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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竹美国智库行之一 对话兰德智库专家Charles Wolf

更新时间:2015-09-15 16:10:30  |  来源: 尚道社会研究所

寒竹美国智库行之一
对话兰德智库专家Charles Wolf
 
2015年9月10日,香港中国力研究中心主任和上海春秋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寒竹在美国顶级智库兰德公司总部访问了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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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博士是兰德公司资深专家,帕迪兰德研究生院国际经济系杰出系主任,高级经济顾问,教授。寒竹和沃尔夫博士就中美间的战略问题及关系进行了广泛交流,这里择其要点发表。
查尔斯·沃尔夫博士(Charles Wolf )简介】
查尔斯·沃尔夫从本科到博士学位都是在哈佛大学获经济系完成。早年曾在美国国务院任外交官(1945-1947年,1949-1953年)。1950年代初,他任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和亚洲研究的访问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和远东研究的助理教授。1955年,他加入兰德公司;1967-1981年,主管经济研究部;1970-1997年,他创建帕迪兰德研究生院(Pardee RAND Graduate School )并任院长;他现任该院教授。
沃尔夫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并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国际商业和经济研究所顾问;他是Capital Income Builder 和Capital World Growth and Income, Inc.的董事会成员,以及美国经济学会、计量经济学学会、外交关系协会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成员。
2007年,沃尔夫获日本政府颁授旭日中绶章,借此表彰他的研究对帮助美国公众了解日本,以及对日美关系的贡献。沃尔夫在日本外交部接受绶章,其后到皇宫受明仁天皇接见。该奖项是日本授予学者的最高荣誉。
查尔斯·沃尔夫在兰德公司的官方信息:
http://www.rand.org/about/people/w/wolf_jr_charles.html
 
中国经济的增速并不低
寒竹:沃尔夫博士,你是从事战略研究的经济学家,我们首先从经济问题开始讨论。中国经济增速近几年开始放缓。由于中国30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发展,这几年的经济减速让一些国内外的学者和政界人士感到担忧,认为中国经济的前景并不明朗。
我想,要了解现状与未来,首先要比较准确地解读过去。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日本在二战后也有几十年的高增长,但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比日本还要大很多。在你看来,中国这种高增长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沃尔夫: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很惊人,30多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速保持了世界记录,几亿人口脱离贫困,世界各国都感受到中国经济的成就和影响。
讨论经济增长时,GDP和人均GDP都是关键参数。中国从前的人均GDP低,是相对贫困的国家,在这一阶段,经济比较容易保持高速增长。随着中国人均GDP的上升,要保持从前的增长速度会更难。中国的经济增速将进入稳定增长的阶段,从年均8%回落到7%,甚至5%。中国政府将这种稳定增长称为新常态(The New Normal)。这个增速并不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GDP的增速只有2%左右。
寒竹:在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中对经济发展的道路有一些讨论。其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实施类似于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像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的,弱化政府参与经济的角色,政府干预越少越好,主要靠个人消费拉动经济;另一些人主张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与干预,政府参与经济,刺激出口,投资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当然,还有一些人主张混合经济模式,把市场运行和政府参与结合起来。在你看来,哪一种模式比较适合中国?
沃尔夫:这个问题很大。在理念上,经济学家可以主张各种理想状态下的模式;但在实际经济中,情况没那么简单,只有一种混合的方案才能应对复杂的情况。
 
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系
寒竹:在中国,经济增长被认为是社会稳定的保障。之前,很多人担心如果不能保持8%的增速,就会引发失业率上升和社会稳定压力增大。你怎么看这种担心?
沃尔夫:中国政府十分关心社会稳定。但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最近,香港,新疆发生的事,并不是经济放慢引起的,而是有其他需要引起关注的原因。
例如,最近在浙江,政府要求一些基督教教堂移除十字架,这引起了一些冲突和抗议,在美国也引起很多关注。
寒竹:美国最早是由离开欧洲的清教徒移民建立的国家,到今天,基督教信仰在美国还有特殊地位,在政治上也有巨大影响。我理解浙江的情况在美国引起注意的原因。
不过,要注意的是。宗教信仰在美国和中国,有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涵义。在中国历史上,宗教与政治是基本分离的,其影响主要在文化上存在。由于这种分离,宗教在中国的影响远没有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大,很少产生宗教原教旨主义。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种宗教存在,但各种宗教之间能互相宽容,而没有爆发宗教战争。
宗教在当今中国,包括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发挥的社会作用跟西方国家并不完全一样。在华人社会,宗教除了给人们提供信仰之外,同时还提供了一种社会交际平台。人们去教会,除了听教义的宣讲之外,也把教会当作一个社交场所。所以,近二十几年来,虽然宗教活动在中国及海外的华人社区发展很快,但不同教派之间很少因为信仰的分歧而发生冲突。
沃尔夫:的确,中国的宗教宽容程度比许多民主国家,比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更高。我感到很惊讶或难以理解,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在政治上属于民主国家,但却缺乏宗教宽容,不同教派常常发生激烈冲突。相反,中国社会在这方面却表现得比较好,社会对不同宗教都相当宽容。
寒竹:民主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界定,而宗教冲突可能与民主关系不大。中国是一个很早就世俗化的国家,宗教感情在一般民众中并不强烈。关于社会稳定的问题,今年3月,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发文章,预言中国经济将无法持续发展,危机不可避免,政治上将失去稳定。
沃尔夫:我不会这么看。中国经济在放慢,可能还有一些调整,但不应该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悲观。
不过我注意到,经济发展带来一个变化就是产生了大量网民。中国今天有6亿多网民,如此大规模的网民群体在网络,社交媒体上获取信息,参与表达,也影响了中国的舆论和政治,这是一个新的因素。最近,香港和台湾的街头抗议运动,在中国大陆网民中也在引起关注。
寒竹:在香港和台湾出现的街头抗议运动,在美国的媒体上被报道很多,但在媒体的报道中,往往忽略了街头运动诉求的多面性。抗议的学生有一部分诉求指向政府,但同时也反对寡头化的大资本,并没有一种统一的,具体的,可政策化的诉求。
沃尔夫:这是真的,我同意。
寒竹:我在中国和美国都有很多年的生活经历,我的印象是在中美两国的价值体系中,美国更强调自由,而中国更看重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在历史上就有政府参与再分配的传统。
沃尔夫:对于中美两国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我赞同你的看法,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不过,由于网络,社交媒体的发展,年轻一代在文化交流,互动上会更频繁,价值观也会趋于一致。
 
中美两国需要将利益共同点与分歧点界定清楚
寒竹:最近几年来,中美关系比以前似乎有所降温,出现了一些分歧。你认为中美之间冲突的主要诱因是什么?
沃尔夫:之前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地区和全球的影响正在变强,中美两国都需要一些时间来习惯这些变化。
寒竹:你的意思是说,中国的迅速发展使得中国的国力越来越接近美国,于是双方都感到不自在,所以需要时间来适应?
沃尔夫:是的,我正是这个意思。
寒竹:前几年,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提出了中美两国合作的G2概念,你怎么看G2框架?
沃尔夫:我不会同意G2的概念,世界不可能由中美两个大国来主导。中美两国需要积极地做一些事情来减少分歧和加强合作。
兰德公司正在研究美国和中国之间有哪些利益共同点(convergent interests)和分歧点(divergent interests)。现在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分歧,在台湾问题上有分歧,还有其他的分歧等等;但在反对恐怖主义,反对核扩散上又有一致的利益。双方可以在利益共同点上增进合作,在利益分歧点上避免冲突扩大,创造一种双赢关系。我们应当把两国的利益共同点(convergent interests)和分歧点(divergent interests)详细准确地梳理和界定清楚,有些原则分歧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但有些分歧是可以消除的,特别是共同点是可以扩大的。这样中美关系在总体上就会趋于良好。 
寒竹:日本对亚太地区和中美关系有很大影响,中国也很重视中日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您如何看最近中日之间的分歧?
沃尔夫:我注意到中国最近在纪念抗日战争。中日关系受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以及日本是否反省这段历史的影响。与德国不同,日本并没有彻底反省。二战后的德国政府与此前德国的政权没有联系,但日本保留了天皇制,而反省侵略历史,又会与天皇对战争的责任联系起来。因此,日本政府不可能像德国那样反思历史,这对中日关系有影响。
寒竹:你说得对。在日本的历史上,天皇具有神的地位,而日本天皇又跟侵略战争有关系,这是日本对二战的侵略历史缺乏反省的原因之一。还有一点,有的日本右翼认为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把东亚各民族,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他们认为日本扮演了解放者的角色,打破了西方国家在远东的殖民体系。日本在战争中有很多暴行,但目标是好的。他们用这个为拒绝反思历史的态度辩护。这一态度,不仅中国人,包括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很难接受。
寒竹:在美国经济不振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难免有些杂音。经济不好,政客,媒体总会去找一些外部因素。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中国和全球经济都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您怎么看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 
沃尔夫:2016年总统大选后,希望有一些利好经济的消息。下一届政府执政,会对经济政策有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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