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际关系专家不会比特朗普更加聪明？
更新时间：2018-05-28 17:01:29 | 来源： 尚道社会研究所
许多人都批评特朗普缺乏大战略；也有人虽然承认特朗普有自己的大战略，即“美国优先”，但他们指出这一战略必将受到国内因素的掣肘，因而难以实现。这些批评的前提假定是：大战略是成功的外交政策的关键，即要有一套明确、合理、长期的计划来为国家目标排序，并制定相应的现实方案以达到这些目标。
但我认为这种假定没有根据。在复杂的世界中，领导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因此外交政策的胜利在于即兴发挥、循序渐进和随机应变——我称这种方法为“浮现式战略”，因为这一战略的轮廓是逐渐显现而不是提前计划好的。
理论上讲，制定大战略是很有必要的，但它在实践中却有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准确评估国际安全环境所带来的威胁和机会以及它们将来的可能变化是非常困难的。成功的战略不一定要预先规划好。实际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也不支持所谓的战略远见：研究发现，具备专业知识的专家并没有比普通人、大猩猩、甚至是计算机在做预测时做得更好。这就是说，在进行长期的战略规划时，决策者们实际上是在“黑夜里开车”。
然而，“浮现式战略”则假设目的和手段都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成功的战略不一定要预先规划好，实际上由于世界很复杂，也不可能预先设计好。重点在于学习，而不是计划。浮现式战略主要是在当今的商业领域得到了研究，其中一位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者认为“刻意的战略规划注重控制，即要确保目标通过行动得以实现；而浮现式战略则重视学习，即在行动中逐渐理解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目标。”换言之，人们的目标是可以在实现它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的。
冷战期间，许多美国的战略成功，可以通过浮现式战略模型加以更好的解释。
遏制主义就是一例。20世纪40年代，美国针对苏联的扩张和全球共产主义采取了遏制政策；一般认为，是乔治凯南在他著名的1946年“长电报”中设计了遏制主义的大战略。凯南在文中指出美国可以“针对苏联政策的变化与动作，在一系列变动中的地理和政治前线”对“苏联带来的压力”加以“遏制”。
但将遏制主义视为大战略不符合历史证据。尽管凯南对美国当时的战略形成的确有所贡献，但杜鲁门遏制战略的主要元素（如北约、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是在逐渐显现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实际上与凯南的战略设计相反。
杜鲁门政府在1947年至1950年间通过一系列渐进的决策和学习，才产出了上述的元素。以北约为例，凯南在一份1948年的报告中主张美国的政策应该“以美苏共同从欧洲心脏地带和平撤退为目标”；凯南还担心将已经加入马歇尔计划的欧洲国家纳入北约“将意味着使现存的贯穿欧洲的分界线最终军事化”。因此凯南和政策规划办公室主张美国应该只提供“以总统宣言形式呈现的，类似于门罗主义的单边安全保障”。虽然凯南反对签订永久的军事条约，北约还是在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努力下成立了。尽管贝文并未向美方提出签订正式条约或形成军事同盟，他所提出的凭借“基于实力、财富和决心的理解”来抵制“苏联的渗透”的要求仍然开启了后续的一系列谈判，并最终带来了北约的建立。
简言之，北约的建立并非源于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计划，而且条约本身与凯南的很多主张是相悖的。凯南只要求遏制苏联，而杜鲁门决定抵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凯南只想要一场心理上的冷战（通过宣传和影响选举来取胜）；而杜鲁门通过北约将其军事化了；凯南认为为了维持均势就值得保护欧亚大陆和日本，而杜鲁门则对自由社会受到的意识形态威胁有全面的考虑；凯南只希望出现一个中立的欧洲，而不是像杜鲁门做的那样在与苏联针锋相对的两极世界中领导西方。
北约的建立并非特例，马歇尔计划的成型和后来1987年美苏《中程导弹条约》都是从循序渐进的学习中产生的。在这些事例中，大战略规划都让位于当时条件下合理的决策。
既有人批评特朗普没有大战略，也有人批评他的大战略是错误的。特朗普取得了一些政策上的成功，例如对朝鲜的态度转变和对俄罗斯的强硬立场，这些变化也许都说明特朗普采取了符合浮现式战略的方式。关键不在于特朗普政府有没有幕后的长期战略，而在于它能否逐渐发展出成功的战略。换言之，只要特朗普是在追求浮现式战略，他对大战略规划的违背不一定表示他不能取得成功。
（Ionut Popescu/《外交事务》杂志）
但我认为这种假定没有根据。在复杂的世界中，领导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因此外交政策的胜利在于即兴发挥、循序渐进和随机应变——我称这种方法为“浮现式战略”，因为这一战略的轮廓是逐渐显现而不是提前计划好的。
理论上讲，制定大战略是很有必要的，但它在实践中却有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准确评估国际安全环境所带来的威胁和机会以及它们将来的可能变化是非常困难的。成功的战略不一定要预先规划好。实际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也不支持所谓的战略远见：研究发现，具备专业知识的专家并没有比普通人、大猩猩、甚至是计算机在做预测时做得更好。这就是说，在进行长期的战略规划时，决策者们实际上是在“黑夜里开车”。
然而，“浮现式战略”则假设目的和手段都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成功的战略不一定要预先规划好，实际上由于世界很复杂，也不可能预先设计好。重点在于学习，而不是计划。浮现式战略主要是在当今的商业领域得到了研究，其中一位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者认为“刻意的战略规划注重控制，即要确保目标通过行动得以实现；而浮现式战略则重视学习，即在行动中逐渐理解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目标。”换言之，人们的目标是可以在实现它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的。
冷战期间，许多美国的战略成功，可以通过浮现式战略模型加以更好的解释。
遏制主义就是一例。20世纪40年代，美国针对苏联的扩张和全球共产主义采取了遏制政策；一般认为，是乔治凯南在他著名的1946年“长电报”中设计了遏制主义的大战略。凯南在文中指出美国可以“针对苏联政策的变化与动作，在一系列变动中的地理和政治前线”对“苏联带来的压力”加以“遏制”。
但将遏制主义视为大战略不符合历史证据。尽管凯南对美国当时的战略形成的确有所贡献，但杜鲁门遏制战略的主要元素（如北约、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是在逐渐显现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实际上与凯南的战略设计相反。
杜鲁门政府在1947年至1950年间通过一系列渐进的决策和学习，才产出了上述的元素。以北约为例，凯南在一份1948年的报告中主张美国的政策应该“以美苏共同从欧洲心脏地带和平撤退为目标”；凯南还担心将已经加入马歇尔计划的欧洲国家纳入北约“将意味着使现存的贯穿欧洲的分界线最终军事化”。因此凯南和政策规划办公室主张美国应该只提供“以总统宣言形式呈现的，类似于门罗主义的单边安全保障”。虽然凯南反对签订永久的军事条约，北约还是在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努力下成立了。尽管贝文并未向美方提出签订正式条约或形成军事同盟，他所提出的凭借“基于实力、财富和决心的理解”来抵制“苏联的渗透”的要求仍然开启了后续的一系列谈判，并最终带来了北约的建立。
简言之，北约的建立并非源于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计划，而且条约本身与凯南的很多主张是相悖的。凯南只要求遏制苏联，而杜鲁门决定抵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凯南只想要一场心理上的冷战（通过宣传和影响选举来取胜）；而杜鲁门通过北约将其军事化了；凯南认为为了维持均势就值得保护欧亚大陆和日本，而杜鲁门则对自由社会受到的意识形态威胁有全面的考虑；凯南只希望出现一个中立的欧洲，而不是像杜鲁门做的那样在与苏联针锋相对的两极世界中领导西方。
北约的建立并非特例，马歇尔计划的成型和后来1987年美苏《中程导弹条约》都是从循序渐进的学习中产生的。在这些事例中，大战略规划都让位于当时条件下合理的决策。
既有人批评特朗普没有大战略，也有人批评他的大战略是错误的。特朗普取得了一些政策上的成功，例如对朝鲜的态度转变和对俄罗斯的强硬立场，这些变化也许都说明特朗普采取了符合浮现式战略的方式。关键不在于特朗普政府有没有幕后的长期战略，而在于它能否逐渐发展出成功的战略。换言之，只要特朗普是在追求浮现式战略，他对大战略规划的违背不一定表示他不能取得成功。
（Ionut Popescu/《外交事务》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