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的作者郭全凯为新加坡人，他曾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后来在MIT获得博士学位，2013年开始在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担任助理教授，现为副教授和研究生指导委员会主席。文章发表于著名的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杂志。他主要研究国家间战争、冲突预防和解决、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定量方法、实验方法，等等。
 

一国准备打仗之前，肯定会发出某种信号。而这个信号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该国做出战争决策之前，第二阶段是该国做出战争决策之后。
 

战争信号（Signal）是近些年来越来越时髦的研究对象。当然也有很多学者对这类研究表示质疑。作者的主要问题是，为何一国在开战之前的两个阶段，所发出的战争的信号，往往是不一致的？以及如何解释这种不一致？此外，在每个阶段，为何对外信号，与对内信号是彼此不一致的，以及如何解释这种不一致？香港大学的Kai QUEK以中国作为案例进行研究，主要分析了三个历史事件：1950年朝鲜战争、1962年中印战争、1979年中越战争。
 

作者的理论框架并不复杂：
 

1. 战争中，一方既要展示战争的决心，又要做到出奇制胜，但这二者会发出彼此矛盾的信号。要想展示战争的决心，就要发出强烈而高调的信号；要想做到出奇制胜，就要发出低调的信号，避免让敌人知道自己的真实意图，避免让对方知道自己已经做出了进攻的决策。
 

2. 无论是在一国做出战争决策之前，还是在做出战争决策之后，该国都有必要高调展示战争的决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上策：“不战而屈人之兵”。
 

3. 不过，一旦该国做出战争决策之后，就要考虑战术问题。只有显示低调，才能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在对方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做到出奇制胜。显然，这与第2点是有矛盾的。具体怎么办，取决于决策者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预判：如果决策者认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高，那么就应该避免高调，以隐藏真实意图，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反之，如果决策者认为战争最后爆发的可能性不大，就更应该虚张声势、吓唬敌人，用威慑来迫使敌人退让。
 

4. 敌我力量的对比，也是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果敌人强大，那么就应该避免高调，从而隐藏真实意图，以便偷袭敌人。此外，当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时，虚张声势的办法，恐怕是难以奏效的。相反，当面对一个弱小的敌人时，威慑往往能够奏效。
 

5. 以上谈的都是对外信号，下面谈的是对内信号。当一国决定开战之后，显然对内信号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原因很简单，扩大宣传对于战争动员来说，肯定是必要的。当决策者认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时，他就会加大宣传力度，以更好地进行战争动员；反之，当决策者认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大时，他就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宣传。
 

不过，国内战争动员的成本，往往是很大的。因为，当宣传过后，民众肯定会变得激进起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想做出外交上的妥协，难度会加大。此外，一旦民众被动员起来之后，如果战局失利，或者出了别的什么意外，那么民众就会对政府不满意。民族主义的高涨，往往是政府最担忧的事情。
 

因此说，当一国做出战争决策之前，对内战争信号往往保持低调；一旦做出战争决策之后，对内战争信号就会变得强烈和高调起来。
 

6. 当敌人强大时，就越需要扩大战争动员的力度。因此，当敌人强大时，对内信号就会变得更加强烈和高调。不过，尽管国内动员对于战争来说是必要的，但它也是有成本的，弄不好会导致政府的合法性降低。因此，国内动员要适度，不能太过火。具体动员到什么程度，要考虑到各种复杂的政治、军事因素，敌人的实力是一方面，当然还有别的因素。
 

根据上述基本观点，作者推导出了如下hypotheses.
 

第一种情况，如果一国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那么无论是在战争决策之前，还是之后，该国都会尽力显示战争的决心。不过，一旦统治者做出战争决定之后，他就要考虑战术因素，因此不得不降低调门，以掩藏真实想法，做到出奇制胜。
 

假设1：对手强大时，当一国做出战争决策之前，它发出的对外信号，将会显得高调；一旦做出战争决策之后，那么对外信号就会变弱，以便于进行偷袭。
 

假设2：就对内信号而言，当一国做出战争决策之前，它的对内信号会强烈；而当一国做出战争决策之后，就要进行战争动员，因此其对内信号一定会变得更加强烈而高调。
 

第二种情况，如果一国面临的是一个弱小的对手，那么无论是在决定发动战争之前，还是在决定发动战争之后，都可以显示战争的决心，以威慑对手。同时，考虑到战术因素，当一国决定发动战争之后，就要对外变得低调起来，以做到出奇制胜。不过，与第一种情况相比，由于此时面对的是一个弱小的对手，因此没必要对外显得特别低调。毕竟敌人容易对付，因此出奇制胜不是特别必要。或许用威慑来击退敌人是更好的选择。
 

假设3：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对手，那么无论是在战争决策之前，还是之后，都可以保持高调，任何时间都不需隐藏真实想法。
 

就国内信号而言，做出战争决策之前，国内动员的力度会较小；做出战争决策之后，国内动员的力度会加大。不过，与对手强大时相比较，国家动员的力度始终不会很强。
 

假设4：在极端的情况下，当对手非常弱小的时候，无论是在决定开战之前，还是在决定开战之后，对内信号都不会很强烈（与对手强大的时候相比较）。
 

由于假设1、假设2是彼此矛盾的，因此具体哪一个更接近于事实，取决于对手是否强大。如果对手强大，那么假设1、假设2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要注意的是，对内信号、对外信号，是可以相互渗透的。对外的言语信号，会渗透到国内媒体中；反之亦然，对内的言语信号，也可能会渗透到国际领域中。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国内的媒体有严密的掌控能力，那么就会防止前一种情况的发生；但第二种情况肯定是难以控制的。当一国做出战争决策之后，一定会进行内部的战争动员，一定会用媒体来大加宣传。国内媒体的消息，很有可能会被外界捕捉到，从而影响了出奇制胜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该国就不得不寻找一个平衡，具体取决于国内动员、战术上的出奇制胜，二者哪一个更重要。不过，二者也不是完全矛盾的，因为国内动员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的宣传来达到，只要保证不泄露军事部署，依然可以出奇制胜。或者，即使在已经动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让敌人不了解自己真实的战争意图。此外，发出信号的动机，与发出信号的行为，有可能被人为改变和操纵。比如说，有时一国的领导人会大加渲染战争威胁，以强化个人权力，但实际上他可能并不想发动战争，战争是由其他偶然因素导致的。各种环境因素、历史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发出信号的动机，与实际发出信号的行为不相符。所以说，以上假设都是理论上说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实证检验
 

作者是用三个历史事件来检验上面的假设：1950年朝鲜战争、1962年中印战争、1979年中越战争。最先要做的，是判断三件事情：（1）每次战争的对手是强大，还是弱小？（2）中国做出战争决策，是在哪一天？（3）确定中国战争信号是连续的，还是非连续的，有没有可以观察到的指标来进行衡量？
 

（1）评估对手的实力
 

显然，在三场战争中，美国是中国最强大的对手，这毫无疑问。不过，印度、越南，哪一个是相对强大的对手呢？作者用了几种办法来确定。第一是通过阅读文献发现，中国决策者对1979年越南的重视程度，明显要高于对1962年印度的重视程度。第二，通过比较中国决策者对对手的军力的评估，也是越南强于印度。第三，当时其他大国介入战争的风险，也是越南强于印度，因为当时苏联与越南是准联盟。第四，中国在战争的中的实际损失，也是中越战争高于中印战争。
 

（2）确定做出战争决策的日期
 

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是在1950年10月2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之后在13号、18号又两次开会，再次确认参加战争。这里，作者是以18号作为正式的决策日期。类似地，毛泽东决定反击印度，是在1962年10月6—8号的会议上。邓小平决定反击越南，是在1978年12月31日。

作者既研究了语言信号，也研究了非语言信号。不过，显然语言信号更重要，因为它更容易衡量和编码。所谓信号，必须是一方故意发出的，并且另一方的确收到了。如果对方没有收到，就不能被认为是信号。军事行动是非语言信号的重要形式，但我们往往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方故意发出的，而且它经常难以被另一方觉察到，所以不好衡量。
 

研究战争信号，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一国做出战争决策之后、正式开战之前，是非常危险的时期。如果我们能根据某些蛛丝马迹，判断一国已经做出战争决策，那么另一方或许就可以采取措施，做出应对。而且，同时研究国际、国内两个层次的信号，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容易地判断一国是否已经做出了开战的决策。这是第一篇从国际、国内两个层次来研究战争信号的文章。之前很多学者将对内语言信号，看作是一国用于和另一国讨价还价的砝码。不过作者并不同意该观点，因为对内语言信号本身也是有成本的。
 

本文的方法，可以有效判断一国是否已经下决心要开战。当下，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的海上冲突愈演愈烈。中日双方都在费尽心思，解读对方是否真的有开战的动机。如果一国对外信号发生了改变，但对内信号依然很强烈，那么或许我们就可以判定，一国已经做出了战争决策。如果一国对外信号突然变弱，但对内信号也变弱，那么该国就应该没有做出战争决策。这可以防止另一方误判形势，防止冲突升级。当然，这个模型也只是理论上的，事实或许要复杂得多。冷战中、冷战后的情况，也许有不少变化，但中国冷战之后没有对外发动任何战争，所以无法研究。而且作者在本文中研究的只是中国，作者希望以后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战争决策过程的不同，以发展出一个广义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