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道编译第9期| 弗朗西斯·福山最新文章
更新时间：2020-06-12 14:10:26 | 来源： 尚道战略研究
1990年1月, Journal of Democracy这个杂志创立了。在之后的30年间，世界政治发生了什么变化？JOD杂志又是如何对世界政治的变化做出回应的？
首先，最为明显的是，今天我们的政治气候与30年之前极其不同。Journal of Democracy刚刚创刊的时候，当时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最典型的事件就是苏东剧变。比较而言，今天我们生活在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称的“民主衰退”时期，这一衰退很有可能会演变为一场全面的挫折。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国家，正在公开挑战西方的主流政治模式。与此同时，在西方自身内部，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在攻击西方的主流政治模式。这些挫折不只发生在外围的民主国家，而且居然也会发生在引领民主革命的国家——美国和英国。
JOD杂志的风格，恰恰就反映了这种变化趋势，它可能经历了四个阶段。一开始这个杂志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后来关注民主转型的不同路径，再到后来这个杂志开始质疑“转型”这个概念是否足以描述正在发生的事实，最后这个杂志关注那些新出现的对民主的威胁。最近几年，JOD杂志不仅关注那些民主刚刚得以“巩固”的国家面临的威胁，也关注威权政体中各种新形式的“锐实力”，它们正在削弱自由民主的规范，摆开要削弱世界上民主政体的架势。
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政治极化主轴的重新定向。二十世纪政治的一大特征在于左右之间的意识形态分野，这一分野很大程度上由经济条件定义：左派要求有更多的社会经济平等，强调由国家实施再分配，而右派青睐个人自由和强劲的经济增长。今天，这一主轴正在转向基于身份的政治。作为这一变化的一部分内容，左派和右派都在重新定义他们自身的目标。
身份政治的心理基础在于，人类认为他们拥有内在的价值或尊严，但他们周围的社会未能予以承认。这一未获充分赏识的身份对某个个体来讲或许是独一无二的，但更通常的情形是，它源自身处某个团体中的成员资格，尤其是遭到某种边缘化或不尊重对待的成员资格。身份与自豪、愤怒和不满之感密切相关，这些感受有赖于一个人获得（或没有获得）的承认的种类。尽管人们感同身受的经济不公可能激发人们获得承认的诉求，这一动力仍与驱动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且通常可以引致行动的物质动因截然不同，那些行动与传统上理解的经济自利不相容。
举例来讲，很多要求“退欧”的英国人其实知道英国可能在与欧盟分道扬镳后蒙受经济损失，但他们依然认为英国应该恢复自己的民族身份，即使付出代价也是值得的。尽管今天的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围绕不同议题展开动员，但他们都认为，他们的团体中有一些成员被边缘化了，他们都要求从全球社会那里获得尊重。
匈牙利和波兰的民粹主义者也要求获得尊严。他们认为他们的民族身份正在受到移民和自由社会价值观的威胁。同样的价值观也动员了英国退欧运动的支持者，以及特朗普在美国的支持者。印度同样如此，支持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也具有这样的特征，他们希望基于印度教确立印度的民族身份。在缅甸和斯里兰卡，那些激进好战的佛教徒也是如此，他们认为他们民族的宗教身份正受到威胁。
从经济政治到身份政治的转向，还导致了发达民主国家中左派和右派的重组。二十世纪的左派，不论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主张促进工人阶级的广泛利益，但今天的左派更多的是关注特定身份的群体，如少数族群、移民、妇女、残疾人、性少数群体、原住民，等等。一个相应的主张是，既然这些群体中的每一个都遭遇到了特定方式的边缘化对待，补救措施就必须为每一个群体量身定做。一段时间后，这些群体性身份往往开始被视作该群体成员的主要特征，用来对他们进行定义，个体身份则被牺牲掉。
这种意识形态转向的政治后果是：今天，美国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的左派政党，不再继续关注工人阶级和工会的利益，而是视自身为形形色色少数群体的利益代言人。左派不再代表工人阶级，其导致的后果是，原本属于工人阶级的选民不再支持左派政党，而是寻求支持最近出现的民粹主义势力。
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右派阵营。二十世纪的保守派政党，主张捍卫自由市场和个人权力。他们得到了各种商业利益集团的支持，并且对移民持欢迎态度。但今天的右派已经大为不同：他们强调一种传统的、基于人种的民族身份，并且担心“我们的国家”正在被一小撮与盗贼窜通一气的移民、外国竞争对手和精英取而代之。例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直率地宣称，匈牙利的国家身份是以匈牙利的种族为基础的。并且他大力支持“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意思是民主多数派不必觉得他们自己有义务尊重普遍人权。
这一正在浮现的新型保守主义还包含国际维度，俄罗斯对于这种保守主义的崛起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一类保守主义立足于捍卫传统的民族价值观和文化，并且反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例如同性恋和移民的权利）。普京与美国的部分基督教右翼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反对同性婚姻，并且普京大力推广俄国的基督教影响力，这使得他与美国右翼之间的交谊日渐深厚。近年来，俄罗斯还对欧洲的民粹主义势力提供了道义和经济上的支持，那些势力包括法国的国民阵线（领导者是玛琳·勒庞）以及意大利的北方联盟（领导者是马泰奥·萨尔维尼）。
普京于2000年掌权，并且逐渐与美国和欧洲分道扬镳。普京非常反对西方，他似乎正在努力寻找一种意识形态，以证明这种行为的合法性。他试验过一些主张，如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的“主权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但这些主张从来没有真正流行起来。眼下，普京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他试图担任整个民主世界中的民粹主义保守派的导师。我们并不知道普京是否真的信仰这些概念，但这些概念的确正在塑造普京的对外政策，因为它们削弱了敌对国家的精英的影响力。
极化的社会学也一直在改变。乔纳森·罗登（Jonathan Rodden）已经证实，在美国和欧洲，与民粹主义选举相关的唯一重要因素，就是低下的人口密度。经济的全球化一直在使得工作和机会逐渐集中到大城市。这种趋势使得自由主义的选民人多势众，而民粹主义者分散地分布在二线或三线城镇以及乡村中。这些选民往往年龄更大，更少流动性，受教育水平更低。人口密度不仅仅反映经济机会，也反映文化价值观。
JOD杂志创办三十年来，世界发生的第二个重大转向涉及技术。这种变化可能也是因为身份作为世界政治主轴的兴起。全球互联网诞生于1990年代。当时，互联网受到几乎普遍一致的追捧。人们认为，它将为世界范围内胸怀大志的民主人士提供帮助和支持。互联网的分布式计算和信息交流模式似乎注定将终结既有的威权主义等级系统，并将信息——从而也是力量——扩散到更广泛的人群那里。互联网做到了这一点：在中亚和西亚国家，一些人士利用互联网来组织活动，实现政治诉求，他们天生就懂得运用新的横向交流形式。
不幸的是，技术发展没有止步于那里，互联网的去中心化没有持续。网络的外部性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赋予谷歌和脸书以巨大的优势，它们开始对互联网实施垄断性的控制。北京和莫斯科学会了如何出于自身目的重塑互联网。
今天，全球互联网已一分为二：中国的互联网和美国的互联网（后者由一批私人公司运营）。中国的互联网支持中国政府；而西方互联网的运营，服务于控制它的私人公司的利益。私人公司是自利的，使得它们不利于民主的发展。民主国家中的“传统媒体”（legacy media）受到严重的影响，它们无法抵御各种阴谋论的袭击。谷歌和脸书的兴起动摇了那些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但今天，为民主社会的广大公众提供可靠新闻的经济激励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
新自由主义及其不满者
其他一些缓慢的变化改变了民主制度存在的环境。经济首当其冲。1990年代标志着自由市场革命的巅峰，这场革命早在十年前由里根和撒切尔提出。
自由市场革命是对1970年代经济停滞的回应之举，它的思想框架经弗里德曼等学者加以修订，精英们正是在这一框架中思考经济政策的。从根本上讲，这些思想家提供的雅致的思想框架为罗纳德·里根的俏皮话做了背书——英语中的最可怕的字眼是“我是来自政府的人，是来帮你的。” 一度占据主流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曾在帮助政府对抗经济周期方面扮演过有益角色。代替凯恩斯主义的是严格的货币学派，以及通过减税、去监管、私有化、减关税和对公司规模采取放松态度以全面减少政府干预的举措，即著名的“华盛顿共识”。
这一转向，其方向是今天遭到嘲讽的“新自由主义”，使得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全球大国的出现成为可能，令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释放出强大的创业力量。但是，1990年之后，新自由主义也曾经带来过很多糟糕的后果。首先，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在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继续恶化，在世界范围内，巨量财富集中到了极少数精英的手中。其次，财富金融化了，监管被放松，金融部门发生了动荡，这些情况导致拉丁美洲、东亚、美国和欧元区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和2010年的欧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让那些提倡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人士声名扫地，由此为民粹主义在随后十年中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前苏联于1991年崩溃，那些鼓吹激进自由市场的人士似乎获得了胜利。这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但他们忘记了，即使在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中，国家也是必不可少的。国家可以维持法治、维护政治稳定、规制经济活动，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990年代初，西方各国政府的意见是，哪怕在国家力量非常孱弱的地方，也应放松监管，尽可能快速地实施私有化。结果是，那些国家出现了经济混乱、贫困加剧、寡头阶层的兴起。那些寡头懂得如何操纵急速演变的局面。很多国家的人认为，民主本身导致了这种局面，这为日后十年间普京和其他强人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每一代人的思维框架都由其成长经历所塑造。对那些经历过冷战及其终结的人们来讲，“社会主义”这个词带有太过负面的指涉。对那些1990年之后出生的人而言，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好词，与这个词相关的有财政紧缩、私有化和自由贸易政策。美国200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中，社会主义这个词开始变得流行，很多人持进步主义立场。中欧和东欧的年轻人公开声称敌视欧盟，就是这种世代遗忘的副产品。
伊万·克拉斯蒂夫（Ivan Krastev）和史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暗示，这里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二战之后，苏东国家假装它们已经解决了民族主义问题，但实际上，它们只是将这一问题清扫到了地毯之下。1945年后，苏东没有一个国家曾经投入人力物力，试图说服战后一代人相信民族主义的邪恶之处。它们的努力程度和西德政府远远不能相比。事实上，对于苏东地区的很多人而言，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政权对民族主义的压制，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才最终具备了正面的含义。因此，1991年之后，那些先前的“被苏联占领的国家”采纳了自由主义民主的民主部分，而未必是自由部分，即不同民族可以在“平等法律、平等适用”的旗号下和平共处。结果是，非自由主义民主在诸如匈牙利和波兰这样一些地方出现。
与此同时，在前苏联国家，美国经济政策对民主前景的负面影响至今未获充分认知。但美国的政策错误，在其他很多方面伤害到了民主的发展前景。1991年至2008年是美国政治和军事霸权的一段辉煌时期，在那期间，华盛顿的军事预算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国防支出的总和，而且美国没有遭遇到任何对等的竞争者。美国领导的盟军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相对轻松地赢得胜利，令美国的决策者深信，他们掌握了重塑全球政治的独一无二的工具。这导致了第二个重大政策失误，即2003年入侵伊拉克。
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终究不存在，但小布什政府还是决定推翻萨达姆政权，并实施了更广泛的“自由议程”（Freedom Agenda），谋求重塑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这一行动的很多长期后果是始料未及的：入侵伊拉克改变了该地区的均势，使局面有利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及其什叶派盟友；这导致伊拉克出现持续动荡，一个新的恐怖主义团体伊斯兰国开始兴起；还给西方联盟造成沉重压力，同时令英国政府声誉扫地，因其选择与华盛顿并肩作战。最后，在全球各地的很多人看来，民主的推广是需要依靠美国的单边军事行动的。
美国入侵伊拉克，加上在阿富汗久拖不决的战争，深刻影响到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尽管存在很多意见分歧，但奥巴马和特朗普都认为，美国理当减少其在中东的存在，并且在美国的利益没有深度卷入时它应该避免进行干预（特别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所有这一切都造成，美国年轻人越来越不认为美国政府有能力成功地将民主推广到其他国家。
另一个长期转向降低了有关民主转型的期待。幸运的是，苏东国家和中东的演变历程交织在一起，使得美国人以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看待民主推广（大体而言，欧洲人一开始就怀疑得多）。苏东突然剧变之后，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家表面上急速向自由民主过渡。但回过头看，这一过渡是一个高度偶然的事件，很多美国人从中汲取了错误的教训。
小布什2005年的第二次就职演说维护了民主权利和民主渴求的普适性，并强调美国将在全世界倾力终结暴政——小布什表示，该责任的履行也将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但在专注于终结暴政的过程中被忽视的是，在暴政留下的残垣断壁中建设一种可持续的自由民主，将面对十足的困难。
民主与国家能力
伊拉克以可能是最痛苦的方式让世人明白了，建设民主有多困难。铲除萨达姆并未让人们欢呼雀跃，反而经历了持续数年的暴力和混乱。有关民主转型的大量文献聚焦于民主机制，如选举、选举规则、政党、立法机构等等，或是关注自由主义的核心构成，如宪法和法律。很多相关文章发表于JOD杂志。
这些机制在赋予权力以合法性的同时旨在约束权力，但它们取决于这样的原生事实：权力首先要存在，其形式是一个国家（state）在某片特定领土全境实施垄断性的合法强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外交政策遭遇的是，在其开始履行建设民主的责任之前，亟需建设这样的国家。但涉及国家建设问题时，当代政治学绝少认为那是有益的。悖谬之处在于，即使是在匈牙利和波兰，很多人曾经认为2000年代初它们正在成功地向自由民主转型，但现在却变得极为差强人意。
结果是，美国变得越来越小心谨慎，因为它不知道一个政府被推翻后这个国家将会出现什么事情。此类干预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北约2011年在利比亚的行动；奥巴马从这一经历中汲取的教训是，他应当避免在叙利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
随着政策议程出现了转变，与民主转型有关的科研成果也出现了转变。过去这类文献主要关注的是民主制度，现在它们主要关注的是政府能力（例如腐败及其治理）。阿富汗和伊拉克是弱势国家的极端案例。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即使是政治稳定的国家，它们的政府能力可能同样很弱、腐败严重。在一些案例中，如在俄罗斯，腐败现象从上到下，成为国家力量的基石。在其他一些案例中，如巴西和墨西哥，腐败与正常运转的民主机制共存，但已使得选举上台的领导人丧失合法性。结果是，这两个拉美国家眼下，都选出了民粹主义的总统（巴西总统是右派民粹主义者，墨西哥总统是左派民粹主义者）。
一方面是民主，另一方面是腐败与国家能力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一个流传广泛但绝少被阐明的假定是，要解决系统性腐败问题，答案是更多的民主。但两者的经验关系要复杂很多。
民粹主义近来的兴起，引发了人们对过去有关民主转型的部分共识的质疑。当年，政治学者讨论过“民主巩固”（consolidated democracy），它通常由亨廷顿经典的“二次政权轮替”测试来衡量：假如选举促成权力和平移交两次，那么民主就可以说实现了巩固。然而，现在我们发现，即使是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依然有可能出现民主倒退。因此那种认为民主一旦到达某一点就绝不会走回头路的看法，已经显得不合时宜。JOD杂志的一些作者如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认为，对现代民主的致命威胁并非军事政变，而是规则和制度的持续且渐进的败坏。例如，自2011年以来，匈牙利一直在发生那种败坏。很多美国人也亲身看到了这一过程在美国的展开。
以完全悲观的语调结束这一回顾很有可能是错误的。过往一个世纪间，民主经历了许多起伏。民主在当下面临的危机，与1930年代无法相比，当时法西斯主义攫取了欧洲的心脏。可以说，堪与那场危机比肩的是，在麻烦重重的1970年代，人们丧失了民主的信念，这曾困扰西方。引爆1991年苏东剧变和民主转型的星火，今天依旧在世界很多地方闪耀。仅仅在过去数年间，乌克兰、阿尔及利亚、苏丹、尼加拉瓜、亚美尼亚全都见证了大规模的反政府事件，尽管这些事件并没有带来成功的民主转型。捷克共和国、格鲁吉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甚至是俄罗斯，则见证了广大民众对腐败和寡头控制民主进程的反击。
退欧对英国政治体系造成了不利影响，这使得其他欧盟国家会吸取教训，它们近期不会选择步英国的后尘。假如英国选民自己有机会再做一次决定，恐怕他们不会再做出与2016年6月同样的选择。我们说不准。特朗普挑战了美国的很多制衡机制，但那些机制多半仍屹立不倒；最重要的制衡即选举人的制衡，或许将在2020年到来。此外，长期而言，人口形势似乎不利于民粹主义；年轻人正在继续迁出农村地区，进入大城市。
不过，为了到达长期的目标，我们必须先达到短期的目标。当今世界存在两大对立趋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主要表现为社会的碎片化，各种调节性的制度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权威；在威权国家，新型的中央集权的等级体系再次兴起。要想实现短期的目标，我们必须重建自由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权威，同时抗拒那些试图使得非民主机制成为中枢的力量。
JOD杂志分析了过往三十年的所有这些现象，这个期刊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希望它未来继续如此，我们需要看到高明的见解。
本文是弗朗西斯·福山刚刚发表的文章。原题为“30 Years of World Politics: What Has Changed?”。本文刊载于2020年1月的Journal of Democracy杂志上。
本文是弗朗西斯·福山刚刚发表的文章。原题为“30 Years of World Politics: What Has Changed?”。本文刊载于2020年1月的Journal of Democracy杂志上。
英文链接为https://www.journalofdemocracy.org/articles/30-years-of-world-politics-what-has-changed/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