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费孝通的美国之行
更新时间：2015-09-04 12:34:37 | 来源： 
尚道社会研究所
1943年6月—1944年7月，费孝通在美国做了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这一年正值二战的转折时期，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美国的太平洋战争都从相持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这次战争中的访学对于费孝通个人来说固然是难忘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二战期间中美在政治、经济同盟之外，文化和学术上的交流与合作。
在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1943年，忽然有机会前往美国访问，对于一个中国普通学者来说，绝不是一件可以预期的事情。费孝通当时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在日军轰炸昆明时不得不带着家人到乡间躲避，其时同样饱受战争之苦的陈寅恪曾半开玩笑地称这种情况为“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在充满苦难和危险的日子里，费孝通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访美一年这样的机会从天而降。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成为美国在亚太战场的最大盟友。除了经济、军事的援助外，美国人也没有忽视在文化上的援助，特别于1942年1月在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司下设立了对华关系处，全面负责战时与中国的文化学术交流。对华关系处建立后很快制定出了工作计划，中美学者的互换交流是重要项目之一。1942年底前该处向中国派出了6名美国学者，1943年又派出16名，如通信专家Omar C.Bagwell、水利专家Willis C.Bar⁃rett、航空专家Frank N.M.Brown等，他们基本都是应国民政府各部门的要求，由美方选派前来帮助中国同行解决实际技术难题的。
美国学者陆续到位，中国学者的派出也就开始提上议事日程。考虑到当时中国不可能派技术专家前往美国实现对等的交换，美方决定主要在中国大学里选派做基础研究的教授去美国做访问和交流。为了更好地做好遴选工作，对华关系处和设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展开了紧密的合作。
1942年11月4日，美国大使馆在通知中国教育部的同时，正式向6所中国大学校长发出邀请函，请求他们推荐合适人选。有5所大学很快做出了反应：西南联合大学推荐了哲学教授金岳霖，中央大学推荐了生理学教授蔡翘，武汉大学推荐了政治学教授刘乃诚，浙江大学推荐了地理学教授张其昀，云南大学推荐了社会学教授费孝通。这几位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除了张其昀外，其他4位都在国外受过教育，英语流利。其中金岳霖和蔡翘都曾长期留学美国，金于1920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蔡于192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刘乃诚和费孝通则是伦敦大学校友，分别于1930年和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这5个人当中，年纪最轻的是费孝通，时年32岁。但对美国学界来说，最知名的却正是费孝通，虽然他此前从未到过美国。费孝通的海外影响主要来自他1939年在英国出版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序中称赞该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一评价虽然含有导师提携学生的美意，但并非过誉之词。
推荐人选难产的是四川大学，由于校长换人，再加上派系斗争，经过种种波折之后才终于选定了政治学教授萧作梁。和前面5位相比，此公的学术声望比较一般，到美国后也似乎表现平平。
1943年1月底6位人选正式确定后，对华关系处希望他们3月即能成行，但教授们都有课务在身，均表示要到6月，最早也是5月才能结束课程前往美国。美方着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在1942财政年度（截止于1943年6月30日）内将费用支出，免得拖到下一个财政年度。但很快美方发现，即使教授们愿意早点出发，运输问题也不是马上就能解决的。当时中美之间唯一的空中通道是从昆明或重庆飞越美国人称之为Hump（驼峰）的喜马拉雅山脉到达印度，然后取道非洲跨越大西洋到达美国。在战火纷飞的1943年，要在忙于军事运输的数量有限的飞机上争取几个民用的位置绝不是一件小事，需要写一大堆申请报告，得到多个部门的批准。既然教授们希望尽量教完一学期的课程再离开，而美国使馆也需要一段时间来安排交通运输问题，于是双方达成折中的共识——5月1日启程。但这个日期同样是不现实的，费孝通等人直到4月26日（也就是预定启程前5天）还没有拿到护照。当教授们于4月下旬到达重庆集合时，国民党教育部当局告诉他们，他们在出发之前必须到中央训练团接受6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才能发给护照。中央训练团创办于1938年，负责轮训当时各地区、各部门的中高级在职人员，以巩固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的思想和组织控制。对于表面倾向自由主义而内心充满爱国热忱的大学教授们来说，这种培训显然是多此一举。美方对此更为反感，经过和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多次交涉，将培训时间从六个星期减少为两个星期。但即使如此，5月1日出发的原定日期也必须推迟。本来美方已经预定了5月1日从重庆经卡拉奇飞美国的军机座位，现在又不得不重新安排。
到1943年6月5日，载着费孝通等几位学者的飞机终于离开重庆前往印度。在重庆培训和等待出发的不到两个月时间里，重庆物价飞涨，使教授们陷入了不小的经济危机。重庆的情况在国统区具有代表性，战争期间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几乎一天一变，甚至一天几变。对于费孝通等人来说，飞离重庆同时意味着摆脱了经济困境。根据与美方的协定，自离开中国之日起，美方为每位学者提供每天10美元的生活费用，另外再一次性地发放500美元的补贴，学者们基本上都将这笔补贴留给了家属，以对付国统区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
二
在美国期间费孝通最大的学术成果是英文本《云南三村》（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一书的翻译出版。该书收入了费孝通和他的学生张之毅在云南内地农村调查后所写的三份报告——费的《禄村农田》和张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禄村农田》和《易村手工业》在1943年由重庆的商务印书馆出过单行本，《玉村农业和商业》此前没有发表过。
禄村位于昆明以西一百公里的禄丰县，1938年费孝通回国执教云南大学后不久就前往该村进行社会调查。这次调查是他1936年在江村调查的延续，江村位于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工商业的侵入，这里传统手工业开始崩溃，并导致了以离地地主为特征的土地制度的出现。而禄村则完全是另外一个情形，它基本没有手工业，完全以农业为生产事业，村中住着的是大量的小土地所有者而非佃户。
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出版后大受欢迎，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解剖一个小小的江村，怎么能够冠以“中国农民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这样一个大题目呢？其实费孝通本人也早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江村是江南或者说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的典型，并不能反映西部欠发达、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小的农村的情况。所以从伦敦长途辗转到昆明后两个星期，他就踏上了前往禄村的道路，他希望了解更多的社区类型和模式，在比较鉴别中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如果不是发生战争，费孝通从伦敦大学毕业后应该回到北京，在母校燕京大学或清华大学执教。战争的爆发使他不得不来到位于大后方的昆明，但这也为他调查和了解不同于江村的内地农村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战前虽然已有学者到云南实地考察，但很零星。战争使大批学者转移到西南边陲，云南一下子成为社会学家的主要田野工作基地，费孝通也正是在这块土地上逐渐走向成熟。
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是在费孝通的燕大老师吴文藻的规划下于1938年建立的，1939年在吴的努力下云大和燕大合作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研究室，费孝通以云大教授的名义，主持研究室的工作，开展社会学调查。1940年昆明遭到日军大轰炸，社会学研究室不得不疏散到昆明附近呈贡县的农村，租了当地人用来供奉神灵的古楼——魁星阁作为工作的基地，从此这个研究室就被简称为“魁阁”。“魁阁”的成员有许烺光、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均、李有义等。在费孝通的引领下，这批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学人在抗战的烽火中坚持进行社会调查，写作和出版了一系列有价值和分量的作品，这些成果作为人文区位学（社区）研究的典范，很快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认可，三层小楼的“魁阁”也因此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高大地标。《云南三村》是“魁阁”的代表性成果。
当时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条件是异常艰苦的，费孝通在《云南三村》英文版序中写道：“我们的小楼中有一个小图书室，都是些老书，是研究人员在学生时代积攒起来的。偶尔我们能找到一个女佣，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必须自己做饭和打水。没有秘书，我们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一页纸一页纸地油印。当我们去做田野调查时，我们不得不步行几十里山路，有时连着几天翻山越岭。村民也并不总是那么友好，有一次他们把我们安置在存放死马的房间里过夜。”但是所有这些困难都没有使他们退缩，反而激发了他们的热情，越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越是感觉到了自己的责任。中国要实现工业化，要在战后重建和发展，就必须清晰地了解自己的过去和现状。学者们无法在战场上报效国家，但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为未来出力。
费孝通到美国后，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禄村农田》的翻译工作（1943年7月—10月），其间得到该校人类学教授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和他的学生保罗·库珀（Paul Cooper）的协助。此后他移师芝加哥大学，在那里完成了另外两篇的翻译（1943年11月—1944年1月），在翻译过程中同样得到了美国同行的大力支持。全书于194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继《江村经济》后，费孝通又一本产生重大国际影响的著作。
对照《禄村农田》等三篇论文的中英文版，我们发现它们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费孝通为了让原本独立的三篇中文论文在英文版中更好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在翻译时做了一定的调整。最显著的是，《禄村农田》原来有一个“导言”，《易村手工业》中有一个费孝通写的“序”和一篇张之毅写的“调查的经过和方法”，这些内容在英文版中被纳入了整本书的“导言”和“结论”中。此外，费孝通在英文版中也刻意淡化了有关国内政治问题的表述。从这个角度来说，该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经典，同时也是中国学术走向英语世界的里程碑。它所提供的成功经验对于当下中国文化和学术走出去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芝大期间，费孝通遇到了一件巧事。社会学系的秘书为了费孝通便于工作，特别为他提供了一间临时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主人是荣休教授罗伯特·派克（Robert Park），平时很少来学校，此时正好又在外地。秘书提出将房门上派克教授的名牌换成费孝通的，但费婉言谢绝了：“不要换，我喜欢这名字。”秘书有点不解地走开了。费孝通在此后不久所写的一篇短文中对此做了解释：“原来派克先生是我的老师。他曾在我在大学里念书时到过燕京来。我那时虽则还是个莫名其妙的学生，在他班上，除了怨恨这老头偏偏喜欢在清早7点钟上课，既不缺课，又不迟到，弄得我早点都吃不成外，我对他可以说是十分崇拜的。就在他的课上，我决定了此后10多年的运命，苦的甜的都不能不归功或归罪于这老头。”（《初访美国·鬼的消灭》）派克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一生致力于对城市社会问题和贫民阶层的调查研究。1931—1932年他到燕京大学讲学，将社会调查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教授给了燕大学子，并亲自带学生到天桥、大栅栏等处进行实地调查，示范课堂上所教授的知识。他一年的讲学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秘书显然不知道这一大段前缘。在老师的办公室里，费孝通的翻译速度确实加快了，但遗憾的是最终还是没能在老师去世前出版，派克于1944年2月去世，为了纪念这位把自己引入社会学之门的老师，费孝通将《云南三村》英文版献给了派克，同时他也把该书献给了自己早年在清华的导师史禄国（S.M. Shirok⁃ogoroff）和在伦敦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后两位分别于1939年和1942年去世。他们均无缘见到费孝通的这一最新英文著作了。
费孝通在埋头翻译之外，并没有忘记利用各种机会拜访美国的同行。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哈佛大学等东部和中西部的名校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44年2月—3月在哈佛期间，他还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将“魁阁”成员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一文翻译成英文（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A Study of Labor in Chinese War Industry），交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文详细讨论了战时云南工厂中的劳工问题，和讨论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云南三村》正好可以互为补充。
费孝通在各地访问期间还花了不少时间为云大的同事和学生争取奖学金赴美深造，结果是比较满意的：他为史国衡争取到了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为张之毅争取到了威斯康辛大学的奖学金。当然他最牵挂的还是“魁阁”，他向太平洋关系学会、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申请都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募集到近一万美元；他在纽约多次和云南实业家缪云台见面，终于从云南省经济学会又得到一笔捐款。此外他还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要来一批书籍，补充“魁阁”图书馆的收藏。
虽然战争期间中美交通不便，费孝通仍然向美国同行发出了热情的邀请，并为他们的中国之行四处联络。1944年秋，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应费孝通之邀前往中国讲学，可惜由于身体不适，中途折返美国。但他没有就此放弃，1948年他再度出发，终于在清华园和费孝通再次握手。
三
1943年8月5日，也就是飞越驼峰两个月之后，费孝通一行被邀请到芝加哥大学，参加题为“自由中国”（Unoccupied China）的论坛。几位教授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向听众演说了中国抗战以来的情况，并与参加论坛的美国学者、学生展开讨论。这些演说和讨论经过整理后结集为《来自自由中国的声音》（Voices from Unoccupied China）一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44年出版。
费孝通在论坛上的演讲题目是《自由中国的社会问题》（Some So⁃cial Problems of Free China），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和云南居民他报告了自己对战时国统区的观察结果。他认为战争打破了中国内地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战前内地农村的基本特征是：出于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生育率高，人口资源大于土地资源，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没有其他的就业途径；廉价的劳动力导致两极的产生——悠闲的地主阶级和贫苦的佃农阶级；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均比较低下，同时也限制了农业技术的改良和发展；在没有技术更新的情况下生产力得不到提高，人口压力无法缓解，形成人口与资源之间的恶性循环。战争爆发后，农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分青壮年劳力被征兵，而另一部分则在新建的工厂和上马的工程（如修建云南—缅甸铁路）中找到了工作，这使他们离开土地，大大缓解了农村人口的压力，甚至造成了劳动力不足的局面。最显著的变化是农村女子涌向工厂和城市，其中不少可以说是私自逃离自己的家庭，传统的包办婚姻和生育观念被打破。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先悠闲的地主阶级不得不投入农业生产，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战争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留在农村的劳动者不仅很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工资也翻了几番。费孝通通过实地考察得出的数据是，昆明郊区农民战前的日工资是每天一毛钱，而战后则暴涨至一天一百块（这里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比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教授的工资还高30%！大学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属于高收入阶层，日子过得很舒服，但战争爆发后，他们不仅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而且成为通货膨胀的牺牲品，高校集中的昆明更是重灾区。物价上涨和收入减少，以及时不时就需要疏散到农村以躲避敌机轰炸，使教授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生活和心态，费孝通在演讲中不无幽默地说：“大学教授和农民同处一室，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但这也有好处。我的房东太太就从我妻子那里学会了如何养育孩子。而且，由于我的不断干涉，我的房东也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对太太拳脚相加了。社会阶层的混合显然大大有利于改变农民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这说明直接接触和当场示范是文化传播最有效的途径。”总之，战争改变了社会阶层的地位和收入的分配。但这只是暂时性的，战后的情况将如何呢？费孝通在演讲的最后提出，发展工业和教育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主要途径。
在英文演讲和著作之外，费孝通在美国期间还用中文写了一系列文章和游记，记录他对这个新大陆的观感。《旅美寄言》（共8篇）写完一篇后就发回国内，在昆明的《生活导报》上连载；《初访美国》（共16篇）则由生活书店于1945年出版。
与战时满目疮痍的中国相比，美国的繁荣让人惊叹和羡慕。作为学者，费孝通希望告诉国人的不是美国如何发达，而是发达的深层原因：“若忘记了美国的历史，被爆发的都市文化挡住了视线，我们会误解美国的国民性。大企业，大工厂，大都市在美国确有它们的势力，它们表示了美国的力量，可是只是皮肤和肌肉，并不是骨骼。骨骼还是他们在早年工业尚没有发达之前，在拓殖时代乡村生活中所养成的。那种粗放旷达的生活环境养成了独来独往，不卑不亢，自负自傲，耐苦耐劳的性格。这性格归结于他们崇尚平等，爱好自由的精神。美国的创造力并不是凭空获得的，而是从这种对生活的认真，对自由的爱好中长成的，更因为有了这种性格，这种精神，所以他们所发生出来的创造力并不像西欧日耳曼民族那样爆发成为人类的破坏和毁灭。我们要认识美国，不在他外表的耸天高楼，而是在他们早年的乡村里。”（《初访美国·贫困的早年》）学术没有国界，但学者有自己的祖国。在费孝通的内心深处，他多么希望中国早日发达起来，像美国一样傲立于世界。1938年他冒着抗战的硝烟回到祖国，就是要为实现这一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在面对美国的繁荣，他的期望更加热烈了。
当费孝通等人还在美国的时候，第二批赴美学者的遴选工作就开始了。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和教训，第二次的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1944年7月当费孝通等踏上回国旅途时，第二批的6位学者已经在各自选择的美国大学安营扎寨、埋头工作了。第二批的人员是厦门大学萨本栋、金陵大学陈裕光、北京大学杨振声、南开大学陈序经、岭南大学容启东、中央研究院汪敬熙——与第一批一样，都是中国学界的翘楚，其中陈序经是社会学家。此后第三批学者中也有一位社会学家——陶孟和。第四批（也是最后一批）名单中没有社会学家，但有三位知名的作家和画家——老舍、曹禺、叶浅予。这是和前三批不一样的地方，更大的不同在于，当他们1946年启程赴美时，二战的硝烟已经散尽，世界的格局完全不同了。
（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