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哲学在历史上的影响是极其广泛、极其深远的。他的经验主义的怀疑论构成了西方近代哲学发展进程中的否定环节,是近代哲学向前发展的内在杠杆,成为康德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出发点。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的发展,休谟所提问题的深刻意义和重要价值逐渐地显示出来,直接影响现代哲学的诸多流派,全方位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超越之路。
 

1.对康德哲学的影响。
 

休谟对康德的影响最为直接、重大。这不仅表现在休谟探讨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深深地打动了康德,而且还表现在休谟的经验主义怀疑论为康德的批判哲学提供了思想资料,奠定了批判哲学的基本框架。康德曾毫不含糊地说:“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哲学在多年以来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辩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⑪正是在休谟的启发下,康德完成了他的哲学变革,并建立起“批判哲学”。具体表现为:
 

其一,休谟探讨问题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康德。休谟从对人类理智能力的考察出发,把形而上学问题还原为认识论问题。他以经验主义怀疑论,否定了形而上学实体存在的根据,把形而上学排除出科学与理性的领域,从而否定了形而上学“求真”的可能性。受此影响,康德也从形而上学的源泉即人类理性能力入手,把哲学研究的任务集中到解决“科学知识是否可能以及怎样可能”的问题上。他通过批判性的考察,确认数学和自然科学不但可能,并且实际上已经存在;而形而上学成为科学则是不可能的。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形而上学的问题,达到了同休谟哲学相同的目的——推翻形而上学。
 

其二,休谟为康德哲学提供了思想资料。休谟的怀疑论暴露了以往哲学一个很大的弱点,即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都形而上学地割裂了经验与理性、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因而都不能真正解决世界的可知问题。如不解决这个弱点和矛盾,哲学就难以继续发展。如前所述,这个矛盾作为经验论哲学家的休谟本人是无力解决的,康德却机敏地发现了它,并发挥了休谟未经发挥的思想。康德提出“先天综合判断”理论,就是企图克服经验论和唯理论各执一端的片面性,主张将理性因素和经验因素结合起来,使科学知识成为可能。康德正是在休谟的启发下,通过对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改造和综合,力图解决思维与存在、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矛盾,从而在西方哲学史上树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
 

其三,休谟关于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的区分,也给康德以深刻的影响。休谟以怀疑为尺度和武器,剥夺了上帝在知识领域的地位,摧毁了宗教神学的哲学基础。但他并未完全抛弃宗教,他提出建立“真正的宗教”,为上帝进入信仰领域留了一条后路。受此启发和影响,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处置了一个上帝,论证理性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把宗教逐出科学领域;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又请回一个耶和华,论证了在实践领域上帝的公设是应当的和必要的,它保证了道德行为的可能性。
 

2.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
 

“现代西方哲学”这一概念不仅意味着在时间上比近代西方哲学新近,而且还表明它担负着不同于以往哲学的全新的任务——对传统哲学的全面超越。传统哲学的基本信念主要表现为本体论上的实体主义、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和方法论上的科学主义,而现代西方哲学走的正是一条批判、反省实体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向传统哲学提出根本性挑战的超越之路。这构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精神内核。对现代西方哲学而言,休谟相对于其他近代哲学家,更有其独特的魅力。如果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动态地分析现代哲学的演变的话,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现代西方许多哲学流派对传统哲学的超越,都可以在休谟哲学中找到印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休谟以其天才般的远见卓识,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奠基人。
 

第一,对传统哲学实体主义本体论的超越。传统哲学认定,在宇宙万物中存在着某种本原性的实体、本质,因此,它把实体问题看成是哲学探讨的根本目的。休谟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把知识局限于现象界,指出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反对理性的超验使用,从而把人们从实体主义的迷梦中唤醒,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反形而上学的先河。在否定了追求形而上学实体的意义之后,休谟哲学的“第一原理”在哲学史上最早把实证意义提了出来,给现代实证哲学以重要影响。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中的“逻辑原子论”、“可证实性原则”、“还原论”等都同休谟哲学有着密切的师承关系。当代英、美哲学主张“拒斥形而上学”,反对实体主义追求的抽象本质,认为只有经验事实才是最实在的,不存在现象之外的超经验的实体。这一思想显然是以休谟哲学为最初发源地的。
 

由于休谟否定实体主义的意义,因此他并不关心实体世界,他真正关心的是现象世界,即现实世界。他的自然主义思想努力在实体世界之外去发现人的生活世界。休谟的感性、情感、社会道德生活为人立本的导向,引起了现代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潮流的强烈回响。胡塞尔主张把实体世界“悬搁起来”,以达到“回归生活世界”的思想,狄尔泰的“生命哲学”,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等无一不是对休谟“生活高于哲学”原则的承袭。他们都反对实体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认为生命才是哲学的唯一对象,生命背后没有物体也没有理念实体,这就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形而上学实体论的超越。
 

第二,对传统哲学理性主义认识论的超越。理性主义一向是西方哲学的传统,文艺复兴更是坚定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信念。然而,这一传统在近代经历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消解,它来自休谟。休谟说:“理性是,并且应该是情感的奴隶。” ⑫把理性置于情感之下,这是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哥白尼式的颠倒。因此,休谟哲学是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渊源之一。
 

休谟哲学的非理性思想,从否定的一面看,表现为怀疑主义。他从经验和观察中得出理性信念并不存在的结论,极大地动摇了理性的地位,导致了非理性的爆发。从肯定的一面看,休谟的非理性思想表现为他的自然主义理论。休谟自然主义思想的基本倾向是非理性的,它竭力用“想象”、“习惯”、“本能”等前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来说明人的活动,描述人的共同本性,解释人的精神现象和人生现象。因此,休谟哲学代表着18世纪重理精神的破产,导致了非理性信念的爆发。
 

第三,对传统哲学科学主义方法论的超越。古希腊哲学与科学是浑然一体的,自然科学原则明显地支配着希腊哲学。近代自然科学获得迅速发展,受此影响,近代哲学让自然科学的方法占据了思维中心。现代哲学要超越科学主义的方法,就必须在原则上使哲学和自然科学划清界限,不再相信自然科学对哲学的优越性。休谟哲学通过对因果关系的诘难,否定了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必然性,使自然科学知识成了一些或然的判断,大大地损害了自然科学的权威。“休谟问题”成为现代西方哲学反对科学主义方法论的有力武器,并在此基础上力图使哲学处于一种相对于所有的自然科学来说是全新的维度中。它不再向自然科学的方法借贷,而是要创立一套适用于哲学自身的方法。
 

传统哲学的科学主义方法论是一种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它的错误之处在于它无条件地承诺这样一个前提:主体和客体属于相互分裂的两个世界。现代西方哲学超越主客对立的思维方法,走向了主客不分的本源性情感体验。马赫的“要素论”、詹姆斯的“纯粹经验”,以及新实在论的中立一元论,都是这一超越的结果。但寻根溯源,这种主客不分的思维方式早已初见于休谟的观念论中。休谟认为来源于感觉经验的知觉才是知识的对象,而知觉是无分主客的,认识的客体和主体都包容于其中。可见,休谟和上述哲学家之间不无理论上的根苗关系。

注: