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看似无关痛痒的推文收到了数千条愤怒的回复，其中很多是来自新闻学院的学生或刚毕业的学生，他们对瑞伊显然在他们的领域里找到了一份稀缺的工作表示失望。正如一位推特用户写道“我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中得了33分（满分36分），进入了美国高中毕业生最高荣耀“全美优秀奖学金”(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的半决赛(Semifinalists) ，花了数千美元和数千小时辛勤工作，从美国最好的新闻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在毕业典礼上做了演讲，申请了75份以上的工作，最终却仍然失业。”这条推文收到了超过10万个赞和数千次转发。

互联网上不乏廉价戏剧性情节，但如此规模的愤怒暗示着更深层次的东西。要理解Rae的笑话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多的愤怒，就得了解那些在市场上获得名望和财富的精英与那些在一个日渐衰落的帝国中寻求事业晋升的普通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

换句话说，要真正理解为什么每个人都对艾迪生·雷生气，你必须知道晚清科举制度的故事。

在近代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发现，很难招募和监督清廉的(至少是有能力的)官员。依赖省级部门有将帝国分裂的风险；依靠集中的专门人力可能会疏远强大的地区利益。解决办法，或者至少是部分解决办法，是竞争性考试。

一千年来，统治者们用考试来选拔统治阶级——尽管这种活动的范围和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到明朝(1368-1644年)及其后继者清朝(1644-1911年)，这一过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下来，进入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时期。在第一阶段，数以百万计的识字男性参加了当地1300个县中的一个的入学考试。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就可以参加更有挑战性的考试以获得荣誉，最高的考试象征性地由皇帝亲自颁发。

这些选拔考试在费时费力。要获得省级学位(第二高的等级)——乡试，需要那些已经通过下级考试（县试、府试、院试）的人前往省会参加为期一周的三次考试，而这一过程每三年才举行一次。考试期间，考生被关在一个巨大的院子里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大约5%——1500名学生——通过并进入下一阶段——会试和殿试。研究科举制度的知名学者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估计，6000名考生中只有1人能通过考试的各个阶段。

考试制度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有志之士。一些人为自己获得了官方职位，为家人获得了精英地位。更多人彻底失败了。即使是那些成功的考生，也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准备这些考试的。在文学和大众文化中，考前备考和考中失败的挫折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即使是及第者——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的少数人——也伤痕累累。

当然，对帝国来说，这些测试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各地的教育制度都是一种社会控制系统，帝王尺度上的测试仪器是塑造社会和适应朝廷需要的核心方法。标准化考试创造了标准的精英语言、文化，以及至关重要的期望。

考试系统发展了一种择优的思想，可以评分、排名和选择，以确保政府选拔出的最高质量的公仆。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排名的基础是武断的：对古典文学和哲学传统的掌握，尤其是经典的儒家文献。到了晚清，改革者们对这种痴迷不屑一顾，后来的一些英文国家也这么做了。但是，没有什么比传统的英国政府更武断的选择官员，以他们解释法律、治理和道德正直文本的能力为基础(在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学习古典文学)或者是当代的美国版本(耶鲁大学的法律学位)。

当然，对这种制度的依赖意味着，到了晚清时期，中国官员面临着儒家经典中难以想象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拥有科学或外语学位的美国决策者却少之又少，而他们却要做出有关核武器、生物技术和国际贸易的决策。

在考试道路上的成功与事业上的成功至少在理论上是有联系的。这种把功绩作为官僚事业发展基础的想法被证明是长期保守的。考试制度同时创造了一个精英，并根据早期成功管理的考试将晋升的基础与成功联系起来。即使是那些通过商业获得财富的人——这是一种被官方鄙视的行为，但却不容忽视

——他们为儿子购买最好的备考材料，以求将金钱转化为声望。对于帝国来说，这是一次成功。正如Elman所言，“培养训练有素、忠诚的儒家官员仍然是首要问题。”

考试管理的细节表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控制胜过优点。事实证明，来自较富裕的南方省份的申请人在考试中更容易取得成功，这预示着公务员制度最终将由一个地区主导。官员们设定了名额，以确保南方候选人获得最高学位的比例不能超过设定的百分比。

然而，官方的关心也仅限于此。准备考试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并且要掌握对许多考生来说本质上是一种外语——普通话。很少有穷学生能够负担得起在最低水平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所必需的学习。然而，并没有持续或广泛的运动来让较低社会阶层更容易或更容易地准备考试。从理论上讲，竞争性考试制度对所有人开放，系统地有利于富人和有关系的人——因此他们有更多的理由继续支持它。

人们总是可以通过金钱和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绕过这个制度，但它最终完全崩溃了。较低水平考试标准的降低导致了文凭的膨胀，这意味着即使是高水平的学位获得者也无法找到与他们理应获得的地位相称的工作。对政府收入的需求导致了“非正规”晋升途径的发展，在这种途径中，职位和学位可以靠购买而不是靠努力获得。在1830年到1912年之间，只有32%的清朝官员通过了考试——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封臣，满族精英有自己的权力之路。清朝在西方列强面前所受的屈辱加剧了对其政权的批评。但有抱负的精英们仍然对这个体系投入了大量资金。经济学家白营(Ying Bai)和贾瑞雪(Ruixue Jia)发现，1905年正式废除公务员制度粉碎了那些想成为精英的人加入官方队伍的希望，促使他们走向不满，并在1911年开始了革命活动。

这对内部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沮丧的考生可能会打开拒绝他们的系统，激起当地的异议，甚至更糟。最著名的例子是洪秀全，一个来自广东一个村庄的考生，他很容易就通过了当地的考试，但没有通过广州的地级考试。在那里，他遇到了外国思想，包括基督教。又失败了两次之后，洪秀全病倒了，昏迷了一天。第四次失败后，愤怒的洪秀全将自己的梦解释为预言自己将建立一个由耶稣的弟弟自己领导的帝国。他的神学思想，反清情绪，以及对社会的不满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这是对清政府的毁灭性打击，也是19世纪最致命的战争。

中国社会相关的考试制度与美国教育体系中的资格认证制度之间的相似之处，这值得我们花点时间去研究。美国的体制并不那么集中或透明，例如，常春藤盟校的学士学位比地区公立大学的硕士学位更容易打开成功的大门。为了适应一个多元社会，顶尖的美国学生追求的目标也比在宫廷服务更多样化，尽管有不成比例的一部分最终在金融行业工作。

然而，这两个体系都植根于他们自己的精英神话，而美国精英——以及有抱负的精英——对这些神话的投入并不比中国考生在他们体系中的投入少。美国体制中有抱负的精英同样面临着体制如何运作的鸿沟——通过透明的优点——以及将他们的资历转化为职业的难度。

在晚清时期，不满的没有工作的文人通过小册子、散文和海报表达他们对制度的不满。现在，不满的、未充分就业的美国文人现在在Twitter上这样做。因此围绕艾迪森·雷(Addison Rae)的争议戏剧化了政治紧张局势，这是由一个系统承诺的那些遵守它的规则的人与它实际回报之间的不兼容性引起的。

对于那些心怀不满的中国科举考生来说，一个没有经过官方刁难的普通人竟然能获得一个显赫的地位，这种想法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们中的一个人坐下来写:“我获得了举人学位，是进士学位的最终候选人，花了几千两、几十年的努力，现在却失业了。”

换句话说，Rae是无可指责的(至少在这方面)。她没有把自己的职业生涯花在传统的成功标准上——大学学位，或许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或者是政治科学博士学位——而是在寻找一条更适合她的时代的成功之路。这种抱负、聪明和勤奋的结合在TikTok上拥有8000万粉丝。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Rae成为了那些认为自己在美国版考试系统中取得成功却在现实中失败的人的攻击目标。对于一个有抱负的记者来说，可能背负着数千美元的债务，未来似乎黯淡无光。联邦统计数据显示，未来几年，该领域的工作岗位预计将减少11%，即使找到了工作，也会发现很难偿还学生贷款。类似的痛苦也困扰着学术界的推特(Twitter)，博士学位的过剩让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和文化资本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沮丧的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谴责那些证明他们的整个成功理论都是错误的人。

只要针对的是个人，这种愤怒就没什么意义。只有愤怒被动员起来并加入到政治行动中，才能对体制构成挑战。然而，运动偶尔也会抓住那些想要成为资产阶级的人的挫败感。有意巩固美国统治基础的政治领导人可以向中国古代制度学习，因为让太多有抱负的专业人士受挫是有风险的。从长远来看，收买一些文人比镇压他们的反抗要便宜得多。

本文发表于《外交政策》网站：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7/16/taiping-rebellion-addison-rae-meritocracy-exams-rebell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