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冲突，又与西方大搞核对峙，让关于核武器的争论再度兴盛。去年，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完全生效，世界重要的拥核国家没有一个名列86个签署国。这些国家如何证明拥有可能摧毁全人类的武器是合理的？

这个问题必须与另一个问题一起考虑：如果美国签署该条约并摧毁自己的武器库，它是否仍然能够阻止俄罗斯与欧洲的冲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还必须考虑核战争是否不可避免。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1960 年，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 斯诺（C.P. Snow）认为十年内爆发核战争是“数学上的确定性”。这可能有些夸张，但许多人认为，如果战争在一个世纪内发生，斯诺的预测就算得到印证。在 1980 年代，海伦·卡尔迪科特（Helen Caldicott）等核冻结运动者呼应斯诺的观点，警告说核武器的积累“将使核战争成为数学上的确定性”。

主张废除核武器的人经常指出，如果你抛一次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是50%;但如果你抛十次，至少一次正面朝上的概率会上升到99.9%。未来40年内1%的核战争几率在8000年后变成了99%。迟早，我们会败下阵来。即使我们每年将风险降低一半，我们也永远无法达到零风险。

但就核武器而言，抛硬币的比喻是有误导性的，因为它假设了独立的概率，而人类的互动更像是加载的骰子。第一次投掷会改变下一次投掷的概率。1963年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较低，就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正是因为1962年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较高。平均法则的简单形式并不一定适用于复杂的人际互动。原则上，正确的人类选择可以降低概率。

核战争的可能性取决于独立和相互依赖的可能性。一场纯粹偶然的战争可能符合抛硬币的模型，但这样的战争是罕见的，任何意外都可能是有限的。此外，如果偶然冲突仍然有限，它可能引发未来的行动，从而进一步限制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时间越长，事情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八千年后，人类可能会面临比核战争更紧迫的问题。

据报道，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总统肯尼迪估计核战争的可能性在 33% 到 50% 之间。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无限核战争。在古巴导弹危机25 周年纪念日采访该事件的参与者时，我们了解到，尽管美国核武库优势明显，但即使是最轻微的核战争前景，也足以令肯尼迪畏而却步。结果不是美国全胜。它涉及妥协，包括悄悄从土耳其撤出美国导弹。

一些人利用数学必然性的论点推动单方面核裁军。将冷战口号反着说，子孙后代宁可红化也不要死。但是核知识不能被废除，在九个或更多意识形态不同的核武器国家之间协调废除核武器难于上青天。没有回报的单方面步骤可能会鼓励侵略者，从而增加不愉快的结局的可能性。

我们不知道效用和风险接受对遥远的后代意味着什么，或者人们在 8000 年后会重视什么。我们对他们的道德义务迫使我们非常谨慎地对待生存，但这项任务并不需要完全没有风险。我们应该让后代大致平等地获得重要价值观，包括平等的生存机会。这与试图将几百年的未知之人的利益加总当前不可知的总和是不同的。风险将永远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

核威慑基于可用性悖论。如果这些武器完全无法使用，它们就不会起到威慑作用。但是，如果它们太有用了，可能会发生核战争及其毁灭性的后果。鉴于可用性悖论和与人类互动相关的相互依存的概率，我们无法为什么构成“正义威慑”寻求绝对答案。核威慑并非全对或全错。我们接受威慑必须是有条件的。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不但传承的正义战争传统提出了三个必须满足的相关条件：正义和正当的原因、有限的手段，以及对所有后果的审慎考虑。我从这些条件中推导出五条核准则。在动机方面，我们必须明白，自卫属于正义但有限的原因。至于手段，决不能把核武器当成普通武器，要把对无辜人民的伤害降到最低。关于后果，我们应该在短期内降低核战争的风险，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努力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地下室的炸弹有一定的风险，但没有前线的炸弹那么大。

俄乌冲突提醒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不确定性和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而不是废除）核武器作用的目标仍然与以往一样重要。第一颗氢弹的设计者理查德·加文（Richard Garwin）计算说：“如果今年发生核战争的概率是 1%，如果我们每年都设法将其降低到上一年的 80%，那么核战争的累积概率将是 5%。” 我们可以带着这种可能性过有道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