高。
 

中评社

您认为，中国应如何在全球治理和地区合作中承担领导责任？　 

阎学通

中国的综合国力强于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这意味着中国还缺乏领导美国的能力。虽然美国的世界领导力衰落了，但它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意味着，即使美国的成事能力下降了，但其破坏能力仍是最强的。美国是全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治理不可能排除美国。
 

因此，当中国无力阻止美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策略时，中国也无法领导全球治理。实力上比其他国家强很多但与美国差很多，这一实力特殊性决定了韬光养晦和战略冒进两种策略对于我国而言都将弊大于利。我国应从这一特殊性出发制定对外战略，因为，只有战略与实力特殊性一致时效率才高，否则就低，甚至会导致失败。 

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国，应承担与实力相适应的国际领导责任，即根据我国的实力特点决定在什么事务上承担领导责任。
 

首先，我国实力弱于美国，因此凡有美国参与的事务应由美国承担领导责任，我国不应承担领导责任。即使美国不承担，我国也不必承担，因为我们没有实力领导美国，美国也不会同意让中国领导。
 

其次，我国应把有限的资源和能力用于提升我国在周边地区的领导地位。俄罗斯、印度和日本都不愿我国成为地区领导国，因此，能成为周边地区的领导国已经非常成功了。
 

再次，我国实力局限于周边地区，因此，承担领导责任不能超越周边地区。欧洲、中东、拉美、非洲地区的大国们将他们的所在地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即使没有美国参加的其他地区事务，我国也不宜介入当地事务、不宜承担领导责任，以此避免与当地大国发生不必要的战略竞争。“一带一路”所涉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我周边地区，众多域外国家的参与恐怕会带来严重的不确定性和失控风险。

(阎学通/世界和平论坛大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