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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道编译第8期|中国如何避免未来二十年经济陷入停滞?

更新时间:2020-06-12 14:03:20  |  来源: 尚道战略研究

到2040年,债务和老龄化可能会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降至1—1.5%。这份简短的报告讨论了中国经济的停滞的发展趋势、中国可能采取的经济政策反应,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角色变化和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作者认为,中国停滞发生的可能性,或许比人们预想的更大,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造成的损害比人们预期的小,并且中国有可能会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是否存在停滞的趋势?
 
在2040年,中国很可能会陷入停滞。目前,经济停滞的主要迹象基本上已经出现,尤其是债务积累,尽管目前对于中国来说这并不是十万火急的问题。2010年中国的实际GDP增长为10.6%,2019年为6.1%,目前中国政府进一步下调预期。如果不实行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改革,预计到本世纪30年代初,中国GDP增长率大概为3.2%,并将在此基础上继续下降。数据表明,中国的人口增长数量不断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放缓将会加剧。
 
个人收入依然较低。为中国经济表现辩护的人们淡化了对GDP增速放缓的预期,他们忽视了中国在收入方面的落后程度。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71000元人民币,但人均GDP只是一个既不能消费也不能储蓄的核算结果。2019年,中国政府报告中的个人收入为31000元,与此相比,美国个人收入则高出其11倍。如果中国不能在十年内大幅缩小这一差距,那么更能说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停滞的进程。
 
劳动生产率可能是笔GDP更为可靠的数据。众所周知,生产率很难衡量。美国政府应该创建多种生产率估计值以追踪中国的加班时间,尽管每种估计值的方法和基数可能会引起争议。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原始劳动力数量: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劳动力的萎缩意味着总体没有增长,尽管个人收入可能会上升。
 
最重要的外部指标是净资本流动。我们可以将大型经济体的经常账户与中国地区基线的差额报告与中国的外汇储备进行比较,看看外汇储备是否受到资本净流出的压力。这样我们可以得到比官方更为准确的数据。此外,大宗商品的出口可以在中国境外查到备案。能源消费模式也将发生转变,预期经济会快速增长是不合理的。中国国内资源不足意味着,如果中国要实现增长,就必须进口更多的能源。如果收入增加,食品进口也会增加。
 
2009年,中国深陷(国内)债务,2015年资本外逃加剧,政策问题引发内部压力激增。随后的反弹比预期中的要小,虽然人们对于调整这一趋势心存犹豫,但最终达成了共识。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例如,中国可能会再次鼓励债务积累和供应过剩以应对新冠肺炎。
 
中国的政策回应
 
中国的核心政策选择是,是否要追求生产率增长,尽管它们(1)增长缓慢,(2)越来越难以实现,以及(3)至关重要的是,两者都需要引发颠覆性变革。如果在本世纪30年代初之前,中国对提高生产率的追求有限或失败,那么经济就会陷入停滞。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实际上选择了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不采取果断行动,而欧元区的设计宗旨是政治包容,而非经济表现。十多年来,中国将稳定放在首位,而在提高生产率方面的努力会比较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众所周知要采取短期策略。2020年,中国未经调整的财政赤字接近GDP的5%(略高于荒谬的美国联邦赤字)。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国内银行贷款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2010年的1.19升至2019年的1.54:1。去年,银行贷款再次超过了名义GDP。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从各方面向非金融部门放贷,2009年底和2019年第三季度末分别占到GDP的180%和257%(美国为248%和254%)。
国内储蓄意味着中国的杠杆化至少还能再持续10年。2019年,存款额增速低于贷款增速,但增幅接近40万亿元。日本的例子表明,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底线,但不能作为持久的刺激措施。自2007年以来,中国财政和金融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资金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尽管政府引导更多的资本,但私营部门资本仍旧较少,这是标准式中国做法。而且中国太大了,在没有改革的情况下,任何数量的外资都不可能发挥作用。
 
这就是资本。促进劳动力增长的两项努力仍在持续进行。一是鼓励多生。但到目前为止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出生率在过去三年有所下降。从长期来看,该措施将受到欢迎,但到2040年效果将微乎其微。二是加大改善教育的力度。2018年,中国的预期受教育年限(未来教育)高于印尼和越南,但平均受教育年限(当前)较低。罪魁祸首是农村教育问题,除非中国愿意废除户籍制度,否则中国的努力不会获得成功。
 
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创新将发挥作用。中国的承诺和规模使其技术水平高于收入水平。但规模也会带来伤害:少数行业的创新无法推动中国这样规模的经济,而且政府将大部分经济领域留给了缺乏创新性的国有企业。此外,即使创造了一种变革性的技术,在扩散到全球之前,它可能仅仅提高几年的竞争力,这是创新的限制。
 
理论上,革命性的技术或取消户籍制度可能会削弱政府的控制能力。反应性政策带来的更微妙的威胁是,浪费更多资金会加大阻止经济滑向停滞的难度。中国政府可能会在危机中进行改革,不太可能会出现彻底的经济危机。日益恶化的人口结构意味着,浪费资金的时间越长,就越难以避免经济停滞。这些构成了促进生产力改革的激励措施,刺激计划逐渐削弱了发展轨迹向更好方向转变的可能性。
 
中国的世界角色
 
与中国竞争的经济体将如何应对中国经济的衰退?已有的证据表明,它们的反应总体上十分糟糕。但即便中国经济踌躇不前,它仍将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由于对可用外汇的限制,人们正逐渐抛弃2016年对中国对外投资前景的疯狂预测。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和竞争力的下降,这些限制将会更加严格。对于北京特别关注的国家而言,中国的资本仍将十分重要,在所有的投资者中,中国持有的美国证券仍将仅次于日本。但放眼全球,中国的对外投资无关紧要。
 
由行业决定对中国的投资,否则总支出(aggregate spending)将会出现下降(地方和国家公布的数字未必准确)。例如,在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中国的占比可能会从目前的3%下降。卫生保健和环境仍将吸引大量资金。颇具吸引力的是金融,但是如果不进行改革,望眼欲穿的外国投资者很快就会因经济增长放缓和对遣返的持续性限制而望而却步。中国在允许外国投资方面的混合性利益,将让位于外国投资者的混合性利益。
 
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外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状况,但目前尚未有详细记录记载这些公司的销售状况。2017年美国子公司的销售额为3760亿美元,“但美国并非是中国最积极的投资者。”与五年前相比,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乐观程度已经不如以往,并且逐渐持怀疑态度。但除非有一系列可替代性的市场提高对跨国公司吸引力,否则中国仍将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尽管越南和墨西哥正跃跃欲试,但它们的规模太小不足以取代中国的地位。
 
在美国实施有意义的关税之前,中国的贸易大幅放缓,从2014年到2018年,仅增长了7%。从现在到2040年,中国的出口可能会直线下降,并且在全球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也有可能会下降。只有在中国政府不鼓励国内充分生产的前提下,进口才会显著增长。在这些产品中,对大多数大宗商品的需求将随着经济放缓而减弱。粮食价格将维持不变,但世界能源和金属生产商将遭受损失。中国的服务出口将逆势上升,国有建筑巨头仍将是许多国家的首选合作伙伴。
 
即使忽略国际政治,全球供应链也发展过度,其依赖于中国的规模、良好的物流和出口竞争力。中国有可能会逐渐被国际生产排除在外。现有的供应链(chains)是否会出于商业原因迁出中国,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政策。尽管印度满足其对规模的需求,但物流条件却一言难尽,印尼的条件与其“不相上下”。随着中国的衰落,全球生产将更加本地化。
 
在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牺牲了银行。中国并没有开始扭转损害,只是调整了商业上不正当的放贷,如信贷/GDP比率。中国只能在吸引更多资本的程度上实现金融自由化,为了避免数万亿美元的资金外流,禁止资金自由流动。对美元的依赖没有改变。新的炒作关于数字化,但人民币数字化的背后仍是由同样的财富和金融体系加以支撑。中国政府将低调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政策,以保护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但由于担心报复,这种贬值仍将是有限的。
 
中国对人口流动变化的长期影响缺乏足够的重视。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加严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大学生和壮年人才愈加减少。其他老龄化国家试图通过保持创新、教育和竞争解决该问题,但中国在这两方面都表现不佳。中国创新的未来是有争议的,单从中国参与国际创新伙伴关系的绝对数量来看,以学生为起点,人数肯定会下降。
 
所有这一切都假定,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主导因素是自身的发展趋势,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这是明智的。大幅改变市场准入是重要的,但如果没有持续的、有利于竞争的改革,大幅改善市场准入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中国来说仍存有一线希望,即逐渐被视为一个对海外经济威胁小的国家,那么其对中国的保护要求也将会逐渐放松。但在中国政府公开或含蓄强调的领域,例外情况不胜枚举,首先是半导体领域,包括可能侵犯个人权利的领域,如遗传学。
 
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从1992年底开始,中国有意识地选择与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竞争全球生产。此后,墨西哥和越南也进行效仿。他们将从中国的衰落中受益,而其他指定的赢家几乎一无所获。例如,印尼向前迈进改革的两小步,后退一小步,因为印尼不能在10年时间里进行艰难的改革。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输了就意味着其他国家一定会赢,这是错误的。中国取得进步的重要原因是它选择改变。如果其他国家不进行类似的改变,就算实现国际化也将会丧失其竞争力,国际化的数量也将会减少。
 
随着中国经济的衰退,有一类国家输得显而易见:大宗商品供应商。能源生产国已经失去了美国市场,而中国作为过去10年主要的能源需求方,其经济的衰退将造成严重影响。印度的能源消费将会增长,但印度未来的能源增长很可能远不及中国的过去。而金属矿石生产商的处境同样尴尬。另一类输家是目前受益于中国慷慨援助的发展中经济体。尽管中国政府将支持其服务出口,但缺乏足够的资金推动实施。过去15年里向中国寻求资金援助的国家将面临苛刻的条件或资金的完全短缺。
 
有输家就有赢家。随着中国变得不那么重要,创新环境将变得更加健康。中国政府对其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的大规模补贴扭曲了其他国家的创新,并常常阻碍创新。一个不那么突出的中国意味着创新公司将更有信心地进入市场。另一个赢家是中国以外的材料行业,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量很快达到峰值,然后又慢慢下降。造船也类似。
 
电子产品依赖于中国规模所带来的价格优势,人口结构的恶化不会推高价格,但会打破大众产品永远廉价的魔咒。特别是一些美国公司的利润和股价从中国对全球化的承诺中获益良多。如果只有部分替代方案可以缓解中国经济的停滞,那么许多依靠国际化而蓬勃发展的公司将会破产。
 
事实可能会证明,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是最大赢家,但前提是要满足一个不太可能的条件:制定一套明智的政策,最重要的是不要试图利用过度的财政或货币政策破坏美元的稳定。缺乏可替代性的企业意味着此次情况将不同于日本的衰落,也不同于先前美国的工业转移。在接下来的20年里(自1970年代以来第一次),如果能抓住政策机遇,基础产业将有可能在这里落户。
 
本文编译自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作者史剑道(Derek Scissors)是著名的国际经贸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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