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2日，也就是25年前，泰国政府让泰铢贬值，引发了东亚经济危机，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也受到了波及。

这场危机引发了一波结构性改革浪潮，这无疑增强了东亚经济体的实力，使它们相对不受2008年和200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似乎也刺激了一种学习文化，并传播到其他地区。

然而，东亚金融危机的两个教训似乎已被遗忘，但它们与当今的经济问题有关。

第一个教训是，当经济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时，增长并不总是有益的，只会导致风险的累积。以东亚为例，其基础的裂缝在于，通过固定汇率将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假设不会发生太大变化。这些挂钩不是正式的，而是制度化的行为规范。东亚决策者以出口为导向，与全球供应链有着密切联系，通常被描述为“对浮动的恐惧”。银行、企业和政府决策者多年来的行动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他们的货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的任何偏差都是微乎其微的。

结果是资产负债表上的货币错配大量增加。该地区的大型房地产和建筑公司通过借入美元开发房地产资产。银行和金融机构利用国外信贷扩大了对国内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贷款。各国政府利用远期市场的交易来掩盖其国内信贷赖以发放的净外汇储备规模。

在如此多的资产负债表上，这些货币错配的后果是，当面对美元短缺而调整货币时，经济损失是毁灭性的。这场危机从泰国爆发到其他国家的确切时间，仍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我个人倾向于这样的解释：1995年之后，日元贬值导致日本银行收缩资产负债表，减少美元贷款敞口——几个月之内，该地区就有100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我真正想说的是，外部冲击会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即使是在那些长期以来被视为表现强劲的经济体。

这和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再次看到，经济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化石燃料。我们正处于另一场能源危机的阵痛之中，但发达经济体的应对措施是加大石油和煤炭产量，而不是加快结构性改革，使经济转型到更可持续的基础上。尽管有很多关于“搁浅资产”的言论和警告，但企业、金融机构和许多政府——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仍在增加对化石燃料的敞口。这是危险的。

东亚危机被遗忘的第二个教训是，债务危机的爆发更多地与薄弱的制度和较低的弹性有关，而不是与债务指标有关。每一个受影响的东亚国家都有相对强劲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公共债务水平较低，增长率高，财政和经常账户平衡合理，通货膨胀率低。然而，当危机来袭时，政府不得不承担大量债务来拯救银行和企业。他们的财务状况没有弹性。

今天，我们听到的担忧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高负债水平，它们无法负担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应对气候风险方面的投资。从应对灾害到减少灾害风险的过渡被搁置。建立弹性的自然解决方案和人力资本投资被推迟。这是倒退的经济学。发展中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在增加，这并不是因为政府的过度支出，而是因为用于建设抵御能力的关键项目的融资渠道正在减少。

因此，在东亚金融危机25年后，让我们记住两件事。当经济基础出现问题时，应该尽快向可持续结构过渡。如果不这样做，经济可能会在几年时间里继续增长，但当危机袭来时，经济会面临更大的衰退。在考虑信用时，让我们更多关注公共机构和公共财政的弹性，而在评估公共支出的规模和分配时，少关注对预测债务危机没什么解释力的数字债务门槛。

本文转自：布鲁金斯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