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百年：启蒙依然在路上
更新时间：2015-09-04 12:38:39 | 来源：转载
今年以来，全国学界纪念活动如火如荼，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台湾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安徽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系列研讨会，北京鲁迅纪念博物馆举办“旧邦新命——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展”，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化论坛以及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主办中国文化论坛——“百年重读《新青年》”，等等。重新审视百年启蒙的历程，反观当下的社会文化问题，有助于我们夯实当下文化前行的脚步。
百年启蒙中的政治逻辑与文化逻辑
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思想文化运动，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在百年的启蒙进程中，新文化运动作为源头，也成为后来启蒙运动一个重要的参照。
肇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更名《新青年》），大量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倡导民主、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共识。随着巴黎合约的签订，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与救亡、爱国相纠缠，虽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但却复归到政治斗争而告终。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谈及此，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开始比较专注于文化，它想在被认为是不太成功的器物革命、制度革命之后，掀起一场针对传统的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然而，这种思想文化的关切又始终是和对现实政治的焦虑紧密联系的，甚至可以说，它直接的动因和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解决政治问题。
启蒙一直未被知识界淡忘。到1937年，在五四运动十八周年之际，当时北平一些文化团体和救亡团体提出鲜明的口号:“纪念五四，要展开新启蒙运动。”新启蒙，其实是被“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国难深重的局面所刺激出来的，甚至直接被视为救亡运动的一部分。新启蒙者认为，“五四”未能完成启蒙计划，孔家店的恶流仍然保留着。但以为凡是西洋的都是好的，凡是中国的都是不好的，这是无理性的典型。五四启蒙运动在反对儒学方面缺少历史眼光，有些情绪化、武断化。王元化当时也认为：“‘五四’启蒙运动的时候对于理性是不注意的，到了目前的新启蒙运动时，理性已经被抬高到重要的地位。”但面对动荡不安的国内国际局势思想界疑虑重重，对“新启蒙”的含义及必要性等持疑问态度，加之日寇的全面侵华，使新启蒙运动草草收场。
当代中国第三次新启蒙运动则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值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现代化体制的转型期。尤其是“四人帮”倒台之后，“人的觉醒”“人的哲学”的呐喊声震一时。新启蒙运动以“文化的现代化”为诉求，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建立市场经济，没有实现人的个性自由，没有实现现代化，皆因为“中国文化传统”存在根本性缺陷。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首先实现文化的转型。对此，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指出，“‘五四’的启蒙要求、科学与民主、人权和真理，似乎仍然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量而重新被人发现和呼吁，拿来主义甚至‘全盘西化’又一次被提出来。这不是悲哀滑稽的历史恶作剧么？绕了一个圈，过了七十年，提出了同样的课题？”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对西方思想理论的评介和研究陡然中断，知识分子自觉地从思想走向了学术。
纵观启蒙的百年历程，我们会发现，如复旦大学孙向晨教授所言，尽管启蒙运动存在着政治和文化的两种逻辑，但在某种意义上，政治逻辑始终压制着文化逻辑，李泽厚称之为“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的诉求”，以至于激进主义的政治要求挤压了文化上进一步反思的可能空间。这不仅使“启蒙”工作没有完成，甚至我们都没能在启蒙基础上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合理性反思。
激进主义再认识
不少学者一谈及激进主义、反传统，往往把根子溯源到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究竟是全盘反传统还是中西合流，成为今年学界探讨的焦点之一。与新文化运动一样，新启蒙运动的初衷未必仅仅是为了进行文化清算，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寻求突破现实制度困境的历史性出路。
不少学者从资料入手，认为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自身都有着某种程度上开新与回归的现象，但激进主义依然是当时的一个基调。广州美术学院李公明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政治的萌发与发展有自己的历史脉络，虽然其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不无联系，但是并不存在因果性的直接联系。早在辛亥革命前，反对传统文化中的君权、神权、专制、迷信的呼声就在众多有识之士的言论中响起，提出个人自立、男女平等、结婚自由等主张。新文化运动汇集了各种思潮，自然也会出现在思想上比较激进的流派。
激进主义作为当时的一个面向，我们应该回到历史的场景中来体察他们所处的时代与心态。许多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批评孔子、反对孔教、否定儒家纲常，其实并不是指向传统，而是针对现实。因为，辛亥革命后，康有为所发起的“立孔教为国教”运动，先后与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直接捆绑在一起，相互依持、彼此呼应。武汉大学李维武教授认为，正是这个严峻的现实，激起了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孔教、儒家纲常的批判。
其实，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对自己的激进有着清醒的认识。一向温和的胡适曾特别解释了何以要反对调和，他表示，“主张全盘西化”是因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即使“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
被认为是“东方文化派”代表的梁漱溟认为，晚清改革想将西方的“制造”一类东西搬到中国，却“全然没有留意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它们的来源”，其来源即“西方的根本文化”。从西方文化产生出的“这些东西对于东方从来的文化是不相容的”，搬不过来的，所以，他主张对于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因为西方文化已成为世界的文化，“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可见，中国需要纯粹的西学，西洋学说被调和的“中国化”以后，便可能失去“输入新知”的意义，这是当时多数人的共识。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这一现象，北京大学程美东教授认为，他们激烈反对传统中某些元素的延续，是传统家国情怀与世界现代开放意识在严酷现实挑战面前所做出的双重反应。其实近代中国士人面临西潮冲击，在国家已处于“世界”边缘的境况之下，“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多数中国读书人共同思考的问题。
今天反观他们的观点，虽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无道理。我们引进西学上百年，究竟真正消化吸收的有多少呢？五四运动命名者罗家伦曾说过，“一般老先生以为我们谈新的人就不读中国书，是错误的。不知我们换了一付眼光、换了一套方法来读中国书,反而可以比他们多找出一点新东西来。”因此，我们今天对于激进主义或许应该有进一步的认识。
启蒙不能停留在高蹈的文化理念上
新文化运动已经百年，今天迫在眉睫的任务并非单纯的纪念或怀旧，也并非简单的是是非非的学术讨论考证，而是应该反省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启蒙。百年启蒙的进程当中，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八十年代的新启蒙，启蒙的方向已经被理性地建构出来，但却由于救亡的重任并没有被真正执行。
他们所介绍的西方思想资源确实冲击了当时正统的意识形态，但是，简单把现实的社会问题归因于文化，就像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所说的，“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终归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巨大错误。他们忙于与文化、与民族性作战，反而忽略了对宪政、法治、民主等制度因素的深入思考。如本杰明·史华兹在《论“五四”前后的新保守主义》中所追问的那样：“启蒙时代观念的主流，似乎是在社会政治秩序中寻找人类困难和罪恶的根源。而它的乐观主义则基于这样的假设：一个理性与自然协调的新社会政治制度能够建立起来。然而问题在于：谁来建设这一新制度？”史华兹其实隐含地指出了中国启蒙之路的缺陷——启蒙往往停留在高蹈的文化理念上，而没有真正落实到具体社会制度的建构。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单世联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深表赞同。他认为，从五四时代的“新文化”、30年代末的“新启蒙”、再到80年代，几乎所有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变革诉求，都不但否定传统，而且不断地超越现实。变化是如此的迅捷，“新”当然也就难以生根生长。历史的经验表明，“新思想”的“牢固深入”为一种统一的“世界观”，仅靠学者论辩、理论宣传是不够的，还需要政治权力的支持和文教制度的保障。
百年回首，当时新文化运动所努力追求的“尚实利而非虚文”、个性自由、民主等，在当下都已经变成现实，社会的确前进了一大步，但问题依然丛生。与当前社会道德的困境是否此存在某种关联呢？这也导致曾有过的所谓“制度与文化”讨论，探讨以何种方式遏制最有效，结果一方认为要靠制度改革，另一方则认为要靠文化素质的改造。尽管我们的市场机制正在逐步建成，民主体制在逐渐完善，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如果说中国要完成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的现代转型，那意味着中国现代化之路依然漫长，我们要警醒，启蒙依然在路上。
《社会科学报》总第1465期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