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学人】寒竹：谈谈中国学的文化主体性

更新时间：2016-06-03 15:35:35  |  来源： 文汇报

    顾名思义，中国人的中国学应当是以中国人为研究主体、以中国理论为框架，把当代中国放在世界中来考察和研究。中国学不是研究中国的某一个局部领域，而是以整个中国为对象。但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并非一种泛泛的文明研究，而是着重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与发展。当代中国社会从何而来？何以形成？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应当如何抉择？应当走向何方？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如何构建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学提出一些初步意见，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让中国学界更加关注中国学的构建。

    中国立场与全球视野的辩证统一

    从表面上看，中国人研究中国，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研究，应当是占尽优势，轻车熟路。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从认识论上看，人类认识自己并不比认识外部世界更容易。中国古人讲“智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也认为认识自己很重要但也很困难，古希腊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石柱上就刻着“认识你自己”的箴言。确实，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国家，有语言、文化、地理上的优势。中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肯定比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更多，更深刻。但是，中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这就是要防止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这是人类自我认识最容易陷入的误区，也是中国人构建中国学首先要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从方法论看，要避免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中国学的研究一定要做到主客观的辩证统一。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学，既要有中国立场、中国情怀，又要实事求是，理性客观；既要有中国视角，历史比较，又要有全球视野，中外比较；既要坚持中国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又要善于学习和吸取其他国家在中国研究中的积极成果。要而言之，在中国学的研究过程，必须要始终如一的坚持辩证的思维方法。 

    目前，中国本土的中国学起步不久，尤其要防止两种片面倾向。首先是要防止中国学继续沿用西方国家的观察视角、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如果中国在构建中国学时不能走出西方国家研究中国的窠臼，那么中国学界构建的中国学就丧失了自己在文化上的主体性，最多只能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一个补充，成为西方国家“外国学”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要防止把中国从外部世界中割裂出来孤立研究，陷入自说自话、闭门造车的误区，这种封闭僵化的中国学将无法摆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困境，既无法真正认识中国，也无法认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总而言之，中国学界构建中国学必须要始终坚持观察、分析和研究过程中主客观的辩证统一。

    国情决定了中国研究的复杂性

    与其他国别研究相比，研究中国要复杂得多，这个复杂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社会的人口规模决定了这个研究学科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中国的超大规模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极大地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基本面貌，而世界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以，对中国这样复杂的现代化进程进行研究，无疑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 

    其次，中国巨大的地理环境差异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决定了中国研究的复杂性。胡焕庸线呈现出的中国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在今天仍未改变。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大国，也不具有中国的这种不平衡性。究竟什么是中国？这个看似最简单的问题要讲清楚其实并不容易。研究中国，特别要避免陷入盲人摸象的误区，切忌以偏概全。 

    此外，中国悠久的历史也决定了研究中国的深度非常之深。当年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文明兴起很早，但是它们很早已经中断了，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持续不断的只有中国文明。所以，研究当代中国，不能不研究历史上的中国。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学研究的深度。 

    以上三点决定了中国学要研究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中国，决定了中国学研究特有的广度和深度。

    理解当代中国须理解历史的中国

    中国学的研究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不是象牙塔里的研究，而是为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学研究的对象是当下的现实中国，但是如何界定当下的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笔者以为，要理解当下的中国，必须要考虑到纵横两个维度，这就是“古今”和“中外”。

    “古今”维度是纵向的，是指今天的中国是从古代中国发展而来，要理解当代中国就必须理解历史的中国。“中外”维度是横向的，是指近代以来“中学”与“西学”的碰撞和融合，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古代中国的简单延续，而是在历史中不断吸收和融合了外来文化。所以今天的中国既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元素，也包含了大量“西学”的元素。“古今”和“中外”这两个维度的交汇构成了今天的中国，这是理解当代中国的基本思路，也是研究中国学的基本思路。 

    从这两个维度来思考今天的中国学研究： 

    中国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既不是理论的发源地也不是制度的发源地。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两个来源。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制度来源是苏联在1917年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还是制度来源，都是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中从国外传入中国。从历史的线索看，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并非中国本土的原创，而是从欧洲传入中国。 

    再来看市场经济这个因素。中国社会今天的市场经济机制，基本上被理解为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国家引进。中国现代企业的基本构架和生产模式，营销模式、包括资本市场，会计和审计、银行保险等等，很多方面都是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 

    所以，从表面上看，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机制好像都是从外部输入，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社会主义进入中国之后能够落地生根、茁壮成长？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在它的发源地欧洲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中国却显得生机勃勃，极富生命力？这个现象怎么解释？社会主义中国能够这样生机勃勃发展，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个历史渊源在哪里？要把它讲清楚。这是当代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同样，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蓬勃发展？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引进市场机制，为什么苏联失败了？东欧失败了？为什么市场经济进入中国之后能够发展得这么迅速？这跟中国的传统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深入研究。

    仍然应当坚持“化西学为中学”

    从“中学”与“西学”的横向维度来思考今天的中国学研究：

    笔者认为“中学为体”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从理论上讲，中国人不可能做到不以“中学为体”，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基因决定了只能以“中学为体”。但是“中学为体”固然有道理，“西学为用”却是错误的，因为体用不可分。 

    如果以“中学为体”，但又摈弃“西学为用”，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对待“西学”呢？这是今天中国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把“中学为体”的这个“中学”看成是一个凝固不变的东西，不能简单地把“中学”等同于儒学或等同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而应当把“中学”看作是一个流动和变化的概念。 

    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西学东渐，“中学”在“西学”的冲击下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从晚清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再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49年中共完成现代建国，再到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中学”一直处于“化西学为中学”的动态之中。今日之“中学”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大量的“西学”元素。中国社会今天使用的现代汉语包含了大量来自西方的概念和词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已经成为今天“中学”的本质性内容。今天讲中国道路，就是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基于上述原因，今天的中国学研究仍然应当坚持“化西学为中学”。中国在今天以及未来，还需要努力向西方学习。但是这种学习不是照搬，更不能以“西学为体”，而是“化西为中”，把“西学”中的精华化为“中学”的一部分，化为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学的一部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本土的中国学研究刚刚起步，亟需确立一些基本的界定和探索新的研究思路。从中国目前的中国学现状看，这门学科的构建还任重道远，有待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作者为中国力研究中心主任、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